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常有人说，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真是句至理名言。可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性使然。
人要给自己的作为或者主张去找合法性，如果能从榜样人物身上给自己找出佐证来，那不就很能挺起腰板来吗？齐宣王现在就正做这种事呢。
齐宣王有个大园林，这也算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一个表现吧。齐宣王大概也觉得这种穷奢极欲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怎么办呢？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大圣人周文王的花园方圆足有七十里，有这么回事吗？”
孟子一听，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想想，噢，和梁惠王一个腔调！
孟子回答说：“听说是有这么回事。”
齐宣王一听，乐了，“哈哈，原来圣人也搞这一套啊！还真够奢侈的，搞七十里地的大园子，也太大了点儿吧！”
孟子把眼一翻，“大？老百姓还都觉得小呢！”
“嗯？”齐宣王纳闷了，一不留神说漏了嘴，“那，我的园子才四十里，老百姓为什么还嫌大啊？”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砍柴的进去砍柴，打兔子的进去打兔子，大家当然觉得小了，人家周文王可是与民同乐嘛，自己的园子也是大家的园子。可大王您这园子呢，嘿，我才一入境的时候，先打听打听齐国有什么禁忌没有，免得一不小心再触了霉头，有人就告诉我了，说哪里哪里有大王一座花园，方圆四十里，风景这边独好，可是，千万别靠近了，在这里边要是杀一只鹿，能按杀人罪把你办了！大王，您看看，您这是花园吗？明明就是设了个方圆四十里的超级大陷阱！老百姓要是不嫌大，那才怪呢！”
齐宣王一听，心说：“我没事问他周文王花园干吗，我这不是顶风放屁——自己臭自己吗！”
孟子继续阐述他的与民同乐思想，齐宣王闹了个自讨没趣。像建造园林之类的工程，历来都是个大动作。帝王园林规模越来越大，装饰越来越奢华，可“与民同乐”却没见有出现过，而且连提这个话头的人也越来越不大容易见得着了。
由此我倒很想说说帝王大工程的这个话题。以前一般遇到的说法都是，好皇帝体恤民力，好官也都劝说皇帝不要轻易去动什么伟大工程；相反，暴君大多喜欢建设，阿房宫、长城、迷楼、艮岳，等等等等，不论是为了国防还是为了个人享受，反正一动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人，耗费多少年的时间，老百姓是吃不消的。
乍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是，实际上，这还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甚至还是有不少时候，劳民伤财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讲，有时当皇帝不想继续劳民伤财下去的时候，反倒会出问题了。
我这个逻辑看似荒谬，嗯，让我慢慢说来。前面的话题好像沉重了些，那这里就先多扯几句，从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入手吧。
有些书，有些道理，是要用岁月来体会的。有一次，我就体会了一回。
我每次和小外甥在一起的时候，和他都有一件必做的功课——比武。小外甥那时在儿童班刚学了跆拳道，拿正宗的跆拳道功夫跟我过招，嘴里还总是念念有词，什么“上方格挡”，还什么“下方格挡”的，一进攻拳拳到肉，一防守章法森严。我更厉害，我是无招胜有招，一套王八拳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和他战在一处，一二百个回合不分高下。
比完拳脚再比兵刃。当时电视正演《西游记》的动画片，我和小外甥一人一根金箍棒（塑料的，孩子他姥姥买的地摊儿货），真假美猴王再战三百合。
美猴王终于分出真假了，六耳猕猴（也就是我）倒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可真美猴王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我实在不打了，自己又蹿上跳下，给姥爷捣捣乱，给姥姥捣捣乱，没有片刻的消停，所有人都深受其害。
某一次的这个时候，我看着他闹得正欢，突然想起了狄更斯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旧伦敦的资本家雇佣童工，伙食待遇非常苛刻，可怜的孩子们不但要超负荷工作，还根本吃不饱饭。
资本家是不是太坏了？太抠门儿了？
可资本家有资本家的道理。
人家资本家主要倒不是真在乎那点儿粮食——多一勺粮食能有几个钱——人家就算有再多的粮食，就算有再高的利润，也不让童工吃饱。他们真正的理由是：人在青少年的时候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一旦吃饱了饭，得闲就得闹事。所以，资本家怕，怕的是童工闹事。
我那一刻看着小外甥，突然真切领会了狄更斯笔下那些资本家的心理：要想让小孩子能老实待着，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吃饱。各位，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子总闹得你心烦，那你就用这招试试，每天只给他吃到六成饱，准管用！
这件事还让我重新领悟了中国一句最常用的名言——吃饱了撑的。这句话以前都只是随口骂人用，此刻才领会到了它的深层含义，觉得这句名言里的道理实在太深了，饱含着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对政治哲学的透彻理解。如果现在还流行在课桌上刻座右铭，我一定在自己的桌面上刻上这句话。
