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本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可是人们在运用言语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时，往往会遇到一些言语障碍，其中之一是一些语言在某些场合不能随意使用。人们害怕这些语言会带来灾祸，或给人以不祥的预兆。此心理导源于原始初民对于超自然力的恐怖与敬畏的信念，以为某种灾害的发生是由于人类无法把握的力量的影响。中国百姓崇信自己的言语中有魔力，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分开，以为语言即是它所表达的人和物本身。民间对语言的魔力历来深信不疑，求佛拜佛时的祷告，施巫术时的咒语和祝辞，入教入社时的誓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詈语等等，都是人们以为说了，即会变成现实，说了某人不吉利的话，某人亦即遭殃。于是产生了语言的恐怖症，唯恐不吉利的词语临降到自己头上，为了避免乱说话，杜绝无谓的伤害，便出现了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是很富有方言（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避开那些污秽的和可能导致不祥的词语。禁忌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乎是出于礼教、吉凶、功利、荣辱或保密的诸种考虑。
1.对不吉利词语的禁忌
冯梦龙《古今谭概·迂腐部》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明代某郡郡守，一天亲临御史台审核某一案件定案之事。定案文书中有“病故”二字，下属官员念到这个地方，不敢把它读出来而用手将它盖住。郡守见文义不连贯，于是用笔敲开下属的手指，忽然看到这两个字，勃然变色，就好像遇到了什么可怕的敌人，急急忙忙将文书绕着案桌的桌柱旋转数次，口中还不停念道：“乾元亨利贞。”（“乾元亨利贞是《周易》中的话，后来被迷信者用作避邪祛凶的咒语）。此郡守害怕说了或听了“病故”二字，灾难就真的会降临，即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到”。
有则名为《土家族过年前后忌讲不吉利话》的故事：
有个向老万，腊月二十八打糍粑，小孙伢见大木粑糟摆在堂屋里，便说：“公公，你看，粑槽多像一副木头（棺材）。”向老万慌忙纠正：“这是粑槽！”孙伢说：“那以后就喊木头为粑槽，你死了睡在粑槽里。可惜没得盖盖。”向老万把他一巴掌打滚在堂屋角角里，说：“盖盖，小心你的脑壳盖盖。”
正月初一早晨“出行”（敬天王菩萨），向老万叫孙伢帮忙拿酒杯，孙伢在后面说：“公公！我踩到一包屎（死）。”向老万说：“莫作声，不是的。”孙伢说：“当真啦，是屎，好臭哟。”向老万说：“是狗屎。”孙伢说：“不是狗屎，是人屎。”
开年不久，向老万的老婆死了，接来道士先生办丧事。晚上，向老万对道士说：“我晓得今年不好哟，去年我孙伢说了些不吉利的话。”道士说：“那怕么子，‘讲破不准，道非不灵嘛’！你孙伢到底讲了些么子呢？”向老万说：“去年出行，我叫他帮忙拿东西，他在后面说：‘踩到一包屎（死）’我说是狗屎，他硬说是人屎，我晓得我老伴今年要死啊。”孙伢在旁边听到了，忙说：“公公，要早晓得婆婆要死嘛，那就该说是狗屎（死）啦。”
国人一向把个人的生死看得太重，把死亡看得太可怕，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对死的恐惧、对人生的悲哀和生命的空无意识。为了躲避死，先人们在文化设计中花了许多精力，制定了种种有关死的禁忌与避讳，以求得一种驼鸟式的安慰。
对“死”等凶字的言讳不仅盛行民间，上层社会更是谈“死”色变。《宋书·明帝纪》记载，六朝时的宋明帝，非常讲究凶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恶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千百品”，有犯必加罪戮。当时的著名文士江谧，在他所写的祭词中，用了“白门”一词（白门，宋都城金陵的某地名），宋明帝认为这个白字与丧事有关而很不吉利，于是大骂江谧说：“白汝家门！”意即“让你们家死人！”这个江谧吓得连忙叩头认罪。宋明帝见他认罪态度较好，才予以宽大处理。
禁忌语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迷信思想，说出某种不吉、不祥的字眼，不吉不祥就会降临。于是，碰见了不吉利的词儿，怕把不吉利也沾上了，便改用另一词语代替。
