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陵
选自《教育杂志》第十八卷第五号，1926年5月20日。刘延陵（1894—1988），安徽宣城人，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曾担任过中学语文和英语教师。
一、论现在流行的教学法
作者在中等学校教书数年，闲暇之时，常常想到现代中等教育的成绩，于是所认识的几千个学生就都一一浮上心头。说来未免奇怪，在这许多青年之中，我竟找不到一个两个可以认为合格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这一层如果读者曾在中等学校里教过一年两年的书，一定不会说我夸张。
他们钟鸣而上课，钟鸣而下课，只要形式上在学校达到一定期限，形式上缺课的钟点不越过一定的数目，于是就算毕业。我们在这种学校里办过事的人想想，这些毕业生的行为究竟是否比中国社会里一般人好些，而且他们是否已如我们的希望获得了为人与求学的基本的工具。我虽指出些人为例，读者也没有见过他们，所以我只望诸君凭自己的经验想想。
现代的中等教育是一付机械，一套形式。仿佛和做鸡蛋糕的人一样，依照一定的比例，把蛋与糖与油与面与酵粉放在钵子里调匀，而后一勺一勺以固定的分量注入同样的模子，放到炉上，待其达到一定的火候。即使这样制出的蛋糕，一个个金黄虚松甜美而无分彼此，也还不是我们教育者的希望。而现在我们的手术不及制蛋糕者，糕的色、质、味、香也令人不快，但我们却以为这件事已经经过一定的手续与火候，而他们的外形也还有些相似，于是乃毫不游疑的成箱成匣的送出去，以供给市民的需要！
现在我想提出两件事来和从事教育者商量。这两件事的某一方面曾经有人说过，现在我就自家的经验与感想从别的方面为别一种的说法。这大概可令这几个问题更外明白。
最先令我不安的乃是几十年来中等学校教学的方法。——现在固有道尔顿制足以革改这种荒谬的方法。而在我，则在中等学校当学生之时，就首先反对他；以后做了教员，也从不固守这种成规。闲居无事之时，曾把这种方法的背理之处仔细想过。现在把我的意见与这种教学法在事实上所生的结果写出，读者当可深切明白无论我们将来是否行道尔顿制或与此相类的制度，已往的教学法总非根本改造不可。
现在大多数的中等学校里教学的方法大概都是这样：学生于课前没有预习，课后没有复习。上课之时，教员“讲”，学生“听”。教员讲到哪里，这一课就中止在哪里，不问今天的一课是否能自成段落，且与前后的两课有无适当的划分。认真一些儿的，从别的书里搜集些材料写上黑板，补教科书之所不及。荒唐的人则竟至于上国文课的时候把一篇文言文在嘴里翻成口语，把一篇语体文翻成更通俗的白话。
学生呢，他们自始就是抱的一个“听”的宗旨。上课就是“听”讲，已经成为一种定律了！但因其如此，所以他们的神经自始就是松懈的。他们本来不曾预备到课堂里来努力。所以大多数的学生身虽坐在课堂之内，心则游乎六合之外。只有教员讲到新奇有趣的段节之时，才把他们松懈的神经弹动一下，引出几道炯炯的眼光，或博一声哄堂的大笑。今天的一课完了，他们对于本课的题目与其中的图画大约有些零碎的知觉；考试的期限到了，他们把课本囫囵吞枣地看它一遍，或竟至于不看。考试终结，而他们的努力也就从此终结，对于一个科目所得的印象，其残缺模糊大概还甚于一块千年的碑碣。因此，所以在许多许多中等学校里，每一班学生只有很少数的几位“高材”，而所谓“高材”也只不过对于国文、英文、数学几门功课略微有些门径。人说这一种情形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公式了！
但从此就有几个问题发生。就是这种教育是不是白白地糟蹋时间，是不是学校与学生互相欺骗。我说虽不完全是这样，而有很大的一部分的确是这样的。至于何以造出这样的结果，我以为由于学生的品质不良者少，而由于教学的方法不良者多。现在我想说明现代我国中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之如何不合情理，以见改革之万不容已。若有人说我是从反面替道尔顿制一类的计划鼓吹，这也可以承认。
这一种呆板的教学法大约有这几方面不合情理。
