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选自《教育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29年21月20日。
一
中国之教育，自古代以至今日，若就其效力所及之范围而分类，约可分为两种：一曰治者阶级之教育，一曰被治阶级之教育。被治阶级之教育与今日一般教育学者所谓广义的教育相当。教师无专人，受教无定所，授业无定式。儿童在家，从父兄学习经理家务，从事谋生，教育也。出而从师，学习手工技艺，以期受人雇请，教育也。入商店当学徒，经过数年，帮他人做买卖，亦教育也。至于稍有蓄积之家，联合数家，延一稍识文字之人，专教子弟识字，以便成人时能记账能作买卖，当然更有教育意味。此种被治阶级之教育纯为私家之事，社会国家从不过问，若以之与今日文明各国规模阔大之学校教育相比，实不能被称为一种教育。治者阶级之教育，则反是。其意义与一般教育家所谓狭义的教育相当。教师有专人，学习有定所，课业有定式。历代由国家所设培植人才之所：如三代时，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汉之太学、辟雍；唐时之太学、四门学、国子学；宋之国子学、太学；明之国子学、府州县学；清之官学、宗学等等，固纯为实施治人阶级的教育之机关；即今日之大学校、专门学校，甚至中学校，亦多只能作培养治人阶级之所。
被治阶级之教育，既无所谓形式，仅潜行乎实际生活之中，实无特别可供吾人叙述之处。若有教育史家欲为中国民众教育或被治阶级之教育著历史者，不若为民众或被治阶级者一部生活史较为切实。此种无形式的被治阶级之教育，因中国经济制度数千年来无突异之变化，人民概生息乎农业及小手工业的经济状态之中，其性质，其内容，亦少突异之变化。虽然如此，但其所负历史上之使命则甚大：维持数千年之民族生命，一也；保存数千年之民族习惯，二也；巩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基础，三也。若治人阶级之教育，其历史的使命又如何？此可以一言蔽之曰：维持治人阶级之特殊地位是也。
中国社会，自先秦以至清末，均需要一特殊之治人阶级以维持之。中国秦以前，完全为一封建时代。自黄帝历尧、舜、禹、汤以至周武王，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东迁，历春秋战国以至秦始皇，为封建之破坏期。统一之中国，即于此封建制度之成毁过程中完全产出。（封建之形势早已破坏，而封建之势力至今犹存。）自时厥后，中国人民全然在专制一尊之统驭下度日。历汉、唐、宋、明以至清末，专制一尊之制，时或遇有波澜，发生动摇，然皆能不久即恢复原状。此种专制一尊之制，需要两种势力以维持之：一曰武力，一曰文力。武力以被治阶级中之游民充之；文力，除已经在朝之贵族外，更从被治阶级中选拔俊秀者充之。汉高祖十一年（纪元前二一六年）有一通诏书颇足以表示专制一尊之制之需要治人阶级。其词曰：“王伯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人既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谐相国府，署行义年。”（行状年纪也）治人阶级与专制一尊之制之因缘，大抵如此。
中国历史上之学校教育，即专为造成治人阶级、培植制治之人才者也。因其历史的使命如此，故有可纪之事数端：一曰受教者皆为贵族，或凡民（即被治阶级）中选出之俊秀。朱子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历代中央之教育机关，殆完全为贵族所独占；地方之教育机关，稍像样者，为凡民之俊秀者所独占。凡民治俊秀既入学校以后，必常立于贵族一边，而与被治阶级渐渐分家。程子所谓：“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便是凡民之俊秀与凡民分家之招状。
中国历史上学校教育中第二件令人注意之事，即所研习之科目与实际生活毫不相关，完全为装饰身分之空空洞洞的古典。汉十四博士所讲授之易、书、诗、礼、春秋等，皆古典也。唐时所谓大经之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之诗、周礼、仪礼；小经之易、尚书、春秋公羊、谷梁等，皆古典也。尔后宋、元、明、清学校中所讲授者无不是古典，无一与实际生活有关。此外第三件令人注意之事，即受教育之出路皆在服官，或替治人阶级维持国家之次序，巩固专制一尊之制度是也。此一事清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所颁卧碑文最足以明之。文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摘录数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受教者之出路在服官，此本治人阶级的教育之特色也。