代替的方法有数种。一种是用比喻，如在现代汉语里，军士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一种是用典故。如古代汉语把病到快死叫“弥留”，用的是《尚书·顾命》周成王之典，或叫“易箦”，用的是《礼记·檀弓》曾子临死换席子的典故。一种是用假托之辞。如古代汉语称帝王的死为“晏驾”，意为他不出朝，只是由于他的车驾出来晚了。称有封邑的人臣之死为“捐馆舍”，意为他不在，只是由于他抛弃了他的馆舍到别处去了。后称人死为“捐馆”，即由此而来。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说于念经中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他处谋生去了。“西归”是死亡最常用的托辞。《说文》：“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接），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或从。”日落西山，鸟栖于巢。西是栖息的引申义。西方是日落之地。自然也是黑暗之地，进而成为阴间之所在。至今仍将死亡称为“上西天”、“命归西天”、“西归”等等。如《诗·桧风·匪风》：“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唐朝孟郊《感怀》诗之五：“去去荒泽远，未有西归日。”“西归”均用作死亡的委婉托辞。在中国古代墓葬中也是头朝西方者居多。一种是用其他相似物类的名称。如长沙方言忌说“虎”字，由于“府”、“腐”和“虎”同音，因此长沙的“府正街”被改称“猫正街”，“腐乳”也改称“猫乳”。
最普通的一种是改用反义词。如戏院中的“太平门”，原意是为了万一发生了失火的事故好让观众逃走的，说“太平”便是失火事故的反义。乘船的人，忌讳说“住”、“翻”，所以称“箸”为“筷”，称“帆布”为“抹布”。其它“沉”、“停”、“破”、“漏”之类的话语也都在禁言之列。在上海，平时人们忌说“眉毛倒了”，是忌讳“倒霉”之意。忌言“梨”、“伞”，而称“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忌说“苦瓜”而称“凉瓜”，是要避开苦难之“苦”字。忌说吃药，而称“吃好茶”，是忌讳“生病”之意。这一类避凶求吉的语言禁忌现象，民间称之为“讨口彩”。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解放后，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这方面的禁忌语越来越少。温州旧时称“老虎”为“大猫”，但晚近输入的“老虎钳”、“台虎钳”、“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并且“老虎”、“大猫”已并用了。上海郊县原称“伞”为“竖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了。对于现在仍流行的禁忌语，我们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换。言语乃约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碍思想交流的词语，诸如“筷子”之类，倘若——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难以接受。
2.对破财词语的禁忌
不能说出含有破财意思的词语。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警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只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有”。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中国人见面打招呼，爱拱手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因为财运好坏直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提防着破财。
广州话“舌”和“蚀本”的“蚀”同音，所以把“舌”叫做“脷”，“猪舌”叫“猪脷”，取其“利”字之音；“杠”和“降”同音。因而把“竹杠”称为“竹升”，“空”和“凶”同音，因而把“空”说成“吉”把“空屋出租”说成“吉屋出租”。方言广州话“书”和“赢输”的“输”同音，所以有人称“通书”为“通胜”。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称作“胜瓜”。又因为“干”犯了“输得干干净净”的忌讳，所以便把“干”改为“润”，“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所以是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被说成了“鸡润”；“豆腐干”被说成了“豆润”……广州旧时商行里为了发财，为了帐目上多进少支，特别忌讳支出的“支”字。为此把长衣（长衫）的读音“长支”改称做“长进”，以求只“进”不“支”。江浙一带，逢年过节，要书写“招财进宝”、“和气生财”等字样，贴在门首。因“财”字偏旁“贝”字与“背运”的“背”谐音，惟恐因此而“失财”、“败财”，所以就把“财”的偏旁“贝”字有意写成“见”字，以表时时处处发财、见财的心愿。河南驻马店一带有一座山名叫确山，“确”在当地方言中含“坑”、“骗”、“糟糕”的意思，因此，生意人都忌讳称其为确山，而改称为“顺山”，以求发财顺利。
做生意皆有冒险性，生意人最怕倒闭破产。旧社会人们生活动荡不安，货源及销路皆无保障，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财神的护佑，此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它们有一共同点，即不仅停留在避开不吉的词语不说这一点上，而且还要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3.对猥亵词语的禁忌