（一）有许多种书，我们如果先读全篇一遍而后再分章细读，或先读全章一遍而后再分段细读，比之开始去读就枝枝节节而为之，了解要容易许多，而在我们心上所留的印象也要明显许多。这因为我们第一遍读了之后，对于全书或全篇已有了一个概括的观念，下次分段读时，这一段在我们心里既与上下文都有了自然的连锁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小岛；而于不易了解之处，也因与上下文的对照，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道路。所以这一种研究法是能给读者以较大的兴味与帮助，且能叫他获得有组织的印象的。我的意思自然是说在教授许多种科目之时，都可采用这种方法，并非说无往而不能用，像数学与理化，就好像非枝枝节节而为之就无从为之的。但现在的一般中等学校的教员则不但不承认这种方法之可以采用，竟至于所用的无在而非与它相反的法则。譬如历史，今日讲一段，明日讲一段，或天生的自然的一段，还要分为两日去讲。这仿佛一册本有兴趣的小说，主笔先生因为要顾到他文艺栏里每日的点缀，遂不惜今日登十行，明日登八行，而不肯让读者高高兴兴地一气读完。因为这样，所以有些科目，学生本来可以一二个月或一学期读完而且有很好的心得的，我们则必须把功课表上的方格子作为牢狱的围墙，把他们一定监禁到更长更长的法定的时期；再把它们用作井上的围栏，叫坐在井底的他们今日看见驶过的一片白云，明夜看见不知落到了何处的一个流星。哦，我们对于青年的光阴与精神所犯的弥天的罪过！
（二）还有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性的比较，也能辅佐我这个理论。通常我们的视觉都比听觉敏锐而善于感受，固然心理学上也有所谓“听觉型”者与此相反，但他们终归要算是少数与例外。视觉与听觉在这一点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各诉诸自家的经验而证明。假设你病在床上而你的朋友寄给了你一封书信，你的母亲或夫人为怕你看了劳神的原故，就坐在床沿上读给你听；即使她们读的不曾遗漏一字，而你也已明白了信中句句话语，我想你心里总要有一些儿不满足的，直到她们走了之后，你终归爬下床来把那封信偷看了一遍为止。又假设你的朋友告诉你前天报上一件什么有趣的新闻，你详细的问，他详细的答，最后他说一切节目他统都说出来了，这件事实在不过如此如此；那时你虽然不好意思再问，但若可以找出那一张报纸来呢，你就一定要亲自再读一遍，宁可读了之后觉得比你朋友所报告的完全没有增益。你读了那封信或这件新闻之后是完全心满意足了，虽然你自己找不出一个理由说明你的拘执。但实在这个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大概听觉所生的激动是有一些儿波浪与烟雾的性质的；它虽给我们以印象，而不恒给与明切的影像。惟有视觉不然。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个个字与字的一点一画都显明地跳进我们的眼帘；宋体字或仿宋体字、标点、惊叹与疑问的符号、段节的长短、每段起头结尾之处在纸上所估的地位、纸张的黄白、墨色的浓淡、上下空白的长短，总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跳进我们的眼帘而各给我们以个别的刺激。这种种刺激合成一个复杂明显的影像，所以能给我们以较深刻的印象。我们往往虽不能背诵出某几句或某几行文章，而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它们是在一本书的前半部或后半部怎么样的一页之上，排印成一个什么格式。还有许多的书里，于引用别的书里的文字之处，详细标出在原书第几页上；作者写这些注字之时，自然是要翻原书的，但我相信他们却可以很不费事地翻出。这些事都可以证明视觉比听觉敏于感受与其所以然之故。
还有一点也是足以说明读胜于听的。读书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有种种式样的跳跃的：难解的处所如崎岖的道理令我们趔趄而窥探，美妙的段落如幽雅的园林令我们沉思而低吟，有些处在令我们回头重看，有些处在令我们细细推敲……而书上的言语则一字字静寂地横陈在纸上，是允许我们这样从容不迫地去摸索与玩味的。而听讲则不然，它虽也能令我们的情绪有曲线的起伏，而从讲者嘴唇上跳出的话语，我们则永不能重行排列起来一一检点。我们事后所能得的只是淡淡的大意、简单的轮廓。这仿佛同夏天的急雨打在荷叶之上一样，即使一字字清脆明白如同珠落玉盘，但是一会儿它们就都投到池里而融和成一片，我们拾不起来呀，拾不起来呀！
