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荣，绰号小李广。箭射得准，属于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如果放在现在的企业里，他的角色或许应该是副总工程师一类的人物？或许负责某种短线产品或者特殊产品的开发？
读《水浒传》，花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跟宋江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之一（宋江最亲近的人，就是花荣和李逵），还是宋江核心领导圈子里的人，以至于跟随宋江跟随到了最后（小说的作者大概也不愿意让他提前死去）。看过央视版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花荣最后死在了宋江的怀里。这是改编了原著的情节。小说里，花荣是跟着吴用一块儿上吊的。上吊前，吴用还一个劲儿地劝他别这样想不开：“花荣老弟啊，我看你还是别死了。我老吴是光棍一个，我把你喊来，没想让你陪着我一块儿结束生命，我是指望你把我埋了呢。你跟着我凑什么热闹呢？你可是有妻儿老小呢。”花荣泄气地说：“吴大哥啊，您甭劝我，我也算看透了，也想透了，还是死了吧。您看现在这事儿闹的，咱们招安算是白折腾了，打方腊也白打了，领导就是不待见咱们啊。我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你想啊，上级领导不待见不算，而且都怀疑上咱们了，咱们还能过得好吗？宋大哥已经死了，收拾我还不是迟早的事啊。家里的事，我也早想开了，一则，我还有些存款，够他们娘儿几个过日子的了；二则，没有我，也会有亲戚朋友照顾他们。死就死吧，我这样活着也没多大劲了。”花荣就上吊了。
如此看花荣的结果，他倒是一个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输得起、明白事理的人物。古今中外，能把生死看开的人不多。千古艰难唯一死嘛，这是常理。花荣还是挺英雄的。可是，这个人物却写得平平淡淡，好像厨子炒菜忘记了放咸盐，没味道，也一直没有写出什么特色来。为什么？好像不仅仅是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出了问题。谈歌最早的看法有二：
其一，读罢《水浒传》，感觉作者还是非常注重对花荣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是注意用了一些笔墨。他刚一冒头儿，场场戏就都离不开他了。一路看下去，作者写花荣时，简直是到处撒胡椒面，不仅写他长相英俊超群，写他武艺高强，写他的箭法，也是天下第一，而且场场戏都不落下他，足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是用足了心思。可是，花荣的表现还是平常稀松，没什么重要情节嘛。就是两军对垒之时，花荣被重任为先锋或者大将军，他也很少拍马上前，与人捉对儿厮杀。更多的时候，他就是躲在别人后边放放冷箭。他的任务似乎就是躲在后边观敌瞭阵，负伤挂彩的事儿当然轮不上他了，但每次论功行赏，他肯定要拿第一线的奖金。一百二十回本，花荣从清风寨出头露面，到最后紧跟宋江屁股后头上吊，他几乎没有什么大戏。读罢，总觉得花荣像一个万金油干部。哪疼了，就抹哪儿，可就是不顶什么大用。
其二，花荣如何就成为了宋江的心腹呢？这里边有什么内情？书上没有讲，读者也不好硬猜。书中只是交代了一句，花荣与宋江是旧相识，“上次见面后，分外想念”。就这么一句交代。这算是交代吗？什么时候见面了？书中也没有写出来。他们或者是表亲？或者是老同事？花荣在起事前是一个知寨。什么是知寨？是宋代管理基层村庄的治安部门。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乡镇里的派出所，花荣就是一个派出所所长，基层干部。论本事，他就会射箭，枪法的本领大概不及林冲一干人出色。他怎么能这样受到宋江重用呢？书中也没写宋江欠着花荣多少钱嘛。凭什么呢？谈歌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了。
后来，谈歌渐渐对花荣这个人物有些理解了。这种类型的人物，生活中并不乏见嘛。
不妨看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花荣现象”。我们的社会生活里，类似的“花荣现象”应该是屡见不鲜，也可以说，这样的人或者事情，常常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不平等。为什么同样的人，待遇就不一样呢？有位“麻瘾”很大的朋友，通过多年在麻将桌上的摸索，竟然对生活有了感悟。他曾经对谈歌感慨：其实麻将就是人生啊，人人都是麻将桌上的牌，人人都有角色，只是“混子”才可以成为牌场上的“主角”。什么样的牌，他们都可以“混搭”进去，不管你是“一条龙”或者“清一色”，不管你是“杠上开花”或者是“自摸加番”，什么事情他们都能掺和进去。由此话题讲开去，这位朋友接着说，无论是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举凡重要重大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工作，都少不了“混子”们的参加，而且常常放在一般人物的前面或者主要陪同这样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视察工作、出席会议、电视露脸、报纸露名、主持剪彩，这种人物一定场场不落。哪怕出国考察、会见外宾、宴会陪吃、合影留念，也都少不了这类重要角色。
