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名言先按下不表，先说说音乐。
在“梁惠王章句上”的一开始，先说了“礼”，也顺便提了提“乐”，所谓“礼乐”，所谓“礼崩乐坏”，这个“礼”和“乐”本是不分家的。
“礼”的意义不是礼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乐”的意义也不是音乐，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所以呢，我方才拿贝多芬的音乐来比喻齐宣王原文里说的“先王之乐”其实并不恰当。
所谓“先王之乐”，我们现在还能见识到。有谁看过祭孔的场面？现在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搞的祭孔仪式用的一种音乐舞蹈叫做“八佾”（读做“义”），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先王之乐”。那么，这个“八佾”到底还原古乐舞还原得是不是一点儿不差？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当它和原来一模一样好了。
在《论语》的记载里，孔子对“八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句话现在也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了。孔子当时听说鲁国的某位大贵族在自己家里上演“八佾”，于是气哼哼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不好理解了：人家在自己家里听歌看舞，碍得着你孔子什么事啊？你就算不爱听，你可以不听啊，人家又没请你去听！
孔子当然生气了：照这么发展下去，怎么得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反了你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就是“八佾”，这种级别的音乐，只有周天子才能玩，别人谁都不能玩。音乐和舞蹈在那个时候是分级别的，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玩哪个阶层的音乐，谁也不能乱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梁惠王称“王”，这就是“礼崩”，现在这里的贵族玩“八佾”，这就是“乐坏”，合起来就是“礼崩乐坏”，意思不是说没人讲文明礼貌了，没人喜欢高雅音乐了，而是说传统等级秩序被破坏了，自我膨胀的人开始多了，天下大乱了。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那个玩‘八佾’的贵族就是个音乐迷呢？或者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我恰恰是个音乐迷，具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虽然我的身份也许仅仅就是个士，可我就是喜欢‘八佾’，迷得不行。不是有过乐迷都疯狂到枪杀约翰·列侬了吗？如果我也是那么一个疯狂的乐迷，就是迷这个‘八佾’，那怎么办？”
标准答案是：那你也得像人家枪杀列侬一样，枪杀周天子去。
但是，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乐迷？我的感觉是：不大可能。
为什么不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的这种正统音乐实在太难听了。
扯一扯我们老祖宗的音乐。
音乐这个东西按说属于艺术范畴，要按艺术的说法来讲呢，虽然存在普世之美，可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迷交响乐的，有迷二人转的，有听歌剧听到心潮澎湃的，有唱十八摸唱到脸红心跳的，这都正常得很。可是，说到周代的正统音乐，严格来说，却不大属于艺术范畴，而更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的味道还相当强烈，再加上“官方音乐”这一“官方”，那腔调就更没法听了，而这种音乐的作用又不是为了给人审美愉悦——无论是高尚的愉悦还是低俗的愉悦——所以说就两个字：难听。
当时的人怎么听音乐，历史上还真有记载，咱们就拿一段来看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很有代表性，他是诸侯后裔，显贵之人，教养出众，品德高尚，总之，如果连这位仁兄都不爱听当时的官方音乐，那普天之下也就很难再找出什么人爱听了。为了郑重起见，这段文字我翻译得基本忠实，不作发挥了：
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能在鲁国全面地观赏一下周乐。鲁国就让乐工们为季札歌唱《周南》、《召南》。季札说：“真美啊！这是王道教化的基础，虽然还算不得尽善尽美，也称得上勤而不怨了。”
又为季札歌唱《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说：“真美啊！意蕴深厚，虽有忧伤却没有陷于困窘，可以听出卫康叔和武公的德政啊，这就是《卫风》的特色啊。”
又为季札歌唱《王风》。季札说：“真美啊！有忧虑却不恐惧，这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歌曲吧？”
又为季札歌唱《郑风》。季札说：“真美啊！但是太烦琐了些，人民恐怕不能忍受，这是灭亡之兆吧？”
又为季札歌唱《齐风》。季札说：“真美啊！恢弘博大，雄浑深广，齐国是太公始封之国，是东方诸侯的表率啊！国运不可限量！”
又唱《豳风》。季札说：“真美啊！坦坦荡荡，乐而不淫，这是周公东征以后的歌曲吧？”
又唱《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吧？夏声广阔到了极致，是周王室旧地的歌曲吧？”
又唱《魏风》。季札说：“真美啊！委婉动人，有所节制而易于流行，辅以高尚的品德，能成就明主之业。”
又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沉，是陶唐氏遗民的歌曲吧？不然，为何幽思如此深远呢？若不是以美德著称的陶唐氏后人，谁还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呢？”
又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明主，还能长久吗？”