还有读与听的迟速的比较也是值得一说的。视觉之捷于听觉，也许就是它敏于听觉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视觉是敏而且捷的。我在学生时代常常由实际试验知这在一小时内读书所得要比听讲多到一倍至二倍之间。
（三）但这并不是说听讲完全无用。我们常常请生客演讲，且都是请他们自己来讲，而从未有谁发这么一个奇想：说是请他们把演讲辞印好让我们带回去给每一个学生一份。我们请他们亲自来演讲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的声名与人格当他们立在台上之时都具体地表现于我们之前，而他们的仪态、装束、声调等等也都给我们以一种新鲜的感动与刺激。因为他的全人格的感动，而他的思想也遂在我们心上印的愈加深刻明显。这实在要比从纸上读他的演讲词好的多了！
但若他们日日来对我们演讲，我们又要说：“先生，不如把你的思想编印出来给我们读吧。”
所以学校里的讲与听并不是完全不要的。理科的书籍，大部分需要讲解；文科的东西，在一个大段落结束之处，教员也可以有概括的讲演，也可以听学生讲演，新的未成书的材料也可以口讲，讨论问题时也可以口讲。当讲之处不讲，谓之“辞盲”；不当讲而讲，谓之“辞费”。这两种病似乎现在的教育界兼而有之，而尤其是“辞费”之病沉重。
（四）有为这一种流行的教学法辩护的人对我说道：“你的话虽然有理，但我们实在没有全用听而废读。下课后学生完全有读的机会。上课时不但且听且读，而且还加以抄写。实在这一种教学法是叫学生把视觉听觉与筋肉同时并用，因而令其所得的印象深深镌于脑筋，单单地读是不会有这样好结果的。”虽然奉行现在流行的这种教学法之人大半是盲从，而实在也有些人曾拿这种理论作为护符。这个理论现在可分两层纠正。第一是关于对方所说下课之后学生尽有读书的机会。在现行的这种制度之下，学生每日皆有五六小时之课，事实上确实没有预习和复习的机会，而且在这种绝对注入的教学法之下，自动求学的精神已经完全受了压制，探奇好问的兴趣已经完全浇息。所以学生课后所读大半不是课上所教，而程度比较优良的学生大抵皆只对于一定的两三门功课略微有些探索。但这还不是我所注重的一点。比较更重要的乃是对方面所提的关于听觉、视觉、筋肉并用的问题。对于世上大大多数的人，同时只运用一种感觉，则注意集中而这个感觉敏锐；同时运用多种感觉，则注意分散；而中枢所得之印象反因而不深。这是一个普遍地真实而随在可以证明的事实，所以用不着许多说明。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先生不用课本，他口读讲义，令我们笔记。结果固然我们不是人人能记；就中能记的人呢，则因经心着意地深怕漏落教员嘴里的话语，致于反把所有的注意集中到教员的言语之形式一方面去，要从这些言语之声而绘出它们之形，对于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与前后的线索反倒不能兼顾。因之，那些能写的人，写完之后，若不复看一遍，竟不记得全篇的大意。试看这是多么可笑的事！但这一种教学法比较地还能令学生的注意集中一点；至于在现行的这种教学法之下，学生又看教本，又看黑板上的文字，又写又听，而且杂乱交错地为之，则其扰乱注意又到什么程度呢？
上文说及的那种笔记制，在日本与西洋诸国是在广阔地采用。有许多人将因为外国人也奉行而加以赞许；但我则以为连这一种教学法也不是必要的方法，而且一定不可认为经常的制度。学生以笔述的时间去读书，可以读到一倍以上，一此其。读书所得，在将来应用之际，可以引述出来作为根据；而教员所讲的，无论如何美妙，但若他的讲稿不去出版，则在学术界就没有这种权威，二此其。一班学生未必皆能笔录，在美国大学里，作者曾亲见大多数的学生皆听而不录，于考试之前借同学的笔记一抄；多数学生只能录一简单的大纲；其能一字不挂，头头是道的几乎没有。即使有吧，学生究竟不是法庭上的书记，我们何必把录口供的本领认为读书？
从上文层层的分析，可以知道现行教学的背理。背理之处又可总括为两点：一、住遏学生的自动心，令他们时刻存着依傍教员而行的心理，令他们于开始研究一个学科之时就不曾存心努力。二、这种教学法不仅给学生一种暗示，而且竟像给他们一种无理的约束，仿佛是说关于这一科的重要知识都在这一本教科书里，除此以外，他可以不别旁求。
