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固有之兵器，实与其人种、文化、历史、科学、美术、技艺，及其民族之消长生息强弱盛衰，有密切之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兵器研究先驱周纬先生名著《中国兵器史稿》开篇中高屋建瓴的一段评述。这促使我们在分析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中国商钺之前，必须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将这件钺视为一件艺术品还是视为一件兵器，它都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商王朝和商民族。
的确，只能用《钺》这一种类名称来指代这件据称1962年购于香港著名收藏家陈仁涛处的商钺，不免有些尴尬。只是目前不知道其上是否有铭文。如果有，又是什么？在这一点上，1965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晚商大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型铜钺就提供了详尽的信息，二者以其上铭文命名为“亚醜”钺，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目前大多数书籍中出现的商钺图片，几乎都是“亚醜”钺。
但眼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无论这件文物的收藏地是宏观而言的德国博物馆领域，还是微观而言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本身，都需要为读者细细介绍，因为最近短短几年时间，德国博物馆界的原有格局已经——
物是人非
前面谈到过博物馆的结构调整会导致藏品变更收藏地。德国是一个博物馆大国，著名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运作着数十家国立博物馆，位于首都柏林的博物馆岛更是扬名博物馆界，柏林人骄傲地称其为“柏林的雅典山”。只是东西德统一后，如同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不得不展开的艰难磨合一样，柏林，甚至整个德国的博物馆界都卷入一场耗时良久，耗资巨大的重组工作。在《镇馆之宝》一书相关篇章中，为了说明古埃及名作《涅菲尔蒂蒂》的确切展出地点，几乎耗去了一半篇幅，将达勒姆区、蒂尔公园区、夏洛腾堡区以及博物馆岛这四个柏林博物馆集中区论述一遍方解释清楚。在介绍《钺》这件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级文物前，想必也要费一番周折。
江西学者吴若明曾在《收藏界》上撰文《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精品》，详细地介绍了该馆前身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于1907年建立的“东亚艺术收藏”，后于1959年正式建馆，至今馆内广泛收藏包括中、日、朝等国艺术品一万两千余件。文中既简要介绍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馆藏中国文物，还提到了馆内藏品的一些独特收藏来源，比如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清政府曾派团携礼赴德“道歉”，德皇拒受的数十件明清工艺品“礼物”，遂多转入东亚艺术收藏。再有，1907年该馆首任馆长库尔默曾专程前往亚洲，并在所在地德国公使的大力协助下收获甚丰等内容。
也许有读者注意到了上文前后“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字之差。事源此出，2006年，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与另一所印度艺术博物馆正式合并，并以新的“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名运作。短短几年，城头易帜，回头看几年前的文章著述，不免有恍若隔世之感。
总体衡量，除了少部分早期贸易所得瓷器，德国各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大多始自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的购买、掠夺和收集，起手较晚，渠道有限，且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希腊、小亚细亚半岛以及中东地区的文物收藏考古工作。因此，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斯图加特国立民间艺术博物馆和德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一大批盗自西域的经卷）为主的德国藏品，在中国海外国宝收藏的质与量上基本居于这样的地位：逊于美、英、法、日四国，但可以在由瑞典、挪威、俄罗斯等国组成的第二集团中扮演排头兵的角色。
关于展馆的是是非非陈述已毕，下面可以将重点转移至文物本身。只是由刚才提到的“亚醜”钺不由说起这样一个话题：在《小臣艅犀尊》一文中曾提到小臣艅的一位同僚——小臣醜，而醜是当时山东一带的大族或诸侯国。在商代，亚和小臣都是官制，但前者是专门的王朝武职，地位重要。这些奇特的军职称谓很难不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因此，如果不把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件《钺》仅视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是首先从兵器的角度分析它，就首先面临这样几个现实问题——何为钺？它与斧有何不同？它是实战兵器吗？如果是，怎么使用？如果不是，那又在商代仪礼活动和权力体系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一切，都要从对商朝军事制度的了解开始——
殷武维扬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挞音同榻，裒音pou，四声，现意为减少）这是《诗经·商颂》中“殷武”的开篇，颂扬了武丁率军讨伐荆楚的功绩，商军鼎盛时期的顽强善战溢于字里行间。
