书城管理东莞企业家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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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铮铮铁骨成就美丽手袋

赵江

【人物导读】曾凌灿,男,安徽六安人,1974年出生于一个农村教师的家庭。1991年2月,离开家乡来到东莞大朗一家港资企业——源兴皮件厂打工,从事裁床工的工作,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被深圳华意皮件厂聘为计划专员,一年之后,曾凌灿又被深圳龙岗艺博皮件厂聘为计划科科长,主管该厂的业务订单、物料计划。两年之后的1995年,自己投资创办深圳龙岗佳联手袋厂。1999年,来到东莞厚街镇创办东莞市顺琦手袋有限公司,坚持27年只做一件事:设计生产手袋,让中国工匠精神在顺琦手袋传承。

2015年,发起创办东莞市人才资源发展促进会,任常务副会长。

2015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下行,为了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发起创办东莞市箱包皮具行业协会,任创会会长。

2016年下半年,发起创办广东莞货名品科技有限公司,志在推广东莞品牌走向世界。

直面现实与梦想的落差

曾凌灿1974年出生。他出生的年代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文革,贫穷;他成长的年代同样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改革,开放。

1991年,17岁的曾凌灿尚未完全发育好,身材瘦削,个头只有1.5米,许多同龄女同学都比他显高。可是,当这个来自安徽省六安地区一个偏远乡村的小伙子决定放弃读高中,随老乡一起到广东打工时,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好好打份工,努力挣钱,开始自食其力的人生。

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朴实无华,算不上什么远大理想,用今天的话说是最“接地气”的中国梦,应该容易实现吧?

现实的回答是:不容易。

此前,在家乡读书的曾凌灿没有来过广东,甚至也没有出过远门,乍来到东莞、深圳一带,感觉有点像来到了“花花世界”,这里的人们操着各种不同的口音,忙着各种不同的营生,生活节奏很快。他和老乡们满怀希望,开始到处找工作。没想到,工作并不好找,到处人满为患,到处不缺人手、不招工。

这是曾凌灿没有想到的,他对此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报纸广播天天说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到处都是机会,可为啥偏偏没有机会降到自己头上呢?他不死心,继续找。换句话说,不继续找还能怎么样?难道就这样铩羽而归吗?这可不是年少气盛的曾凌灿愿意做和做得出来的事。家中兄妹三人,他是长子,不论是为家人还是为自己,他都必须蹚出一条路来,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所以,除了继续找,他别无选择。

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可是,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曾凌灿等人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此时此刻,他是多么需要一份工作,一份普通的工作啊!可是,没有人给他什么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地方住,这便是曾凌灿面临的最切身、最残酷的现实。他和几位老乡每到一地,总会留意哪里有牛棚,价格是每人每晚10元钱,既便宜又可安身,至于卫生或其他条件,就一概不管它了。在牛棚睡一晚,天蒙蒙亮再满怀希望地出“门”,开始新一天的四处搵工——搵是他最先学会的粤语,即找。

他跑遍了东莞多个镇街。到后来,他自己都记不清敲了多少扇门、说了多少好话、等了多少个钟头、看了多少张冷漠的嘴脸,被人拒之门外成为他的常态。在1987至1988年间,东莞本地人对外来务工者是十分歧视和防范的,村民群殴外来务工人员,把人打伤很普遍,把人打死也绝非个案。曾有外来者偷吃村中祠堂中的供品,被村民抓住后殴打至死,这种现象为曾凌灿的老乡亲眼所见。

外来务工者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有暂住证(那时办一张暂住证需要几十块钱)。因此,许多人夜晚跑到坟山上去睡,这样晚上睡觉不用花钱,白天再下山找工。东莞某部门每天上街抓人,凡是没有暂住证的,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由分说,一律拽上大卡车带走,有人暂住证没有带在身上,也要先带走再说,其目的只是罚款。这种较坏的风气先后持续了近10年。

亲历了这些负面境遇的曾凌灿,没有灰心,更没有放弃,尽管他和他的同乡连续21天没有找到工作。在这21天里,没有一天是吃饱饭的,也没有一天是睡得安稳的。对曾凌灿来说,这是饱经苦难的21天,是刻骨铭心的21天。

在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时候,在经常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有个念头在他心里萌动,这念头一点一滴地清晰起来,不息不灭地生长起来:有朝一日,我要自己开办工厂!