明白了我反对老的教学法之故，就可想到我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方法。我主张读书，读书，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叫学生自动地研究，读书。
（一）文科的学科，大部分应叫学生自读。指定书籍，令他们或整理，或作大纲。给与问题，令他们做答案与报告。课堂里的聚集，惟限于一定时期里的质疑或教员和学生的讲演，（譬如一个大段落结束之时，与对于一个问题各抒己见之时）我于道尔顿制没有详细研究，惟这个计划的种种方式稍繁，而书院制又太简。或者我们当酌量其间，定一个更合宜的办法吧。但是：
（二）在理科范围之内，我觉得每科开始之时，是一定要教员辅助的，而以后也常常要这样。道尔顿制在这一点上似乎对于文科理科的差异不曾有相当的注意。
但我们无论将来行一种什么制度或一种变相的什么制度，与现状完全相反的自动的学与广阔的读总是推翻不了的事。但要做到这层，就又有两个先决问题：第一，是关于教员的学识；第二，是关于书籍的多寡。在将来推行新制度的时候，教员对于他所担任的学科的知识，断不能任其限于一两本教科书与参考书之内，否则，他就将无法应付学生。大概现行的这种笨拙的教学法所以能够耐久，实在也是因为教员的学识有限之故。去年江苏教育厅催促各学校设立图书馆的公文中，也说现代的教员熟读了一二册教本，就自以为他所需的材料尽可由此“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至于中国现有的新书不足以供推行新法之用，这也是极其明白的事。于此，我们可以知道，现行的教学法虽有改革的必要，而推行新法却不完全是一个学校以内的事，而有赖于教育界全体的合作。
二、论智识界的空气与教育界的倾向
第二件事是关于教育界一般的空气与倾向。这实在不仅是中等教育界的问题，而是全国教育界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了。朱子说，学者学为人而已；而要能学得做人，则一个民族的教育，其必斟酌它所处的时代与地位而确定一个方针，且为种种实际的设施以助成这个方针，自是不容辩驳的真理。各民族的环境不同，而一个民族的教育方针则必须与它的环境相应；否则，教育就失其效用。这一种“相应”即是达尔文所谓“适者生存”之“适”，实验主义之“实”，亦即是与时间空间的和谐。譬如战前的德国以征服世界为目的，所以就处处指示她的人民说，条顿民族是天之骄子、将来的世界的主人。又如日本，地少而人多，则以侵略中国变成一个大陆国为惟一目标，所以她的教育也处处趋向于这个精神；譬如她于博物馆中特设满、蒙一馆，人民之赴满、蒙者，交通部特别优待以示奖励，而东三省也几已认为她的领土，小学生绘此一片地图，也与其本国同色。这不过是最着的两个例子，其余各国也无不随所处的环境于教育上谋相当的适应。因为教育不过教人做人，而做人就在于适应啊！
中国的教育曾有固定的宗旨吗？从这一方面立论，数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大概可分两个时期。
（一）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之前，教育虽标明宗旨，而实未有着实的有力的设施以期其成。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宝、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教育部所颁教育宗旨说：“注重道德，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而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种“尚武”与“军国民教育”是适合于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国情的，但是图谋实现这个计划的有力的设施，一些没有，所以宗旨云云，也就有名无实。（二）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五四以后，情形就更为不同。自由、解放、个性等美妙的名词随新思潮而成群飞来，它们扶摇翱翔，把巨翮扇拍的声浪弥漫于空间。