有个外国诗人还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世界上有两种真理，一种是表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说法都是错的；另一种是深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却还是对的。“吃饱了撑的”无疑属于后者，属于深层真理。我们往前边看看，孟子的思想里，不是有什么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国家就能往好了走的说法吗？但这里说，不能让人吃饱了，吃饱了撑的是会出事的。
看看，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人可能会猜：“你要说的一定是‘饱暖思淫欲’。”
不是，事情要比“饱暖思淫欲”复杂得多。
有些东西看上去一点儿不沾边，可实际上却大有关联。
比如，有谁想过天津卫和锦衣卫有什么关系没有？
这个问题是不是看上去很蠢，就好像问郎咸平和郎平有什么关系，侯宝林和宝芝林有什么关系？
但是，天津卫和锦衣卫还真有关系，这二者同宗同源。
一个是城市，一个是明朝特务机构，无非最后一个字都是“卫”罢了，能有什么关系？
可是，天津卫为什么有那个“卫”字？北京就不叫北京卫，上海也不叫上海卫，重庆也不叫重庆卫？因为这个“卫”本来是明朝初年的一种驻军机构，是朱元璋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的体现。朱元璋顾虑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太大，所以想出了一种“卫所”制度——当你在明史里看到“卫所”这个词的时候，别以为这是卫生所，这里更没画着红十字，这是一种军事单位，分布各地，独立于日常行政体制之外，自成体系，而且通常自耕自养（原则上说），世代相传。所以，锦衣卫是“卫”，在中央，天津卫也是“卫”，在地方，他们其实都是“卫”。
要承认，明初的这种卫所制度还是很先进的，既保障了常备的大军，他们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可是，随着皇帝一代代地传下来，这个卫所制度也跟着一步步地败坏了，能打仗的越来越少，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是一团糟了，打仗变得非常昂贵了。
崇祯年间是个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真是一个不缺，前几个皇帝早把国家败坏得不成样子了。年轻的崇祯帝很想奋发有为，做一位中兴之主，可是，这个捉襟见肘的烂摊子呀，真不好收拾。
要解决这个，要解决那个，平内忧，除外患，干什么都要花钱，可国库没那么多钱，怎么办？
有人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咱们得搞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崇祯帝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国企改革？多大的国企算大型国企啊？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
大臣连忙解释：“皇上别急，您听我说。咱们现在最该下手改革的大型国企就是邮政系统。邮政系统实在开支太大，效率太低，冗员太多，咱们要是割一刀下去，每年能节约出好几十万两的银子！”
崇祯帝一听，稍稍松了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搞M BO（管理者收购）呢。唉，你们这些大臣啊，都只会给自己牟私利，整天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也难怪我会这么想。”
崇祯时期的大臣们很多都真是这样，崇祯帝也对他们这一点意见很大，可是多年乱局就像一面筛子，像点儿样的人大都被筛下去了，留在上边做官的还真没几个好东西，官场恶习早就成风了。
那么，这个国企改革的主意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当时怎么就有什么邮政系统呢？
先说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城市的街道边上常见到一种东西——邮亭。我们平时买报纸、买杂志什么的都在邮亭买，可很多人不知道，邮亭这个东西确实历史悠久啊！
有多久呢？从秦朝就有了。
是不是有人反对？是不是有人会说：“秦朝哪儿来的报纸、杂志啊，那就更别提邮亭了。”
那我倒反问一句：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在没造反之前做的是秦朝的“亭长”，谁知道这个“亭长”是什么？
呵呵，“亭长”就是“邮亭”的头儿。
所以呢，当你再到街头邮亭买报纸、杂志的时候，一定要对邮亭里面的工作人员报以崇高的敬意，甚至，你不妨赶紧巴结他们一下，谁知道哪位现代亭长会不会有刘邦的命呢？
可是，事实上，刘亭长当然不卖报纸，也不卖杂志，也不卖电话卡，更不兼营公用电话业务。当时的所谓邮政系统主要是传送公文用的，也负责一些地方行政治安，总之，刘邦时代的亭长比现代的亭长要牛，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从秦朝以后，邮政系统历来都有，只是名称和功能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改变，除了传送公文之外，还充当地方招待所。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把邮亭改称“驿”，梁宏志不是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叫《驿动的心》吗，“驿动”这个词恐怕是他生造的，我想他要取的意思就是“跟着驿站走动的心”。