谈歌这位朋友揭破了一个生活道理，这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道理，即“花荣现象”。花荣这种类型的人，在日常工作中，很少会冲上第一线，即使他挂了主任或者副主任的虚名，也多是别人向前冲，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哪一届领导班子，重新安排干部排座次时他们的位置，也非常靠前。这当然是主要领导的安排。写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
回到花荣的身上，我们再认真想一想，疑问就会解开。这里边多是宋江的政治安排。
我们先分析一下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对干部的使用情况。
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干部的使用是由晁盖一个人说了算，梁山的干部安排基本上是按照上山前后排列次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按资格、按先来后到、按参加工作年限。这样的用人制度，势必压制一些虽然年轻，虽然工龄短，但是能力强的人才。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但是就像老百姓讲的那样，平均主义就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这样平均主义的做法也有很大的好处，首先可以平息单位里的工资人事纠纷。也有人把平均主义比作一件旧棉袄，说看着破旧碍眼，可穿在身上舒服暖和。梁山泊这种干部任用办法，一直延续到晁盖去世。晁盖主持水泊梁山的全面工作，就是按照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做了多年，晁盖难道不知道平均主义的毛病吗？自然知道。只是晁盖作为第一把手，自有他的难处罢了。
这里讲一件企业涨工资的旧事。“文革”结束后，全国的企业调了一次工资，不是普调，那次调整工资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奖勤罚懒，按人头儿比例，不搞平均主义，不论参加工作年限，只讲贡献大小。调资范围，规定是企业在职在岗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出发点不错，可是理论与实际总有距离。制定这次调资政策的人绝对没有想到，这一下子企业就有些乱套了。这贡献大小怎么比法啊？你贡献大？我还贡献大呢。谈歌记得那一年，有的企业里告状的有，闹事的有，打架的有，还有要上吊自杀的，几乎乱成了一锅粥。各个企业里，大都是人事关系恶化，上下级关系紧张，企业好像闹了一次地震。而这次地震的余波，在许多企业持续了很长时间。调整工资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职工的积极性嘛，可是，事与愿违，这次调资竟然大大地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种下去龙种，长出跳蚤来了。当时企业的一些领导人发牢骚说，想搞乱企业吗？那就长一次百分之几的工资吧。或许上级部门发现了这种调整工资的弊端，这种调整工资的方法，从此再也没有使用过。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家。“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夫子的话，穿越时空，曾经震响在我们国家的各个生活角落。也就仅仅这二十年以来，平均主义才非常艰难地退出了我们的主体生活，我们也只是刚刚对“竞争”这两个字，似乎稍稍有些习惯了。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平均主义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生活，影响着我们的观念。那些年月里，中国人就在那样一个怪圈里冲撞着、纠缠着、彼此之间撕扯着，一度使我们的生活死水一潭，却又焦头烂额，而且无计可施。
晁盖也不容易走出这个怪圈。他实行论资排辈安排干部的办法，虽然老套，却也是梁山泊这个刚刚成长壮大的企业的权宜之计。或许晁盖也知道这样做会挫伤一些能力卓越的职工的积极性，可是其正面效果，却是避免了干部队伍中的人事纠纷和利益矛盾。对于王伦集团的留用人员，除林冲外（林冲在铲除王伦的政变中，是立了大功的），晁盖基本采取了让他们坐了冷板凳的措施，统统放到了基层。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谁也说不出什么。朱贵他们大概也深知这个道理，自己历史上有追随王伦的污点，不杀你就不错了，留用你也就说得过去了。因此，他们从没有闹过关于级别待遇的意见。梁山泊后来上山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或许是晁盖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些人都有些入股的味道。因为他们都是一股一股上来的。比如二龙山、少华山等入伙的情况，都是团队式的或者入股式的。读者要注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晁盖原来既定的安排干部的原则就有了松动，也就有了另外一个标准，即看你入股多少。这样，花荣初来乍到，就钻了一个空子。因为花荣带来的人多，就是一个大股了。晁盖安排花荣的工作，当然要重用了。按照书上的情节，本来是宋江带着花荣王英燕顺黄信秦明等一大帮人上梁山的，可是走到半路上，宋江接到父亲的一封信，就匆匆忙忙地回家了，他就把带路的事儿交给了花荣。这样，花荣就成了这一帮人的领头人了。所以，花荣的位置也便靠在了前边。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嫉妒，花荣这个带路人纯粹是拣来的嘛，要是宋江让别人带路呢？这里边不就没你花荣的戏了吗？话是这样说，花荣带路是偶然的，可宋江让花荣带路却是必然的。老宋就信任花荣啊，这么多人上梁山，谁带队啊？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哪。万一你们走到半路上，起了二心呢？哦，你们再把队伍带到座山雕的威虎山上去入伙了，那可怎么办呢。行了，就让花荣带队吧，我放心，大家都别不服气。由此说，花荣带队上山，是必然的。