这念头在曾凌灿心里扎下了根,再也挥之不去,且越来越坚定。他立志联合亲朋自己办厂,自己给自己和乡亲们创造劳动岗位,而不是到处去找工作。或许,正是这个念头,唤醒了他的人生追求,点亮了他的奋斗征程,锤炼了他的顽强意志,成就了他的创业目标。

不久,曾凌灿等人终于在东莞大朗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是动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抢”来的。

曾凌灿至今记得那个日子:工厂总共招收20人,有600多人排队应聘,厂里进行严格考试,仅面试就有三轮。那时的曾凌灿个头瘦小,为使自己看上去高大一点、醒目一点,他借了双长筒靴子穿在脚上,靴子里面垫了好几层垫子,比他本人足足高了一寸多。功夫不负苦心人,他幸运地跻身于20人之中,并于3月28号开始上工。可是,工厂规定每人要交100元押金。他搜遍全身,只有85元,只好紧急向老乡借了15元。凑够100元后,曾凌灿进厂做工了。

这是一家从事手袋加工的企业,曾凌灿自此与手袋结缘。

前面讲到,创业,是18岁的曾凌灿于1992年确立的志向。围绕这个志向,他做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他年纪轻轻,却是那样坚韧,那样目光高远,又是那样脚踏实地。俗话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曾凌灿恰是这样一个有准备的人。

曾凌灿有一段“偷师”的经历,他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他打工的手袋厂是一家外资企业,所有行政管理和关键技术都由老板从中国台湾、香港带过来的人掌控,产品从设计、算料、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关键流程以及工厂运营各节点的来龙去脉等,均把守严密,不为外人所知,每天看到在上班裁床的师傅技术,而这正是曾凌灿最感兴趣、最想知道的。他平时注意观察,处处留心,晚上则悄悄地潜入师傅的办公室,把有关资料“偷”回宿舍,连夜看、连夜学、连夜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资料放回原位。就这样,他苦心研习琢磨了三个多月,终有所悟。

曾凌灿很快成为工厂开料部门的员工骨干。他根据自己的所学、所悟以及亲身实践,写出工艺改进方面的建议给老板,颇受老板赏识。不久,曾凌灿等人离开了大朗那家厂,转而到深圳的艺博公司(也是做手袋的厂家)继续打工。

手袋对于曾凌灿,开始时很难说有多大吸引力,那不过是为了生存,但他投身这个行当之后,付出了太多的青春年华和心血智慧,进而也就爱上了这一行,专上了这一行,从此再没离开过。即使他后来自己创业,也是做手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曾凌灿执着于手袋行业的深耕细作,一做就是26年。

无惧创业的九死一生

1995年,曾凌灿辞去工作,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创业。

彼时,曾凌灿结婚不足两个月,刚刚过上崭新的生活,但他觉得应该用创业来迎接和维系自己的崭新生活。他毅然和新婚妻子、22岁的周祥菊一起,另外联合了三个朋友,共同凑资11万元,在深圳租了一栋便宜的民房,买了一些破旧的二手设备,一台二手啤机,11台二手平车,二台二手高车,一台二手双针车,开办起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取名“佳联手袋厂”(顺琦前身)。

老话说,先成家后立业,而曾凌灿成家和立业几乎同步,换言之,他成家几乎就是为了立业,这与他的妻子周祥菊有关。婚前,周祥菊早已知道曾凌灿有强烈的创业心愿、创业情结,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打工时省吃俭用,为创业而积攒每一分钱,即便结婚,也没有购置像样的用品,而是能省就省,能省多少就省多少。