可是，梁宏志如果真生活在朱元璋时代，他想“驿动”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正是严刑峻法的时候，只有那些公务在身的人才能“驿动”，如果你想自己抒情一番，或者办办私事，或者游山玩水，那是不能住驿站的，也不能让驿站里的公务员为你运送行李，哪怕你是高官显爵或者皇亲国戚。朱元璋为这事可连驸马都杀过呢！
如此一个庞大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有点儿路子的人经常随便“驿动”，在驿站里白吃白住白使唤人，驿站自身的管理也不牢靠，到了崇祯时代就是：财政负担不小，正事没办多少；人马成千上万，私活儿多过公干。所以这才有人提出：要减轻财政负担，先从驿站系统改革入手。
大型国企改革可从来就不是件容易事。
专家甲建议：“让国有企业上市，这一上市融资，问题就全解决了。”
专家乙一撇嘴，“呸，什么融资，说得好听，还不是忽悠老百姓的血汗钱去。”
专家丙说：“我看，还是得上市。大型国企上市，人心都能为之一振。可是，不能整个上市。”
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
专家丙解释说：“驿站系统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政府邮局功能，一个是招待所功能，这两项如果作为整个驿站系统的子公司，让驿站系统整个上市，这里就涉及一个专业问题，叫做‘多元化折扣’，嗯，不解释了，反正是不划算的，会把价值低估。所以，这就不如先把邮局和招待所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分别上市。”
崇祯帝一听，“好专业的意见啊！”
专家乙赶紧上奏：“皇上，您可别听他的，别被他的专业术语忽悠了，他这叫专业胡说八道。照微臣看，上市不是万灵丹，等圈完了一圈钱，该垮还是得垮。还是该从提高激励机制入手。”
专家甲又说：“要不，就对驿站系统作个资产评估，让全体驿站工作人员持股好了，这就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了。这就叫股份制改——”
“够了，够了，”崇祯帝不胜其烦，“干脆你们就这几个方案民主表决算了，太专业了，我实在听不明白。”
专家丙忙说：“启禀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崇祯帝一愣，“怎么，民主表决难道也有错了？”
专家丙说：“当然有错，民主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表决，很多时候表决结果取决于表决顺序，这就是著名的‘阿罗悖论’。”
“我倒——”崇祯帝这回真的晕了，一摆手，“你们自己商量吧，有结果了再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还真有结果了。
专家甲说：“臣等商量了半天，一致的意见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所以这就需要搞MBO，为了让管理层能接受MBO，就要廉价评估国有资产——您不这么干，他们也会偷偷这么干——等国企成为这些老总自己的产业了，他们自然有生产积极性了，皇上——”
“呸！”崇祯帝大怒，“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这个MBO，你们可真是成天惦记着我大明的这点儿家当啊。你们平日里还总是以什么大儒自命，装成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还数落人家吕文焕是卖国贼，朕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想方设法要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啊！我后边那晚清的皇帝就说卖国也不过是割让一些地方出去，也不过是弄一些租界，可你们，这是要把国家从里边给卖光了啊！对得起朕吗？对得起全天下的那些中小股民吗？真，真，真是气死我了！”
大臣们还要辩解些什么，崇祯帝把手一摆，“如果说吕文焕是卖国贼，他那算是‘显性卖国贼’，你们这些人是‘隐性卖国贼’，我看还有些人想把自己搞成‘合法卖国贼’！”
就这样，MBO没搞成，但改革还是要进行的。那，怎么改？
精简机构！
而且马上动手，雷厉风行。
晚明驿站系统的精简机构动静极大，大体相当于现代社会把全国的招待所和邮局来一次大规模的缩编减员。等改革顺利完成之后，也确实如预期的那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但是，问题出现了：比起节省下来的“大量经费”，数量更大的是“大量的下岗职工”。为了进行如此重大的一项改革，中央政府千算万算，偏偏就没考虑这样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如何安置的问题。于是，不好了，社会有点儿乱了。
有人可能会说：“在地方招待所和邮局工作的主要不都是女人吗？下岗女工到底是女人，那时候的女人还都是小脚，再闹能闹出个什么动静？地方官派几个衙役还不就轻轻松松全给镇压了？”
那可是明朝，招待所没有女服务员，全是男人，邮局工作也不是坐窗口，而是跑腿送EMS（邮政快递），都是大小伙子。如此全国性的下岗大军，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是一股多么令人不安的力量啊！
就在陕西米脂，这个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如今游荡着一个粗豪大汉。此人遥望京城方向，“呸”了一声，恨恨说道：“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奶酪？”在遥远的京城，崇祯帝也正念叨着这句话，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是大臣刚刚送来的。