自《郐风》以下，季札未作评论。
又唱《小雅》。季札说：“真美啊！虽有幽思却不生二心，虽有怨恨却隐忍不言，是周朝的德政还没有显扬时的歌曲吧？那时候还有一些商朝的遗民在呢。”
又唱《大雅》。季札说：“恢弘啊！熙熙然乐声和美，音调虽然婉转却有刚健之风，如同周文王的德政之风。”
又唱《颂》。季札说：“美到极致了！刚健而不狂傲，婉转而不低迷，繁密处不嫌紧迫，悠远处不嫌离散，婉转而不放浪，反复回旋而不令人厌烦，虽有哀思却没有陷于愁苦，虽有欢乐却没有纵情过度，变化万端而不匮乏，肆意宣泄而不张扬，抒怀而有度，收揽而有节，安静却不凝滞，流转而不放任！五声和谐，八类乐器协调有度，节奏合乎音律，演奏秩序井然，先王的德政之风就是这个样子吧！”
季札接着观看舞蹈。看到《象箾》、《南籥》说：“真美啊，但还有缺憾！”
看到《大武》，说：“真美啊！周朝盛世就是这样的吧？”
看到《韶濩》，说：“商汤那样的圣人真是伟大，然而品德方面却仍有不足，可见圣人也不好做啊！”
看到《大夏》，季札说：“真美啊！为众人受尽辛苦而不居功，除了大禹，谁还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呢？”
看到《韶箾》，季札说：“这就是德政的极致了！伟大啊，像苍天一般无所不含，像大地一般无所不载。就算再有更高的德行，想来也就是这样了！我所观赏的音乐、舞蹈已经在这里到达极致了，如果还有我没看的，我就不敢再请求观看了！”
这就叫瞪眼说瞎话。音乐是这么听的吗？
季札这些话，就属于听上去很牛，其实却很虚的那种。这种论调，到现在还能蒙人呢。我小时候就被蒙过。当时从伯牙鼓琴觅知音这种故事知道，音乐是具象的，所以，你来一段曲子，我如果是你的知音的话，我就会听出来你弹的是“巍巍乎高山”，你又弹了一段，我一听，噢，这回是“洋洋乎流水”，所以呢，如果有人听成是“悠悠乎白云”，那就错了。
当年，年少无知的我拿着书本，对照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噢，一开始这个“邦邦邦棒——”意思是“命运在敲门”，然后这个乐句的意思是……再下一个乐句的意思是……
看看，我是不是很蠢？
不过还能让我略微感到欣慰的是：当时不少人也和我一样蠢。现在我们知道了，音乐不是具象艺术，是抽象艺术，甚至历来还有过不少音乐家明确反对标题音乐，认为你叫个《第五交响曲》就最好了，不要叫《命运交响曲》。凭什么你开头那两声就非得是“命运在敲门”？凭什么就不是“强盗在敲门”？凭什么就不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明确指向的声音？
回到季札，他要是说什么“恢弘博大，雄浑深广”，这都可说，可要说能从里面听出德政出来，那就纯属瞎掰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像季札这样的，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在音乐厅正襟危坐，出来以后又振振有词的主儿，用齐宣王的话说，叫“窝头翻身——显大眼儿”。
但是，季札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音乐的意义何在。那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统治者认为，官方音乐有助于维护安定团结。
所以，当现在的大孩子唱起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小孩子唱起了周杰伦的《双截棍》——完了，礼崩乐坏了！
周代的官方音乐现在还真能听到，谁有兴趣，自然可以去见识见识，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呵呵，说到音乐问题，一扯就扯多了，实在是个人偏好，顺便怀旧一把，我年轻的时候，弹吉他写歌种种蠢事也都干过呢。
对考古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在湖北随县挖过一个曾侯乙墓，这次刨人家祖坟刨出来一整套的编钟，这套编钟更正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音乐的一个误解。我一直以为中国音乐都是五声音阶呢，也就是1、2、3、5、6这几个音符来回用，我们不是有个词形容不会唱歌的人叫“五音不全”吗？就是说这五个音。结果，这套编钟居然是七声音阶，1、2、3、4、5、6、7七个音符全有！而且音域也宽，变调演奏也没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书，才发现原来周代的时候，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已经齐备了。
这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在周代就已经能够演奏和西方音乐一样复杂多变的音乐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音乐基本都是五声音阶呢？要知道，五声音阶搞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单调的，我以前弹吉他配和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歌曲配和弦特别容易，在一个调式里，三个和弦就能打遍天下——也就是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如果你想进阶，也容易，再多学一个属七和弦就够了；如果还想进阶，再多学一个主七和弦；如果还想进阶，不是每个大调都有关系小调吗，插花着用小调和弦配大调，大调和弦配小调；再进阶，就再多学几个花哨和弦，再玩点儿花活，就够了。后来学英文歌曲了，发现不那么容易了，旋律也复杂了，千奇百怪的和弦一下子全来了，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很完善的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可发展了足足两千多年，既没有真正在用七声音阶去编织复杂多变的旋律，又没发展出和声和复调？
我觉得可能的解释是：历朝历代都延续着周代的传统，不大把音乐当艺术来玩。官方对于音乐，一直把它当做礼制的一部分，是政治；民间对于音乐，发展出了种种俚俗小调和地方戏曲。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置身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