曾凌灿以创业为人生目标,这与周祥菊想到一块儿去了,其实周祥菊也有创业情结,这与她的家境有关。她从小就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为帮补家用,她19岁开始学做生意,在街道上做些零售批发。经过几年历练,她在做小买卖方面成为行家里手,这为她后来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基础。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不仅使他们走到一起,而且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风雨坎坷的征途中,夫妻俩始终心心相印,比翼齐飞。

曾凌灿拿出自己打工积攒的30000元,周祥菊也拿出30000元,因担心有风险,特意留下20000元,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夫妻俩共投入40000元,几乎是这个新婚家庭的全部家当了。

买回来的这些二手设备,价值三四万元,几个人围着欢天喜地。啤机很重,为了省钱,几个男子汉决定自己把机器搬上楼。结果吭哧吭哧一步步往上挪,终于把机床搬上了二楼,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那是汗水、雨水和泪水的混合。晚上,怕有人偷机床,曾凌灿和另一个股东就守在一楼大门口,胡乱倒地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原来地是湿的,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天,两人竟浑然不觉,可见疲累至极。

工厂筹备时预算不够周全,租了厂房、买了旧机器、招了工人后,大家手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即使这样艰难,曾凌灿等人还是不顾一切地开了工,把车床转动起来!机器轰鸣,仿佛宣告这家刚刚诞生的工厂正式成活了!可是,全体员工吃饭没有着落,怎么办呢?工厂负责后勤的股东只好每天晚上去跟菜贩、小吃店商谈,赊账成功,第二天才有米给员工开饭。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工厂开工仅仅10天,没订单了!轰隆运行着的机器被迫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一个月!与东莞众多企业一样,初创的顺琦主要做代工生产(OEM)。任何做外单、做贴牌的厂都主要靠订单,没有订单,工厂就像被卡住脖子一样,瘫痪了。其实,曾凌灿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在四处找订单了,但当时人生地不熟,挖掘新客户谈何容易!厂里聘任的总经理是曾凌灿的师傅,他有客户资源,有经验,怎奈“佳联”厂小,平台小,人家看不起,信不过,有单也不给做。

那些日子,是曾凌灿过得最揪心、最劳累的日子。是啊,一个连自家生计还没顾上打理的年轻人,却冷不丁地要考虑和担当一个工厂的生计!要考虑和担当几十口人的饭碗,这个量变到质变的推演是多么剧烈!他晚上睡觉根本合不上眼,即使勉强合上眼,脑子仍在不停地转,想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做什么、怎么做,其实压根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做什么、怎么做。工厂前景黯淡,令许多人失去信心。曾凌灿告诫自己,这个时候绝不能灰心,更不能泄气!他硬挺着,每天出去找订单,不管有希望没希望,他都出去找,尽力去找,锲而不舍,一天也没停过!

没有订单就没有工开,没有工开就没有工资发。厂里原有30多名员工,走得还剩下20个人了。一个不开工的工厂,不仅日常生活没了着落,一切都没了着落。员工固定在厂旁一个小食店就餐,结果欠了小食店六个月的菜钱,员工每天吃饭都是赊账来的,幸亏此前结下人脉,否则很难赊账这么多、这么久。

工厂面临两大瓶颈,一是没有订单,二是存货滞销。当时车间里堆了很多货,没有销路,一直积压在那里挤占资金。曾凌灿夫妇和其他三个股东分工,一个去找订单,其他人去深圳市场内摆地摊把货卖掉。曾凌灿的妻子周祥菊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她当时已怀有身孕,却揽下了推销产品的重活儿,每天拉货到市场内摆地摊,下午四五点去,晚上11点回来,就这样坚持着,直至把仓库积压的货全都卖完了。在那段艰难时刻,虽说夫妻俩都吃了大大的苦头,但在配合上却是天衣无缝。周围的人们不由感叹: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老板和股东、员工一起拼命干,终令工厂起死回生。

经过1995、1996两年的沉淀、摸索,厂里的生意在1997年渐渐有了起色。做贴牌位居产业链下游,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自然靠走量盈利。这就带来一个特点:订单就是命脉,订单就是一切。有订单时天天加班,把人累个半死!没订单时天天游逛,把人闲得发慌。为了赶订单(往往限期交货),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和股东们经常和员工一起加班,没日没夜地在车间里忙碌,尤其熬夜,成了家常便饭。周祥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时连续加班三天三夜,她劳累过度吃不下饭,就把辣椒酱放在车间里,就着开水下饭吃,为的是有力气接着干活。像这样的情况每个月都能遇到一两次。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肚子里的孩子虽一路跟着她吃苦,却发育良好,长得聪明伶俐、健康帅气,这可真是上天眷顾啊!