二
此种治人积极之教育，寿命延长至两千余年之久。对于专制一尊的制度之拥护，统治阶级特殊地位之维持，确已奏有奇效。倘非时代变易，国运渐濒危亡之境，尚可延长下去。不幸前清末年，因西力东渐之结果，致生亡国灭种之隐忧。于是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倡强国保种之教育以对付之。西力东渐所生恶果，最显之例，莫如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江宁条约。据该约云：中国须偿英国军费银一千二百万两，商欠三百万两，烟价六百万两。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割让香港于英。其次一例，莫如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天津条约。据该约云：中国须偿英国军费银及商亏银各二百万两。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港。派员协定税则。英民犯罪，由英领审判。上述两者，只是两个最显之实例。此外丧权辱国之事，不知尚有多少。重以咸同间太平天国之乱，同光间朝局之不宁，人民遂不能安居乐业，上下相危。就此种情势而论，亡国灭种之祸，确在眉睫之间。因之强国保种之致用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两合教育，乃应运而兴。
此种强国保种之教育，可分为消极与积极两面。在消极方面，有废科学、停考试等大事；在积极方面，有兴学堂，派留学等大事。科举旧制不能应付时艰，自是当然之事。张之洞劝学篇曾言及此事。其说曰：“中国仕宦，出于科学。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交。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唯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督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道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人才而不讲时务经济，而不能为国家扶危御侮，尚有何用？然在科举制度之下，结果又只能如此。故为因应时宜起见，只有改变科举制度。于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朝廷徇众人之请，将根深蒂固、不切实用之科举制完全废弃。
废科举为消极之事。兴学校，派留学，乃为积极之事。光绪二十七年（即一九〇一年）有张百熙奏拟学堂章程，对于全国学制规划极详。但未能见诸实事。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张之洞、孙家鼐、张百熙等会同厘定学堂章程，回奏时以管理法、教授法与学堂建设法汇为四篇。其教法以经济纲常大义为主，以历史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奉旨准行，遂颁于全国。至是接近现代之新式学校教育乃渐渐开始矣。至于派人到外国留学，乃始终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容闳博士之建议。容闳博十条陈当局派聪颖子弟往美国游学。曾国藩、丁汝昌赞成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派容闳办理游学事业。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派吴子登为游美学生监督。自时厥后，留学一事，遂为中国教育上一重要部门。
强国保种之教育，或御侮扶危之教育，其内容包括新学与旧学及政治与工艺四大项。张之洞劝学篇有曰：“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此种新旧两全、政艺并重之教育，宜若可以强国保种，御侮扶危。孰知不然。亡国灭种之祸，今日虽未完全实现，然危局且较前有加，外侮亦较前更甚。此中原因，始由于（一）西方国际资本主义已发展至于登峰造极之时，势力太大，无法抵御。（二）中国一切制度，向未受工业资本主义之影响，事事皆停滞于旧有状态之中。一旦新势力临头，应付不及。虽然，强国保种之教育，固未收何种实效；然其在历史上之使命则尽之矣。将几千年来治人阶级之旧式教育过度到现代的新式教育，即其所尽的重要之使命也。