事实上几乎所有商文化的观察者，都会对其浓厚的军事色彩留下深刻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商王朝自身其实就是作为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组织起来的，这一特征同样见于古希腊斯巴达民族和美洲阿兹特克民族，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独特现象。河南学者李雪山在《商代军制三论》中坚持了清人俞樾等少数学者的观点：即广泛见于各类甲骨文卜辞中的“王族”不单是亲族，而是由商王亲族组成的军事编制，甲骨文卜辞“呼王族先”以及“以王族伐宄（音同鬼）方”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作者在文中还分析了广泛见于甲骨文的“子族”、“多子族”、“一族”、“三族”和“五族”等级别不一、职能各异的商代军事组织。在这些商军中坚力量之外，还辅之以“共人”、“共众”等临时征发步兵，并存在“振旅”等军事操练现象。这种分析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商军的认识。
有商一代，这支军队的无数胜利不仅来自强悍高效的编制结构，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其武器装备对周边方国的巨大“技术代差”。纵览中国历史，历代中央王朝能够以少敌多、慑服周边，与金属原材料垄断、发达官营军事手工业带来的先进装备分不开。《汉书》中东汉名将陈汤的一句名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曾被日本学者断章取义为陈汤自夸汉军的勇敢。但其实后面一句话更为重要：“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当然，陈汤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这是现在某些竭力追求“非接触”和“零伤亡”之辈所不能比的。有学者认为，上古兵器来自于对鸟喙、兽爪等的模仿，对此仍存在争议。但一个民族发明并装备武器总是要首先考虑这样几个问题：未来的战争在哪里？潜在作战对象是谁？战斗将主要依托什么平台展开？商人也不例外。比如为了适应以马拉战车为主要作战平台的战争，商人起初发展出主要格斗兵器——戈的多种形式。后来根据实战反馈又淘汰了其中大部分，主要保留并发展了最高效的直内戈，不同时代的随葬品情况可以印证这一变化。这说明在发展武器装备上，商人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钺就是在这样一种考量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王族长兵
在《中国兵器史稿》中，周纬先生详细对比论述了商周时期的三种形制相近的“劈斫长兵”（斫音同拙，原意砍削，此为周先生20世纪上半叶的原语，大意应为采用劈砍杀伤机制的长柄格斗兵器）——斧、钺、戚。他印证《说文解字系传》中的“戉（通钺），大斧也。”肯定了钺与斧形制类似，但“斧之大者为钺”。那么，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内的这件钺究竟有多大，馆方给出的数据是高30.4厘米，刃部宽35厘米，据称重量是4.8公斤。相比较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带有“妇好”铭文的钺，两者刃略长，分别重8.5公斤和9公斤，由此似乎柏林的一件重量略轻，当然这还与厚度有关，柏林一件厚3.5厘米。如果4.8公斤的重量是正确的，那么手持这样一件兵器的感受，打个比方供读者联想，大致相当于拿着11磅重的保龄球。这拿一会儿并不算太重，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钺不能转瞬抛出。
显而易见，这样沉重、昂贵、制作工艺繁琐、装饰精美的兵器，是不可能大量装备的。另一个证据是，现有的大型商钺，主要出土于妇好或亚醜这样商朝高级军事统帅墓葬中。因此一种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主流观点就是：大型钺主要作为统帅权威的象征，并兼有刑杀的功能。成书于春秋的《礼记·王制》中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商代做法的延续性：“诸侯，赐弓矢熏然后征；赐鈇穴斧雪钺，然后杀。”这样一来，礼仪功能、象征意义以及偶尔有机会将被反绑失去反抗能力的人斩首或腰斩似乎就是大型钺的全部功能。对于兵器爱好者来说，这种解释显然流于平淡，也不能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解释钺最初何以被发明出来。
众所周知，冷兵器的主要杀伤机制其实无非两种——劈砍和刺杀，但是青铜较软较脆的质地使其并不适合前一种杀伤机制。美国学者杜普伊就曾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指出青铜武器在使用方式上的局限：“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也可以用于劈砍，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没有青铜刀被广泛使用。也许是长期使用摸索出的经验，也许是从生产工具的造型上汲取灵感，商人显然注意到：将劈砍兵器的器身加厚可以克服青铜的固有弱点。更多的证据来自河北省藁（音同稿）城台西遗址和北京市平谷刘家河商墓，两处都出土过特殊类型的钺——商人将陨铁锻成器刃后嵌铸在钺身上。显然，在没有掌握冶铁技术的情况下，其使用者决心加强青铜钺的强度及锋利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钺的实用性。就像前面阐述商代军制时提到，完全由商王亲族组成的部队——王族，是商军的核心。在战场环境下他们的领袖，比如妇好，很可能就使用中等大小的钺作战。至少《史记·殷本纪》中有一次记载商王朝那位勇敢的开国君主曾采纳过这种做法：“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只有在和山东“亚醜”钺的比照中，才能领悟亚洲艺术博物馆《钺》的特殊艺术性。不难发现，“亚醜”钺上的人面结构更为几何化、富于装饰性，而亚洲艺术博物馆《钺》则更追求写实表现，尤其是眼部类似《人面龙身盉》的处理方式，对颧肌的生动表现赋予了这张面孔生动的表情——它显然是在恐吓，但又似乎是在窃笑。总体对比来看，合并前的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魏志强博士（中文名）认为这件作品在尺寸和精美程度上超越“亚醜”钺，并且是世界范围内商钺中唯一一件采用高浮雕手法塑造人脸的范例。当然总的来说，商钺种类繁多，表现手法各有不同，艺术魅力各有千秋，即使观点不一，也容见仁见智。
最后
至此，本书中关于商的九篇文章全部结束。至于首篇《人面龙身盉》中提出的那一系列问题，九篇文章以九件作品为核心，分别从商人的源起、邦国、殷墟、官制、酒殇、信仰、创作者以及军事等九个方面作了最基础的解答。这些解答拉近了我们与这些久远先人的情感联系。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看到他们曾为之自豪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今天已成五彩神州，必将会为我们骄傲。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做到，比如，保护好先人的遗产并让流失的国宝重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