恰在这时,曾凌灿原先打过工的艺博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倒闭了,艺博的客户便转而找到曾凌灿,把订单给他做。这样一来,工厂立马彻底复苏了!随着订单增多,顺琦的员工迅速增加到近200人。产品品种也多了,过去做礼品包,这时开始做时款包了。

1999年春节过后,有一张10万元的订单因质量不达标,需要全部返工,导致巨大损失。这对公司来说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什么原因呢?股东心不齐。其中一个主管工厂管理的股东自己另有想法做生意,就忽视了一些工厂的管理;另一个主管后勤的股东对工作也摇摆不定。这一切使企业雪上加霜。曾凌灿回顾,自己当时不懂得有效沟通,不擅长做人的思想工作,股东间、同事间很少有思想交流,这就导致了各干各的,相互间积怨甚多,工厂管理问题一大堆。

曾凌灿苦恼了很长时间。他认为,既然股东间的离心离德已成既定事实,合作难以为继,那就长痛不如短痛,索性把工厂卖掉,使这种合作关系自然解体,大家各奔前程,也算好聚好散。做出这种选择,迫于无奈,却是曾凌灿经慎重考虑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所做出的最为明智的选择。

为了卖工厂的事,周祥菊躲在车间里哭了一夜。她赞成老公曾凌灿的选择,既然人心散了,再做下去也没多大意思了,散伙是没办法的办法。只是,她舍不得熟悉的工厂和车间,这里留下了多少辛勤汗水!这里承载了多少奋斗足迹!他们夫妻二人所经历的千辛万苦齐齐涌上心头,让她怎能不伤感!办起一间厂,多么不容易啊!厂子曾经那样红火,最高峰时员工达到200多人。

对曾凌灿来说,1999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留下了太多的痛苦,也预示着后来的欢乐。正是这一年,他和妻子告别了深圳,继而转战东莞,从此,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扎根在东莞。

2000年是曾凌灿、周祥菊夫妇第二次创业的肇始之年。他们来到东莞厚街镇皮革市场,到处物色能够开办工厂的房子。起初,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们不灰心,夫妻俩分头去找,走遍了镇区的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子。

是年7月,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厂房,东莞市顺琦手袋落地东莞市厚街镇中心一带。两口子欣喜万分。

迎着新世纪元年的曙光,曾凌灿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崭新的征程。

匡扶风雨飘摇的工厂

2000年11月,新工厂正式开工。是年12月,曾凌灿、周祥菊夫妇的女儿出生了。这可真是喜事连着喜事啊!

此时的曾凌灿,已经在苦难浸泡中成长起来了,已经在奋斗道路中成熟起来了,人也长成了1.75米的大个头。每天都是一头扎到成堆的事务和工作中去。老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工厂虽小,建起来同样千头万绪,一切都要从头来,包括重新发展客户、重新接单、重新联系供货商及铺设销售渠道等,一切都没有现成的,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开辟和挖掘,他肩上的担子显然更重了,此时的他常常恨自己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乃至全国的制造业都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作为“世界工厂”,东莞制造业首当其冲,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局面,比如,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利润不断下滑,亏损很常见,直至出现工厂倒闭潮。在这场全局性的、大范围的大洗牌中,每一家企业的生存能力都受到严峻考验。曾凌灿和大多中小微企业家一样,在这种如履薄冰的大环境、小气候中,苦苦寻求着新的出路。

2002年,因为缺少资金周转,在资金紧张的时候,曾凌灿的岳父入股支持。

同年,顺琦手袋接到中国台湾一个大订单客户,是当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户。但最后关头客户却因公司倒闭而跑路了,顺琦手袋因此货物积压,资金链断裂,负债200多万元人民币。