三
旧式的治人阶级之教育，完全为造成同治人才，扩大统治阶级之工具。在知识方面所重者，空洞的装饰身分的古典智识，与实用的智识无关。强国保种之教育，因时代变易、西力东渐之故，已前进一步。除古典外，尚重新知。张之洞之旧学为礼、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之主张，即是实证。至于现代的新式教育，则并旧学为礼之成见亦打破矣。所置重者完全为东西洋各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崭新的实用教育。
现代新式教育之所谓新，究在何处？抽象约略言之，共有四端。
一曰制度完备。如行政之机关，学校之种类，课程之编制，教材之审查，以及其他种种进行新教育之事，无不各有定则，各有规矩。二曰注重科学。凡西洋近代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卫生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伦理学等，无一不为现在学校中之重要课程。三曰教法新颖。在治人阶级之教育中，固无所谓教法。即在强国保种之教育中，教法亦只注重呆笨的灌入。直至现在，乃有所谓新的教学。注重自动，注重兴趣，注重研究。四曰平均发展。旧式的治人阶级之教育，只重无用而空洞之智识，无所谓身体的训练也。现代的新教育，则身心并重，有智育，同时更有所谓体育。据教育名家云，新教育之目的，在养成身心健全之完人。吾人就事论事，亦深信其如是。凡此四端，未足以尽新教育之全部意义，然所谓新者，究可于此等处，看出多少。
十余年来，研究教育者，办理教育者，无不倾全力于所谓新之一字。专心致志于教育本身之改良，然而正在倾全力之时遣却两件大事，全未注意。以故教育性质虽与东西洋各文明国之现代教育全同，而效果则远不及。两事维何？一曰教育机会之不平等。现代中国之教育，全为少数富人所独享，大多数贫人不能过问。盖今日之教育，需费甚多。受高级小学教育一年，至少须用费银五十圆。受中等教育一年，至少须用费银百六十圆至二百圆。受大学教育一年，至少须二百圆至三百圆。以今日全国人民之经济能力而论，年出五十圆至三百圆钱以买得受教育之机会者为数实少。此今日教育之所以只能为少数富人所独有也。二曰人才无可用之地。多数贫民，无力享受教育，此机会不平等之过也。至于少数富人，既已受有完全教育，宜乎皆可为有用之才。今则不然，受有教育者，除最少数找得相当职业而外，大多数皆为高等无业流氓，皆是英雄，只惜无用武之地。此中原因，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生产事业尚未发达。原有专长者不能于生产事业上展其所长，仍只能以其专长作虚闲阶级之装饰品。今日东西洋各文明国家之教育与中国之教育相较，只有程度之不同，并无性质之差别。然在各国，收效最宏者，以各国生产事业较为发达，专才有施展之地也。至于教育机会之不平等，其他各国与中国亦初无二致。
虽然，此种现代的崭新的教育，其应有之效力固未完全获得；但其历史的使命，则亦尽之矣。使命维何？造成今日中国之局面是也。今日中国纷扰之象，夫人皆知为由于旧有的残存封建势力及外来的国际资本主义两者互相激荡使然，不过新教育之影响亦极大。倘无新教育造出许多智识分子，一同混战于其中，纷扰之象，必呈异观。在旧有封建势力与国际资本主义互相结合之过程中，智识分子曾显出最大之作用：或则立于封建势力一边，拥护旧制度旧思想，以与维新人物相抗；或则鼓吹新思想，介绍新学说，以与旧势力相抗；或则拥护国际资本主义，立于买办阶级、大资本家一边，并为之张牙舞爪；或则挺身出而为革命党，口口声声，达到国际资本主义，口口声声铲除封建势力。凡此皆现代新教育所生之影响也。新教育而有此种影响，亦可谓已尽其历史上之使命矣。
新教育所生之影响固如是其大，但吾人所希望者究不在此。盖此乃时代及环境从教育上逼出之结果，并非出于事理之当然。从今日起，谈教育者又当找出教育之新的历史的使命。何谓教育之新的历史的使命？一言以蔽之曰，适应新中国之建设，发展新中国之新生活是也。如何而后可以致是？一曰务使教育变为一种建设新国家之工具。中国国家之建设，必然的由封建旧社会，越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径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进行。所谓教育，必于此中充分显出其应有之作用。二曰务使教育变为一种完成新生活之利器。毋徒替少数富人装饰身分，必须使人人能共同享受之。教育而能人人共同享有，教育而能建设社会主义之新国家，不背乎时代之潮流，不背乎人心之趋向，始可谓之完成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