不能使用亵渎性质的词语。民间的荣辱观也促使一些带有亵渎意味的词语成为禁忌，通常以为涉及到性行为和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一般所谓有教养的或“正经”人都羞于启齿。
在现代生活中，“蛋”是常见于骂辞的一个字眼，如操蛋、倒蛋、浑蛋、刁蛋、坏蛋、滚蛋、黄巴蛋等等，于是，这个蛋字成了人们纷纷躲避的现象。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谈到：“北人骂人之辞，辄有蛋字。曰‘浑蛋’、曰‘倒蛋’、曰‘黄巴蛋’……故于肴馔之蛋字，辄避之。鸡蛋曰‘鸡子儿’，皮蛋曰‘松花’，炒蛋曰‘摊黄菜’，溜蛋曰‘溜黄菜’，煮整蛋使熟曰‘沃果儿’，蛋花汤曰‘木樨汤’。”木樨即桂花，因烧熟的鸡蛋色如桂花，故以木樨代之。
在汉族民间，通常认为涉及到性行为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女性性器官不洁与男尊女卑等观念，使人们话语中的男女性器官避讳语，有时带有褒贬尊卑不同的色彩。如陆容《菽园杂记》说：“讳狼籍，故称榔头为兴哥。”榔头是古人称男性生殖器的一种说法，这里改称为“兴哥”，明显带有一种亲昵的情感，既体现了男尊思想，也体现了部分男性的那种认为生殖器并无不洁的思想。今人之男性，有称自己生殖器为“老二”的，有称“弟弟”的，它同样也有一种亲昵情感。这种禁忌语的使用，与社会上常骂女性生殖器为“臭”，而一般不骂男性生殖器为“臭”的习惯，可以说是互相对应的。
谈及性行为，更是忌讳直说的。其实，“食色，性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描写的桑间陌上的男欢女爱是多么的天真无邪。“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其中不乏真情流露的情歌、深情执着的恋歌。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表现了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可心人的热切相思。又如《郑风·溱洧》第一章则表现了在河水涣涣的春天里，青年男女群游嬉戏的欢乐。然而一到中古，独尊儒术，儒家伦理占了统治地位之后，性，成了邪恶和羞耻，成了只能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做的事。即使是极正常的两性关系，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至于不正常的两性关系避讳词语就更多了。常用的有“风流罪”、“风流债”、“有外心”、“有外遇”、“怀春”、“输身”、“走野路”、“采花”等。现代社会中较普遍的用法是“发生关系”，而最时髦的说法莫过于“做爱”了。“做爱”一词是改革开放引进的产物。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则常以“云雨”指称男女交合。《文选·宋玉〈高唐赋〉序》叙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坛，见有云气，楚襄王问宋玉：“这是什么气？”宋玉对答说：“这叫做朝云。”楚襄王又问：“为什么叫朝云呢？”宋玉回答说：“楚怀王曾游高唐，梦中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临去说自己‘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后就用“云雨”指男女欢会。《红楼梦》第六回：“说到云雨私情，羞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
甚至连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联想的“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上厕所”；现代女同志则更多的将厕所戏称为“一号”，上不上厕所叫作“去不去一号”。至于为什么将厕所叫作“一号”，则无从考证，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小便也是头等大事吧。此外，还有“方便一下”，“去卫生间”、“去洗手间”等等委婉说法，凡此种种，反映了人们避俗就雅的心理。
有关排泄的禁忌语，古已有之，文言称“出恭”、“净手”、“解手”等。相传汉代刘安死后升天，在天上“坐起不恭”，天上的“仙伯主者”向天帝奏了一本，说刘不敬，于是刘安被谪守三年，所以，才有“出恭”一词。据《辞源》解释：明代科举考试，设有出恭入敬牌。士子如要大便，先领此牌，后因称大便为出恭，并谓大便为大恭，小便为小恭。从元代起，科举考场中没有“出恭”、“入敬”牌，以防士子擅离座位。“出恭”一词最初是用于男性的，后则男女皆用，关汉卿《回春园》第三折：“俺这里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宾，喝上七八盏，管情去出恭。”张天翼《儿女们》里教训儿女们说：“你们还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扔到茅房里，拿《论语》、《孟子》撕碎了去出恭。”因大、小便后要洗手，所以又称“净手”。《金元散曲·红绣鞋》说：“这场事怎干休，唬得我摸盆儿推净手。”“净手”、“解溲”成了大小便的委婉说法。“解溲”亦称“解手”。“解手”是现代人用得较普遍的，其实早在宋元时代就有此说法，如《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又如明代戚继光《练兵实纪》：“夜间不容许一人出营解手。”