这样一来,顺琦手袋厂不能正常运转了,生产线停线,基本陷入绝境。首先是员工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四川籍的员工便呼啦啦走了一多半。曾凌灿坐在楼梯过道上,眼见所有的生产线停了,昔日充塞在耳际的机器轰鸣声没有了,车间里的原料和半成品摊了一地而无人收拾,不禁感到辛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是个意志刚强的人,此前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他又是个非常明智的人,深知市场不相信眼泪。然而,泪水还是汹涌而下。

曾凌灿强打精神,出门去找亲戚朋友借钱。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的家庭情况都不是很好,连一两万都拿不出来的,要知道,当时的曾凌灿哪怕手里有一两万元,也可解燃眉之急,工厂就有可能缓过劲儿来、喘过气儿来。就算有个别亲戚可以拿得出来的,也会觉得借出去也返不回来,也解决不了他的困难和问题啊,所以最终也没有借到钱。可是曾凌灿并没有因为没有借到钱而对亲戚朋友有任何抱怨。

对于人性,对于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曾凌灿此时此刻体悟得特别深。他回顾说,市场竞争、抢订单等,这都是看得见的对手,另有隐性对手更难对付,这就是“跑路”。客户跑路,置工厂于死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换言之,对曾凌灿这样的中小微制造企业而言,按正常的路去走、去发展,已属不易,现实中却还有更难对付的“难处”,这种意外情况层出不穷,意外打击防不胜防。

重压之下,曾凌灿几乎扛不住了!他和妻子商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死撑,另一条是跑路,此外再没有别的路,也就是再没别的‘活法’了。”

对周祥菊而言,打击多次袭来,她早已见怪不怪。然而这一次,工厂确实是撑不下去了!大厦将倾啊!不然,丈夫不会以这样严峻的面孔,用这样严肃的口气跟她商量。然而,她了解自己的丈夫,曾凌灿从来不是一个轻易退缩、轻易言败的人!他内心依然燃烧着创业办厂的熊熊火焰和万丈激情!

知妻莫如夫。周祥菊是什么人啊?打死她可以,叫她放弃不可以。其实,与妻子商量之前,曾凌灿已经知道商量的结果了。其实,他们夫妻根本不用互相打气,早就心照不宣了。

死撑,不跑,这是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做出的选择。

原料供货商、其他客户等堵上门来,吼着叫着,大闹顺琦,而且人越积越多,愤怒情绪像火山即将爆发一样,无论曾凌灿怎样声嘶力竭地做解释、做保证,还说手足不能相残等等,但统统没用,人们不听他的。来者对曾凌灿、周祥菊夫妇发出最后通牒,意思是今天不结算、不给钱,就别想跨出这道门!今天就是要鱼死网破!

周祥菊真乃女中豪杰!这时,只见她从容地走到窗前,指着窗户说:“你们要逼我,我今天无非从这里跳下去!别以为我怕跳!负债300万不是顺琦的错!我问心无愧!你们要不逼我,给我一点时间,我和我老公定把欠你们的钱全部连本带利还上!”

人们安静下来。打过多年交道了,许多人知道周祥菊的烈性子,还知道她和她老公从未忽悠过别人。是啊,欠了钱,人家又不是不认账,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把他们逼得跳楼了,谁来还钱啊。这个理儿谁都明白。人群渐渐散去。

2003年,顺琦厂搬迁,从厚街中心新兴路136号,搬迁到厚街镇溪头村。从2003年做到2005年,工厂有了不菲的利润和积累。然而,最痛苦的事情再次光临,一个客户欠顺琦手袋厂160万元货款,迟拖不付,最后又跑路了,等于工厂近几年赚到的钱又没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利润得而复失。

这一次,情况已有所不同。一是工厂毕竟发展壮大了,虽受重创,却不会因为区区160万陷入绝境;二是曾凌灿的合作伙伴和原料供应商都知道他做人很本分,做生意讲诚信,所以多年来大家相处得很好,关系和谐。在最困难的时候,工人的工资没着落,供应商借钱给曾凌灿,让他给工人发工资。