加以职业教育的提倡与物质文明的崇拜，令青年学子人人都趋向于乐利。更加以新文学的扩张，“小说戏剧惟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媟之柔情，管弦音乐惟演讲柔荡靡曼亡国哀思之郑声”，更令他们以为抱腰、接吻、浪漫、放纵就是人间的一切。这种事实就自然生出些不可免的结果：学校内部生出种种无谓的风潮，体育仅成为少数学生争夺“锦标”的工具，而和多数学生无涉，工艺与自然科学依然保持其睡眠状态，而多数青年则惟沉溺于比较非所急需的文哲。所以就现今知识界一般的空气而言，中国的教育可说已经完全没有固定的倾向与目的。如果有呢，那就只可说是放任主义、个人主义、保利主义、享乐主义。
现在大家所不知不觉地提倡的这一种风气并不是绝对地坏，但是就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与地位而言，却不适当。中国人最坏的一点是在于没有“公德”。在人与人相处所必需的规律上，几千年来不曾有过相当的训练。我们必不可以为这是老生常谈，这实是中国“致命伤”之所在。中国有知识的人现在差不多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中国的病根固在政事不举，工艺不兴；但是以中国今日的人心而言，则政事必不会举，工艺必不会兴；就是举了，兴了，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所隐约觉到的这个“人心”，我以为就是缺乏公德之心，就是对于人与人相处之道缺乏有规律的训练。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是“自由”惯了的，就是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不说别的，就说现今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吧，我不曾见过有哪一校的学生，开会的时候严守秩守，静肃无哗；也没有见过哪一个能够处处留心涕唾而不随意乱吐；更没有见过哪一校墙壁之上没有铅笔粉笔的字画。是的，“此事虽小，可以喻大”，中国人的国民性完全表现在这几件事上了！中国不亡则已；如其亡呢，我一定要说就亡在随意吐痰，不懂开会的这几件事上。
几千年来的国民性既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如是提倡一种严肃的有规律的教育与风气，还怕赶不及补救；何况现在大家的趋向又适得其反！而且公德的缺乏是一切劣性质的根源，所以中国人也老早就是以自利享乐与颓唐著称。倘若现在还是闭关自守的时候，则我们还不妨循原来的道路，造成这一种所谓“优雅”的民风。但我们的时代与环境所要求的完全不是这个。它俩所要求的乃是一种坚苦卓绝、雄鸷沉毅的国民，乃是一种乐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操守，有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后代。而现在知识界与教育界的风气又适与这个要求相反！我们比如一个“式微”之家的子弟，劳苦是我们的义务，坚贞是我们的本分，享乐与幸福是只可留给我们的子孙的；如果我们艳羡奢华，也只能叹命之不辰；今倘若债主在门，仇人在室，而满眼犹是姬妾狗马之好，满耳犹是丝竹管弦之美，这岂非徒令人生出恶劣而不和谐之感？
以上是就我们的时代与环境立论，可以看出现在知识界的风气之不正常。但即使我们现在有可以逍遥享乐的理由，现在的文人、学士、名流、硕彦的眼光，似乎也是偏而不全。他们讲自由，讲解放，讲爱情，做恋歌，讲茶，讲契诃夫所说的中国人喝酒知道一口一口的啜不像俄国人之一饮而尽，总而言之，讲一切的逍遥与享乐。这些事我也承认是属于人生的艺术范围之内，是美之一面。但是美有优美之美，也有壮美之美。现代的我们似乎太注意了花之娟秀，而忽略了山之崔峨、江河之奔放；只知道美人之令我们鉴赏，而忘记了英雄之令我们低头；只知道自由解放是一篇优雅婉转的散文，而忘记了统一与规律是一篇格式整齐气魄豪迈的诗歌。在这被忘记了的一面，我们是也尽有可以讴歌与宣传的资料的。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若晋楚刚健敦朴之俗，若孔子之于见义不为谓之无勇，之于战争不勇斥为非孝，若东汉太学生之崇尚气节，若明季东林党人之守正不阿，若荆卿，若高渐离，若田横之五百从者，若文信国，若史阁部，若卧薪尝胆的勾践，若亲往外国学习工艺的大彼得，若历史上的一切英雄，若科学界的一切启发者，不都是人生的大艺术家、大乐师与歌者，不都是树在十字街头的巍峨的铜像而能给百世以下以感召的么？但是我们现在则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否则，对于他们至少也不及我们对于另一批优雅的人物那样热心。
