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原因，事后都让日本社会认识到：泡沫经济形成、膨胀的暂时“好处”远远抵挡不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危害程度。后者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修正乐观态度的合力所形成的宏观通缩的现象十分强烈。直到今天，日本国民都无法找到昔日对未来经济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二是泡沫经济形成的过度投资能力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结构调整带来了十分沉重的负担。日本很多大企业只能通过不断进行艰苦的利润创造来填补自己在泡沫经济时代所欠下的累累债务。三是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遭遇了资产负债状况恶化的境地。它进一步导致日本经济恶性循环的状况。日本政府本想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修复资本市场的价格体系，以此重新提振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财务状况，增强市场和经济的活力，可惜的是，大量的资本被海外投资者当做套利的工具带出日本市场，并没有在日本国内形成央行所预期的“资产通胀”效果。所以，直到今天，日本市场和经济都还没有走出通缩的阴影。今天，日本的国民已经没有机会作出选择，抑制当时泡沫经济的发展，但是，作为中国大众的我们却还有为数不多的选择权，千万不能妄自尊大，迷失了方向，断送了中国经济本来应该有的良好前景。
三、日本泡沫经济带给中国经济的深刻启示。
首先，最大的启示莫过于中央决策部门在经济处于风险状况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它的潜在发展方向，要作出明智的“防患于未然”的决策，千万不能寄希望于事后的补救。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泡沫形成期间的无所作为。对于中国决策部门而言，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旦流动性过剩真的造成泡沫经济的破灭，决策部门互相之间在“事前”对其管理责任的不明确和风险认识的不统一等就会在“事后”给中国经济造成不可收拾的麻烦。
其次，土地问题是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健全，日本土地本位的融资制度使得日本地产的泡沫不断积累，再加上考虑到未来增长的空间（比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和国土资源有限的事实，也造成了人们对土地只涨不跌的预期。而且，当事后股市和楼市投资的高额收益验证了人们的这种预期的时候，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倾向就会日益高涨。所以，政府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控制地价和房价上涨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物业税的尽早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目前这种“只涨不跌”的神话。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的那种过度的“依赖性”。不可否认，这种依赖性某种程度是由于当前地方税和中央税之间税收“权力”和所需承担的公共投资“义务”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得不到解决所致，但是如果让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下去，就会导致围绕“土地财富”发生更为腐败的寻租行为。这类中国特有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今天积累的资产泡沫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危险。
再次，千万要注意不能在金融资产泡沫风险还没有完全释放的情况下，去刻意推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进程。因为后者是“双刃剑”，尤其是在监管模式跟不上、市场又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被急功近利的短视投机行为所主宰的时候，金融自由化（比如市场准入和资产价格放松管理等）和金融创新（比如股指期货等）会导致各个合法的经济主体，甚至不合法的热钱和洗钱者，都有可能无意或有意地去采取对中国社会不利的道德风险的投机行为，从而放大市场风险。不管怎样，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等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却不能认为它们具有“雪中送炭”的特效作用！
最后，通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分散金融体系过剩的流动性，也是让市场泡沫“软着陆”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加强对金融市场投机行为的管理和保证金融市场泡沫风险能够及时得以释放，将是提高产业资本相对金融资本实际收益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我们自身的因素，而让民营资本和创新资本没有公平或安全投资的去处，那么，产业资本迫不得已向金融资本转移的倾向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泡沫经济破灭的风险也会更加明显。
四个难兄难弟走在一起
“金砖四国”领导人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经济危机后的首次峰会，在2009年9月第二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召开的这次会议引起了各方关注。其会议的主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了摆脱美国金融大海啸对本国经济的冲击，“金砖四国”首脑会共同呼吁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欧美政府和世界相关的国际组织加强对欧美金融资本的监管和金融服务中的风险提示及信息披露。由于信息不对称，“金砖四国”在这场危机中，因为外资的突发性撤离，对外贸易和国内投资急剧减少，造成了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经济增长放慢的格局。这也使得这些国家信心不足，社会和谐度下降。想要立即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根本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让它们负起责任，尽快通过有效的救市手段来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同时，我们也要要求欧美国家坚决抵制本国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倾向。
其次，确立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来自双边，比如货币互换、自由贸易协定、合作投资备忘录等，但是，统一的合作模式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会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相互之间的支持和协作，这对改变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结构的意义非同小可。
最后，为了创造更好的合作环境，历史上遗留的双边问题也会在各国首脑相互之间的会谈中有所涉及。总之，“金砖四国”首脑的这次会晤，会确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舞台上各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相互合作的战略，这必将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金砖四国”在“后危机时代”正在面临以下几个从未经历过的挑战：
第一，如何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美国经济的发展就还是会严重影响“金砖四国”的复苏和繁荣。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各自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这涉及相关的制度改善、产业升级、市场培育和文化引导。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看难度都很大，但是为了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二，开放的进程会加快，而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未必得到真正的提高。俄罗斯和巴西都有过失败的教训，但是，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还是会影响其提高自己抵抗风险的能力。中国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有限，面临挑战的地方有很多。印度虽然开放程度高，市场化进程快，但是，要发展自己强大的产业，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无法保证产业发展的持续性的。局势的动荡、文化的冲突以及阶层制度所造成的激励机制的扭曲，都会在开放环境中更加凸现，这会阻碍印度经济更上一个台阶。