宋江当了第一把手之后，晁盖既定的干部政策随之改变了。对晁盖的老班底，宋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他留下了吴用，这是一个技术型人才，梁山上的一些经济、政治布局，离不开他的谋划。他是必须留在常委里的。还有一个公孙胜。原也是常委里的成员，但是排座次之前，他就告过一段长假，说是去看他师傅，打高唐州的时候李逵和戴宗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请回来。公孙胜这是闹情绪，其中原因一定是人事上的，他或许不满意晁盖的干部安排。如果按照一个聪明人的心态来分析，公孙胜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掺和过多，矛盾会更加深了，所以他不管事，想请假就请假，落得一个自在。宋江也乐得这位道爷不管事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余下的晁盖班底，如阮氏兄弟，就没有安排高级别，但是也不太低。总归他们弟兄三人，人多，不好都得罪。还有一个刘唐和白胜，都是参与了黄泥冈劫生辰纲的老同志了。刘唐的位置向后排了，白胜大概因为有在狱中变节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虽然已经向上级领导说清楚了，可这是原则问题，是不能原谅的，干脆做了一般的基层干部，倒数第三，跟后来上山的时迁一个级别了。
而这场权力重新分配中，花荣的位置是第九位，进入了核心领导班子。这是宋江的刻意安排，宋江是用了心思的。我们可以试着将水泊梁山比作一个企业，按照座次，花荣是进入了最高领导层。放在政府机关里比较，这应该是常委级别的重要位置；放在公司企业里比较，他这应该算是常务董事。可是，考察他的作为与贡献，他是不应该做到这个位置的。可是别忘了，这是宋领导的安排啊，别人能怎么着？你能说宋领导任人唯亲？宋领导说了：“你们莫非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大家说我跟花荣熟悉，这不废话吗，不熟悉我能提拔他吗？我总不能到大街上随便捉几个生面孔的人来提拔吧？”
接住上边的话题，我们日常生活中，花荣这样的干部不少，他们像麻将桌上的混子，谁都喜欢他。为什么？其实说透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与第一把手，或者董事长关系密切。你绝不能眼气这些人，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屁精不同，他们大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比一般人的能力强，他们的人格也不低下。提拔他们这类人，只是领导的意愿。或许他们自己并没有努力地争取过什么，但是领导总是把好处给他们，他们总能跟第一把手混得跟亲哥们儿似的。谈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谈歌过去的一个同事，他参加工作比谈歌晚得多，他的企业工作经验也未必怎么样，可是领导就是赏识他，信任他，总是找机会提拔他。于是，他的官路走得很顺当，尽管他进入企业的领导班子之后，只是一个位居第五的人物，可是领导把人事权力放心地交给了他，而且单位里的一些重要的活动，一次也少不了他。可是，如果让他主持什么事情，或者拍板一件事情，他总得讲：“这事情嘛，我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再说吧，我可拿不准。”企业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可又说不清楚他到底什么地方值得大家尊敬。他能力一般，水平也一般，这的确是一个不好说明白的人物。
这似乎就是花荣现象，或者叫混子现象。混子从来都不会是独立的，它总是要附庸在什么牌上或者什么人上，才能发挥作用的。无论官场与牌场，“混子”总是招人喜欢的啊。
有一个学问很大的朋友对谈歌分析过这种人物的情况。朋友说，生活里，像麻将桌上的“混子”一样的人物，一般来说都很忠于上司，因为“混子”人格上不独立，如果不是人品上出问题，一般来说，他是不会给某个环境带来危害的。可是话反过来说，如果这种人物品质上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谈歌想，对于宋江来说，花荣在人品上绝对是靠得住的。他的脑袋一直长在宋江的脖子上嘛。自从结识了宋江，他的脑子似乎就没有思考过。宋江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以至于宋江死了，他活得也就没多大劲了。这应该是他上吊的第一个原因。是啊，将牌没有了，混子还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这样？读者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