崇祯帝吩咐说：“传旨，把《谁动了我的奶酪》和《没有任何借口》这两本新书迅速颁发各地，发到每一个下岗驿卒的手上，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好好领会这两本书里的精神，要听命令好好下岗，不要埋怨谁，赶紧想办法自谋生路吧！”
崇祯帝这时才察觉到大量下岗职工无法安置的问题，试图补救。但是，这么多书要想颁布到全国各地，那是一定要通过驿站系统来运送的，可驿站正经历着裁员恐慌呢，谁还有心情干工作啊？
陕西米脂。那个大汉“幸运地”领到了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翻都不翻便把书一扔。
旁边有个矮个汉子问道：“大哥，这书里说，奶酪不见了，就再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找找新奶酪，说不定新奶酪更大、更好吃呢。”
那大汉又“呸”了一声，“老子的逻辑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从谁手里夺回来！我李自成反啦！”
从此，邮电局兼招待所的下岗职工李自成走上了造反之路。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仅仅是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反浪潮中微不足道的一名小兵。
下岗大军加上难民潮，很快便汇集成一路路的造反武装，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开仓夺粮，而且每到一处便应者云集。崇祯帝可急了，心想：怎么我让他们下岗，他们就要让我下台啊？他们应该“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我的命令才对啊！
对此曾有人沉痛地评论：年轻的崇祯帝没有搞明白先祖的用心良苦，驿站是不能撤的，职工是不能裁的。朱元璋当年设立驿站制度，其中隐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功用，那就是给全国闲散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个安置，给他们一口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口粮，不是要指望他们真能为国家派什么用场，而是让他们多做无用功，消磨体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吃饱了撑的去闹事了。
这是多么深沉的用心啊，崇祯帝却体会不到这层深意。我们从这里也大可窥见改革之艰难，社会运转的巨大惯性一旦被加上外力，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崇祯帝改革驿站系统，确实也省了不少开销，可带来的危害却远远大于得到的那点儿利益啊。所以，想想我们现代的改革，真是不易。
如何解决闲散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或者说是失业问题，这是朱元璋曾经操心过的问题，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点课题。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想出了很有效的方法。”——真的很早，比朱元璋还早。
先说朱元璋，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失业问题是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他那时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失业问题不必非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朱元璋的思路是，让这批人（失业人口或者潜在失业人口）上山下乡做无用功去，当然，能多创造点儿价值更好，不能的话也没关系，不闹事就行。这就好比让这些人挖沟，挖完大沟再把沟填上，然后再挖，然后再填——挖沟这个比喻已经是凯恩斯的思想了，可见中国人多聪明啊！而且，用驿站来安置这么多人，驿站工作本身确实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举两得啊。所以，即便驿站有大量冗员，即便机构臃肿，即便人浮于事，那也是轻易裁撤不得的！
宋朝皇帝更早就认识到了这点。我们知道，北宋地盘不大，可常备军规模空前，为什么？不是单单为了加强国防，而是在用军队来安置失业人口，所以北宋一到灾荒年景军队就会大量征兵，就是怕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会成为不安定因素，会闹事。
闹事大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孟子说的“无恒产”，二是有精力。所以，针对这两点，第一，给你个安置，吃不饱也饿不死；第二，让你不断运动，在驿站跑腿也好，在军队操练也好，每天把精力消耗光了，你也就老实了。这样做看上去既折腾人又缺乏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既劳民又伤财，可是，对社会的稳定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比如，我想踏踏实实地看看书，可小外甥实在闹得不行，我就：第一，吃饭最多给他吃到七成饱；第二，给他一个铅球，让他搬到楼下再搬上来，搬完十个来回才有饭吃。
当然，我对小外甥只能这么想想，实际上他再怎么闹我也得陪着，但治国之道哪还有什么人情，一看失业率百分之十，影响到社会稳定，怎么办？
好办，把这百分之十一拨拉，开荒去。
再回过头来看看狄更斯笔下使用童工的资本家，可不就是“饭不让吃饱，活儿派得不少”？只不过资本家安排的活儿还是确有经济效益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