第三，“金砖四国”在“后危机时代”，是会发展成六国争雄的局面，还是会萎缩成只有两国繁荣的格局还很难说，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墨西哥、蒙古、阿根廷等国家的后发优势也不能小看。它们各自向前发展的意识非常鲜明，互相之间的竞争也会异常激烈，由于市场布局和资源争夺在这次危机的洗礼后西方国家会变得相对谨慎，机会也有可能会集中在制度建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两三个国家中。
当然，对“金砖四国”而言，战胜上述的挑战就意味着抓住了机遇。广阔的发展空间、低廉的生产投入要素、潜在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强大的市场化推进意识以及调控能力，都是在目前世界经济普遍疲软、复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金砖四国”走出危机、率先繁荣的法宝。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经历变革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外力，而今天这一外力可能就是它们自己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和其他金砖成员国的积极合作态势对增强各国走出危机的信心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当然，合作能否持续还取决于“金砖四国”对共同发展的认识程度和求同存异、和平共赢的胸怀。
我们注意到，“金砖四国”之间的金融合作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巴和中俄之间的货币互换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而且，笔者认为，中巴模式的货币互换在“金砖四国”中可以得到更多尝试，未来中俄的进一步合作就可以向中巴模式靠拢，即使是中印之间，如果没有其他政治障碍也可效仿。以下笔者就以中巴为例（其他双边关系中也有类似性）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和巴西都是经济外向型很高的国家，双方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中国需要巴西丰富的工业生产资源（另外，俄罗斯有丰富的原油和军事技术资源、印度有丰富的服务和技术资源），巴西也渴望中国价廉物美的消费品。通过使用自己的货币进行支付，有利于走出贸易的低谷，而且，还能够摆脱美元汇率贬值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其他“金砖”国家也有很强的脱“美元主导货币体系”的意识）。因为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和金融机构的救市行为导致未来美元的疲软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中国和巴西则是被世人瞩目的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金砖四国”成员。所以，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在伴随着美元不断的积累过程中会时时刻刻面临本国财富流失的挑战。显然，采用这种自救方式也是为了摆脱因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疲软给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二，尽管双方持有的对方货币与美元相比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双方都非常希望到对方的贸易伙伴国家进行投资。这样，贸易所带来的对方国家货币的流入又与到对方国家投资的货币流出相平衡（贸易和投资所组成的双边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所以，从总量上看，短期内不会存在持久的、大量的对方货币的头寸盈余，也就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货币储备和金融投资功能缺乏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两国政府对推动货币互换的“双赢”效果充满自信的原因。
第三，由于这两个国家都具有较为强劲的增长潜力，对全球（不是中巴双边）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资本纯流入的国家，两国货币都具有趋势性兑美元升值的态势，而且，其投资回报率也会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即使中巴之间国际收支不平衡，只要保证本国价格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替代美元的机会成本就不会很大。这也是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前，中国公开呼吁用其他货币代替美元做国际储备货币的原因，以及巴西在伦敦峰会期间，直接向中国建议用中国的人民币和巴西的雷亚尔做结算货币，抵制和抛弃美元的理由。
另外，对中国而言，货币互换还具有以下特殊意义：通过货币互换，建立起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效应”。比如，就“结算”这件事来说，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瞎折腾，去要求自己的经济伙伴采取本国货币结算非但推动不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且还增加了对方换汇的成本，反而使得转嫁到本国的商品价格和资本成本不断增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对方都已经习惯把本国货币或美元拿在手里，就像今天大家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本币或美元）一样，如果突然间要阅读“苹果”系统的文档（人民币），那就得额外花费一些成本去另外买一款在微软视窗（本币或美元）环境中运行的可以阅读“苹果”文档的特殊软件（人民币），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多么的不方便！这就是网络的外部性！如果我们的货币还没有形成网络的外部性——没有到了离开人民币结算，人们就会感到多么不方便的地步，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利用中国经济的规模性，趁现在欧美经济都在深度调整的时候，推进人民币结算的“网络建设”。货币互换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范围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人民币“交流”的氛围（如果自己持有的各国货币足够多还可以对冲单种货币引起的市场风险）。
不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上讲，今后主动形成对巴西和其他伙伴国的贸易逆差，有利于人民币更多的输出；而要保证人民币真正走出去，还是要强化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和金融投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开放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政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有序不乱地向前迈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互补的贸易和投资结构，伴随实物往来的“货币互换”可能弊多利少。总之，“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不同于中国以往签署的货币合作协议——仅仅是单纯的央行之间进行的货币互换（比如中俄之间目前的合作方式），“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能够提升在金融危机对一国造成冲击时为保证本币的稳定所需要的央行的市场干预能力，所以，这种方式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推动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