自由与规律，享乐与牺牲，这一类相对的性质，实际上都是相成而不相反。人生的庄严美丽全由这些不同的性质的有韵律的调和造成，正同一幅美丽的图画之由许多色彩和谐地组合而成一样。如果偏了，结果就是单调、萧索、疲软、乏味。所以我不是责备现代的人之讴歌自由与享乐，我是诧异的，我们没有用同样的力量去赞颂规律与牺牲。我不是责备哪一个个人，我是怪的知识界全体没有把风气弄得均衡和谐。记得四五年之前，有一位青年政治学者仿佛说过，政治的事业是在于整理人间，是一种男性美，他将在这一方面尽力。“男性美”三字很能代表我的意思。现代的人仿佛太注意了女性美而忽略了相对的一面了。
但人间的事都是离不开环境的。照上段所说，如果中国是在安富的状态之中，我们于自由与规律两者还应有相当的调剂，而现在中国的民族几千年以来都是度的一种不规律不合群的生活，一种颓唐的自由与文弱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所以现在我们救济的方法，还不但是自由与规律的调剂而已：我们要挽“积重难返”之势，且不得不为“矫枉过正”之谋。譬如一个摆Pendulum的摆弧，倘是偏于左方，我们要叫它平正，则必须把它引了偏于右方。这是就革除积习而言我们必取的方法。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尤其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图存。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刚强整肃雄武沉毅的民风”。但是我们翻翻大多数的出版物与足为士林表率者的言行，而终于证以一般青年的趋向，我们是如何的失望啊！
曾涤笙尝说，一时代风俗的厚薄常由于一二人的倡率。这“一二人”所以有如此力量，是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一般知识阶级，而复由知识阶级感化一般民众。所有有转移风化之力的实在是知识界中人物。现代某一位有名的作家尝论民德之坏“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他说“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复杂，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朝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以下更说到清朝三百年来民风的浇薄，是由于激扬蹈厉之王学与严正忠实之朱学一齐销息，惟余那空洞浮泛的汉学称尊，而“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地下之僵石为伍者”。但此等人“盘踞于……学界之中心”者二百余年，所以遂造成今日不痛不痒之民风。这一番话是有道理的，我很愿现在的一般知识阶级能够感觉到它的启示。
虽然知识阶级常是教育界的背景，而切实的改革与直接的效果，总不得不希望教育者自身的努力。
民国纪元以前，教育界的一切设施都想模仿日本；民国纪元以后，则模仿美国，而尤以五四运动为重要的转机。于是自由、解放、发展个性等名词，琅琅然不绝于教育者之口，而与之相对然而同样地重要的性质则视如草芥。在小学校里，往往于过道或廊下标出其路之名，而其名称则总不脱离博爱、大同、艺术、自由等字样。在中等学校里，在知识一方面还有一种不得法的注入；在德育一方面，则除去官样文章的布告以外，简直可说完全没有训练。倘教育者在这一方面稍有一点严格的设施，则“轻蔑学生的人格”“破坏自治的精神”等罪名与谥法，即不旋踵而来；而教育者因恐得罪了“时代精神”，也就只有默然而息。