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当中国的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还处在财富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上的“大调整”，很可能会让市场价值快速变化的金融产业集中过多的流动性，而变化较慢的实体经济，尤其是非金融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而且，笔者认为在中国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人们积累财富的愿望要比已经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更加强烈。当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虚假繁荣的时候，社会集体的“羊群效应”会非常明显，这类市场的风险形成规模和速度就会因此不断放大。当然，我们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我们有非常广大的农村和内地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完全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只会是帮倒忙，而不会是所谓的能够倒逼中国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助推器”！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在充分意识到当前外压的严峻性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但不能妥协升值），一方面应该敦促欧美国家加快其技术创新、打造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过购买它们的技术产品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推进自己的制度改革和金融发展，尤其是包括：培育人才的教育制度、研发制度，给予所有企业一个公平而又有更大竞争与发展空间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产权制度，加快建设能够充分吸收流动性，并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提供优质服务的金融体系建设和收益合理分配以及风险管理的金融制度，并尽快做到为创新类企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投融资环境和专利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更要完善收入的分配制度和市场的诚信制度——让这种建立在制度改革和科学发展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尽快地产生经济效益，并将其和大众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条件的改善和多元化的、健康的消费服务方式的确立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到那时，即使我们还达不到欧美国家能够承受外部冲击的财富基础以及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不过人民币市场化的推进就不会再产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它的市场化机制还能做到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锦上添花。
两房“退市”再揭中国“软肋”
201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发表声明，要求将其监管的美国两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与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的股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理由是两家公司的股价长期表现不佳。对此消息，欧美市场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响，因为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两房”十分糟糕的财务状况，退市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是让美国部分议员十分气愤的是：这样糟糕的金融机构居然还让它苟延残喘，继续吞噬美国纳税人宝贵的钱财！与之相反，“两房”退市的消息却引起了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强烈的“震撼”：毕竟这关系到中国老百姓通过自己多年付出的血汗努力才挣得的数千亿美元资产生死未卜的命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两房”会不会像雷曼兄弟公司那样完全倒下？因为从最近笔者在阅读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写的《峭壁边缘》一书中，也能充分感受到“两房”给自己和国家所造成的巨大麻烦。从它们深陷次贷危机所背负的无底债中，从目前根本看不到美国能够通过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来带动和重整美国金融市场及其价格复苏的任何征兆的这一事实中，“两房”给美国政府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给中国经济投下的阴影也会越来越强烈。这次“退市”事件就是这种“厄运”的一个具体表现。可以这样说，即使“两房”暂时没出现严重的“价值打折”现象，但是，它们的退市会使得我们所购买的“两房”债券，完全失去能为我们创造财富所需要的“流动性”！
其次，“两房”若真的继续这样厄运缠身、业绩糟糕地表现下去的话（资产通缩的具体表象），那么，我们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笔者很担心如果美国经济还是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地继续下去，那么，除了“两房”不得不走向贱卖的命运之外，更多在泡沫经济状态下繁荣一时的美国的大金融机构都会陆陆续续出现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的状况，从而使得与这些机构发行的证券资产密切相关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资产）就会变得更加缺乏流动性，而我们所知道的美元的财富价值也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账面价值。
再者，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未来命运有何政策上的应对措施？如果继续挽救“两房”，就会打乱“退市”的计划。流动性过剩和事后全民税收负担的加重以及国际资本流出的风险会埋下通胀爆发、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双重风险。如果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抛弃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会不会产生第二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风暴？——这一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来自于美国金融市场再次出现严重的传染效应；当然，也可能来自国际债主因捍卫自己所剩下的外汇资产价值而不得不选择“离场”的行为。不过，这种被迫离场对中国而言代价可能是巨大的，因为我们是美元国债的“大庄家”，每搬迁一批美元资产“离场”，就会因为美国国债价格的迅速下跌而无法卖出或是得到我们自己所期待的好收益；同时，这种刺痛美国双赤字的软肋的举动，也会让美中关系显得越来越紧张。
可以这样说，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出现的每次令人担忧的状况，也在某种意义上，触及到了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令人心痛的“软肋”。这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加快增长方式转变（重视“增量”）的渴望，对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消化“存量”）的追求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全面覆盖）的向往。
不管怎样，“两房”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也给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很多值得反思的教训：
第一，当市场处于繁荣阶段的时候，对未来市场的盲目乐观使“两房”完全忘记了泡沫经济可能形成巨大风险这一金融常识，从而导致业务扩张过度、系统性风险不断膨胀的局面。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支柱还主要来自于财政支出、产业政策扶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方面，而不是像危机前那样，由市场自发的投资和消费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势头。那么，面对这种靠政府“输血型”的救市行为所构成的高增长势头和房地产市场价格膨胀的局面，我们更加不能盲目乐观，更应该在打造能够尽早形成“造血型”的市场经济全面复苏的环境方面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改革的行动。
第二，当金融机构受到政府过多保护的时候，它会对风险控制的意识产生麻痹的状态，增加追求高收益而不顾高风险的项目投资。这种道德风险会绑架政府、绑架纳税人，从而会进一步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今天中国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配合，放大信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互相之间都认为对方有一个强大靠山来承担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所以，今后一旦地方债问题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所带来的不良资产也一定会像“两房”一样后患无穷。
第三，“两房”在资产泡沫的时候“成功”地推进了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分散了它们隐藏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中间，美国金融机构是得益者，它们既争取了政府的保护，同时，也让外国投资者给它们提供了几乎没有成本的“流动性保险”。那么，今天中国实体经济的收益在让全世界分享的同时，却无法让这些中国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公平地去负担他们应该承担的那部分金融风险和管理成本。中美金融管理能力的巨大差距让我们感受到了金融变革的紧迫性！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首先，应该继续利用各种国际交流的机会敦促欧美政府去扶持有利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只有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真正出现，资本市场的价值体系才会迅速修复，政府危机处理和退市的成本才会大大降低，中国才能从这样的市场环境中重新布局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否则，现在我们“瞎折腾”，结果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其次，应该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监管模式的构想，让欧美金融体系运作的机制不断透明。这对我们及早管理外汇资产的市场风险至关重要，也可以让我们转换和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这也能为我们自己国内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应该控制好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现象，不要过快地形成美国市场的资金流向中国市场的格局，因为美国市场流动性的下降对我们优化存量外汇资产结构十分不利，而且，未来美国资金逆流的格局又会反过来对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升值节奏把握不好、资本市场急于开放都会对中国海外的存量资产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如果泡沫再被海外投机者率先挤破，那么中国海内外资产的损失会让我们通过辛勤努力积累的宝贵财富在顷刻间付诸东流。由此造成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会更加恶化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