曾凌灿回顾说:“一个人和一个企业一样,要不怕倒,经得起倒。”有人为什么不经倒,一倒就再也起不来了呢?就是经历风雨少了,吃的苦头少了,很脆弱。温室里的花朵也会成长,但不会长得很结实,稍有风吹草动就夭折,所以,人多吃些苦头、多受些打击并无坏处。伴随着坎坷的成长,似乎是一种更加墩实、更加坚强的成长,用当代时髦话说,“野蛮生长”更利于生长。

搭建金子般的心灵彩虹

曾凌灿仿佛天生就是个挑担子的人,凡事敢带头、敢担当、敢负责,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深得股东和员工信任。他身上有两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好学;二是肯干,具有工匠精神。人们都说,顺琦手袋厂的老板曾凌灿以前是小工厂里的大工匠,未来必定是大工厂里的大工匠。

前面讲到,曾凌灿考上高中却没有读,过早地出来打工谋生,中断了学业,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短板,需要恶补。自他找到了工作那天起,直到创业,他的学习一天也没停止过。他学设计、学技术、学跑市场、学经营管理、学机械修理、学外贸英语、学商业谈判技巧、学互联网+、学电商微商等等,涉猎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与现代制造业相关的知识,他几乎无所不学。他认为学无止境,越学越觉不足,他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孜孜不倦地学习。

曾凌灿不愧是搞实业的,这恰恰符合他做人踏实、干活踏实的个性。他什么活都自己干,包括原料选择、修机器、找客户、找订单、成品销售等,手袋行业的每个环节他都干过,从不会干到很快上手,再到拿手,他这个老板成了多面手。用今天的话说,他早就开始玩“跨界”啦!厂里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他就顶到哪个环节上去,比如,有段时间货物积压,他和几名股东每天晚上骑车到电影院门口摆摊,卖手袋和箱包。有时连续加班赶货,机床损耗大,为节省请机修的工资,曾凌灿自己修理机床,白天忙别的,通常都是夜里抢修,他经常修到半夜趴到机器上睡着了,醒了之后继续修,修好为止。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曾凌灿是员工,只怕他一人可以拿五个人的工资。”

显然,这都是被生活、被生产逼出来的。如今曾凌灿已被逼成了专家,手袋行业全产业链各环节他无不精通。单说材料吧,任何皮料到了他手,他只要扫一眼,或轻轻地搌摸一下、揉搓一下,就知道该料成色如何,值什么价位。

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就很好了。

曾经有不少诱惑。有人提出与曾凌灿合伙做房地产,说是能赚快钱、赚大钱,但曾凌灿不为所动,他从未想过要放弃主业。有人说他傻,做手袋辛苦不说,利润也不高,为啥非要拴在一棵树上吊死?更有甚者,向曾凌灿进行“轻资产”游说,说做实业没有前途,不如做金融,弄潮资本市场,让财富得以几何级增长。

曾凌灿并非不愿做金融,但做实业没前途的说法他绝不苟同。他热爱实业,执着于实业,靠全体员工的双手,实实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让他心里踏实。他多年做市场,在市场一线摸爬滚打,无形中每时每刻都在做市场调查。他认为手袋像衣食住行一样不可或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境内外,市场空间都很大。因此,他坚守在手袋行业,从不这山望着那山高。他的目标是做百年企业。

如今的顺琦手袋已经发展为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包袋、皮具类家居用品、礼品、时款包等设计和生产的公司。以此为基础,曾凌灿夫妇开始推动品牌建设。他们认为,只有创新才是传统行业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满足于代工、贴牌,路走不远。

事实上,早在10年前的2003年,顺琦就已经开始尝试做品牌,只是没有成功。从2013年起,顺琦重启品牌之路。从代工生产到做品牌,从PU、PVC转到做真皮,企业在转型中面临许多挑战。曾凌灿坚信,方向是对的,对未来就不会惧怕。