我在前一篇“教育感言”里曾说，现在的学校在教学一方面是把课程表上的方格作为牢狱的围墙；现在更可说，在训练一方面，又是把校舍当作学生的旅馆，而这个比喻实际上一点也不夸张。现在我们在知育与德育两面，都是走的完全背谬的方向：在知育一方面，我们是应使学生有相当的自动的，而我们则完全加以束缚；在德育一方面，我们是应有相当的干涉的，而我们则完全放任。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指出这一层背谬，而且和大家商量，我们可否把知育方面所取的政策酌量移到德育上去，把在德育方面所取的态度酌量移到知育上来。现在还是专论德育。德育是指的教育在学生的行为与习惯一方面的设施。现在知识界中之人对于教育的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新的论调，像军事教育与武化运动就是最时髦的名词，又若提倡新国家主义者所标的教育宗旨，自然也包含这个重要的条目。我的主张也与武化教育相同，但是因为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在武化教育之下更广阔的基础，所以宁愿把我的理想标为“规律的生活、严格的训练”或者与之相似的辞句。真的军事教育以尚武的精神为基础，真的武化又以别的许多性质为基础。这许多别的性质可以上交所说的“刚强整肃雄武沉毅”数字概括，或者也可说是国民平时所受的规律的生活、严格的训练。
所以我们万不可以以为只要学校里注意兵式操与军事的知识、技能，就可以得到全国皆兵的结果。我们要能有真的军事教育，必须于教育的全部分有相当的策应，必须对于国民生活的全部分有普遍与严格的训练。我们应打根本上做起，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在本文做了一半之时，五卅事情发生，遂有倡议立刻组织学生军者，这个倡议虽然可喜，而此刻组成的学生军其能否有何效果，作者殊不敢说。寻常的军人，身上要负到四五十斤重的东西，每日要走到五六十里的路程，要忍得住许多难言的苦痛。这个全靠平时的教育有坚忍吃苦的训练，而不是单单开步走，瞄准几项所能担当。更重要的乃是服从命令与遵守规律的习惯。这个需要平时在种种方面的训练，又是更明白的了。
古人说“止戈为武”，可见真正的尚武精神于体力之外另有含义。今人所谓“运动家的态度”（Sportsman-Ship）是统指的公正、勇敢、互助等精神；能保持这种精神的，虽竞技失败，不失为运动家；否则，即使“每战必胜”，而人格卑下，也不足以担当这个称呼。
又如欧洲中古的武士，是常常被人说到而且曾受世人相当的赞美的。但是这一件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起源而言，它是以做中古全社会组织的基础之封建制度为它的根本。封建制度里许多大小田主间有认为天经地义的相对的保护与爱戴与对于妇女的忠诚，积久的训练才使武士们能够坚守他们的与此相似的信条。第二，从这些信条而言，“武士”的意义不是单能打仗，而须有温良、礼貌、仁慈、忠信、敬重妇女等许多德目；然而因为平时能遵守这些德目，而战斗力也就变强。这乃是真的武化教育必以广阔的国民性的训练为基础的一个最好的实例。而年六月初冷遹在南京一中演讲，也说“军事教育不是举枪开步走几项就算了事”，而应注意到知识、技能、习惯、行为四项。这也是能认识军事教育的真意的。
根据以上的理由，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今在德育方面的改革，应当以刚强整肃雄武沉毅的民风为我们的指归，而从教育的全部分着手，对全国的学生严格地训练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不这样，则几千年来颓唐的民风无由改革；而所谓军事教育就不过是建屋于流沙。
在这一点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而至今未曾利用。我是指的学校寄宿之事。外国学校繁多，每一个城市中，就中等以下的教育的学生大都可以在本城找到他所需要的学校，自然就无庸在学校寄宿；而中国则不然。这件事对于中国有不利，而亦有利。不利的一点，可说是叫学生的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不相和谐。学生处惯了学校生活之后，每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厌弃而反抗。但是中国不清洁美丽和平的旧式家庭生活，有什么可以留恋呢？不足留恋而使学生尝尝比较清洁整齐的学校生活，在他们心中植一个预备将来的革新的根基，这正是改革我们民族生活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啊。否则，学生白天受一点儿比较新鲜的空气，晚上又复吐纳于污浊的场所，教育的力量岂不是要更加微薄了么？传染病是应得隔离的，我们如能将这些未病的儿童趁隔离的当儿加意锻炼他们的体魄，这很能叫后一代有更坚强的身体与更大的抵抗疾病的能力。
但是就我所见的中等学校而言，教育者对于学生的行为习惯方面，实在谈不到训练。所以然之故，一部分固然是因为“严格的训练”久已成为不时髦的名词，他方面也因为一个寄宿舍的人数太多，本不容易为有效果的设施。人数多而无划分，则好的习惯与风气不容易建设保存，而坏的风气不容易收拾，所以学校的寄宿舍就自然成为公寓与旅馆了。
依我的愚见，要改革几千年的民风，必须从学校的寄宿舍做起，因为这是上帝赐与我们栽培新种子的天然良好的园田，我们不可辜负了它。而我们在这里的设施也应当和园丁所处理的田亩一样，令一个个新生的萌芽有整齐的编排。我们不妨将一个寄宿舍划分为几区，令每一区都有几个常驻的教员负指导的责任，令每一区的教员与学生的食息工作都在一气，令他们处处都遵守规律的生活而无或放佚。我们也竟不妨参照柏拉图共和国里的几种安排，也竟不妨模仿斯巴达的几种教育的设施。我自然不是说歌舞与文学在这里没有位置；但自由与规律，享乐与牺牲，我们要当令其有相当的调剂，而且为矫正几千年的积习起见，我们也当在缺乏的方面为合理的偏重。
而且我们还当令学生完全不觉得这里仅是一个公寓、旅馆、寄宿的场所。我们要令他们在这里练习开会的方式、群居的规律，以及种种团体生活与社会活动；要令他们觉到这里就是预备做人的场所，将来他们到较大的社会里去时，就是要把在这里所培养的精神表演出来。我所以主张把每一个寄宿舍分部分区办理，因为如此，一则才可以实行“严格的训练”；二则可以由此练习军队与政治的生活，培养有规律的习惯。
也许我的理想不尽可行，但我的主要的意见是在于说明现今教育界放任政策之不宜，与规律的生活与严格的训练之重要。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去培植后一代的民风，我真不知几千年来委靡放逸的风气何从振作，而武化教育又可有什么坚固的基础啊！
三、附言
本文主旨已完，但尚有相连的两层意思，不妨趁便一说。第一，现在的这种“重文”的风气，一方面固足以阻遏尚武的精神，而同时又妨碍科学的发达。中国人本来是勤于玄想而欠缺实证精神的，自五四以来，这个风气且反加甚，而近来更有泰哥尔等人来推波助澜，盛唱东方文化而排斥四方的物质文明，于是把中国面前的科学之门关的更为紧了。其实这一种迷惑，很容易指破。第一，凡是进步的民族，无不有或深或浅的物质文明；倘使我们有至高的哲理，而我们的生活犹是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则我们终逃不了野蛮的称呼。第二，现在西方物质文明所生的罪恶是“不均”，而不均是人类处理物质文明失当所生的罪恶，不是物质文明的罪恶。我们只能责人类不善处理人间的生活，不能责备物质文明“过于发达”。物质文明绝不会有“过于发达”的一天。第三，中国现在的大仇敌是经济的侵略，科学不发达则工艺不兴，工艺不兴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故中国革除重文的陋习的第二个药方，是用力于科学教育。
第二件事是关于国耻教育。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很多，我则对于实施的方法略有提议：（一）将一百年来的外交史与现代的国际形势请名手编为简括生动的小册，在国民开始读书之时，即教以此编，不妨令之反复温习，当做中国的“圣经”，而且认为一切学校里第一项基本科目，凡行学科试验之时，皆所必试。（二）再把大小国耻日依次编为日历；凡遇一国耻日，中学小学之中，皆行关于此日的国耻的教育。
（本年六月十三日新闻报中曾有陆厚仁君的一篇《一个常识教材》，说到教育者如何可以利用这种时日给儿童以有力的训练，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