顺琦手袋组织了35人的专业样版设计部团队,专做品牌开发,顺琦每年为此投入600万元。公司经营模式逐渐从代工生产转变为品牌营销,近两年更是创立以稀有皮为主的箱包高端定制品牌AOMOS,大力进军箱包高端定制领域。2015年起,顺琦的自主品牌得到市场认可。2016年4月,顺琦的企业信用等级被国家商务部评为3A信用企业。

如今,曾凌灿全家人的户口均已迁至东莞厚街,老人孩子欢聚一堂,他们已经把厚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妻子周祥菊的身体不是太好,从2007年起就发现肿瘤。她为了不影响老公工作,硬是“封锁消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悄悄地到医院看医生、打针治疗。曾凌灿后来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很是心疼妻子,再也不让她干重活,也不让她操更多的心。

企业于2014年开始进行内部管理变革,深化体制改革,以流程管理为重点,简化人员结构,加强公平合理化的绩效考核。曾凌灿夫妇认为:你用心对待员工,员工也会用心对待你,对待工作。实际上,顺琦公司的福利比起其他工厂好很多。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公司给予300元的补贴,包吃包住,车间宿舍装有空调,做满一年有年终奖200元,二年400元,三年800元,四年多领一个月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保薪工资,每月设有全勤奖80元,创新奖500元,每年年终车费补贴600元,过年公司会为员工订火车票,并派车送员工到火车站。另外,公司还给每个员工都买了社保和意外险。公司许多老员工都情不自禁地把顺琦公司当成了第二个家。其中有15位员工从1995年建厂开始就跟着曾凌灿干,至今不离不弃。其中七八个人,是当年与曾凌灿一起出来找工作的,他们已经跟随曾凌灿26年。

做人做不好,走路走不远,事业难成功。这就是曾凌灿哲学。他认为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就要承担社会责任。

汶川大地震,顺琦手袋捐赠救助款70000元。2011年,曾凌灿加入广东狮子会,加入助人为乐的行列。他和妻子一起参加“扶志助飞”慈善公益活动,还去贵州贫穷山区看望失学儿童,资助贵州数名贫困的孩子上学!现在,顺琦公司每卖出一个包,不管低端高端,都会抽取两块钱作为爱心款项。

企业内部还成立了“爱心基金会”,对困难员工实施资助。

回眸曾凌灿的创业历程,人们从中得到哪些启迪呢?

就像产品向产业链上游转移一样,曾凌灿的人生始终在向上游攀登。一路走来,他至少有两次大的攀登:一次是不打工,要自己创业;另一次是不做贴牌,要自创品牌。正是这两次大的攀登,使他的人生完成“惊险一跳”,产生质的飞跃。

这就是曾凌灿在创业过程显露出来的极为宝贵之处。他不甘于将自身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他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曾凌灿不一定是“穷人”的孩子,当然也远非“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乡村老师,薪水菲薄,用今天的眼光看家境当属贫寒。人们从曾凌灿身上看到的是:这是个早慧早悟的孩子,是个早打拼、早担当的年轻人。

人们注意到,早年,曾凌灿出来打工并非他一人,而是和许多老乡一起出来的。自己创业,给自己创造工作岗位,自然包含了这些人。他就是想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群人创造工作岗位。这种想法很朴实,很简单,却是“做大事”的萌芽,也彰显了他不局限于一己私利品格。他创建一个平台(工厂、实业)的目的,就是为更多的人谋利、谋福。

事业打拼中的曾凌灿百折不弯,生活中的曾凌灿却十分俭朴。他崇尚简单,不喜欢铺张,平时一不抽烟,二不穿名牌,三不住五星酒店,他的理念是工厂经营所赚的每一分钱都要拿来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走进曾凌灿的办公室,立刻感觉与众不同,但见两张大大的老板桌并排摆放着,像“双子星”一样。一望而知,这是曾凌灿和周祥菊夫妻俩的,看着令人顿生感慨:走过26年人生拼搏之路,这夫妻俩真是风雨同舟、并驾齐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