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把这叫做“例假”——这个新词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建国后我们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允许请几天假，工资照发，所以称为“例假”。
汉族广大地区都禁忌以龟相称。龟俗称“王八”，若骂人为“龟儿子”、“王八”、“乌龟”，必引起对方恼怒而拳脚相加。乌龟者，老婆有外遇也。这对中国男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龟，在以前是与龙、凤、麟合称为“四灵”的神物，人多视为祥瑞，不但不讳龟，反而喜用“龟”字取名，象征长寿。如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及文学家陆龟蒙等等。到了唐代，因当时乐户妓院里的人，头上都戴着绿头巾，而乌龟头也呈绿色，所以民间皆戏称乐户妓家之人为“龟”；而大凡妓院乐户之家的妻女皆为歌妓，因而后人就把放纵自己妻子卖淫者，称为“乌龟”。从此，“龟”便是男子最忌讳的字眼。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里记载了一首当时戏谑破落子弟的诗，内有“宅眷多为赏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等语。民间俗谓兔望月而孕，比喻妇女未婚野合而有妊，因而“兔崽子”意同私生子。诗内的“缩头龟”，显然也含有明知老婆有外遇，而惧内的贬义。
除了以上与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一些语言禁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言语禁忌。例如通常人们都忌讳别人将自己和畜牲相提并论，有生理上的缺陷的人，也讳忌被人当面嘲笑。如“兔”“狗”“驴”“牛”等畜类常常被用来咒骂人，因而平时便忌讳在人前说到这些动物，尤其不能和人相提并论，否则，会伤害别人，引起纠纷。《后汉书·马援传》有一句名言：“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这种对人行为缺点的避讳，古今流行。在讲究面子的中国社会，身体有某种缺陷的人，往往有着数倍于人的自尊心，而对自己的身体缺陷有着强烈的忌讳人言的心理。从特定的意义来说，鲁迅笔下的阿Q（《阿Q正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他头上长有一个癞头疮，于是“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也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一般对生理上的缺陷的表述，人们尽量用委婉词语。比如“耳朵聋”改说“耳朵背”，或者说“耳朵有点不好”，“耳朵有点不便”，古人则说“重听”。总的来说，凡属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亵渎话语皆是所忌讳的。
有些禁忌语从表面上难以理解其意义，它们的背后往往有一偶发事件或某一传说为之诠释。解放前和山东人交朋友，他们不喜欢人家称他“大哥”，你若称他“二哥”方才高兴。为什么呢？因《水浒》故事在山东颇为流传，其中有武家两兄弟，大哥武大郎非但娇妻潘金莲被西门庆夺去，自己也给奸夫毒害而死；二弟武松乃景阳岗打虎英雄，后在狮子楼手刃西门庆为大哥报了仇。这两兄弟在山东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山东人所以忌讳喊“大哥”，因为武大郎这个“大哥”，其貌不扬，软弱无能，最后被奸夫毒死，故山东人皆忌讳做这种戴绿帽子的“大哥”。而“二哥”武松，义肝侠胆，武艺高强，这种二哥人人敬爱，他们认为你称他二哥是恭维他，将他比做打虎英雄，当然高兴了。
言语禁忌，涉及到许多风俗习惯、各个地域，各种社会集团，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多有其独特的语言禁忌。若不了解这些现象，不仅会给人际交往带来障碍，有时甚至会伤害对方，影响团结。因此，适当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是必要的。
4.对语言禁忌者的嘲笑
一则名为《不打官司》的笑话说，徽州人连年打官司，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议曰：“明日新年，要各说一句吉利话，保佑来年行好运，不惹官司何如？”儿曰：“父先说。”父曰：“今年好。”长子曰“晦气少。”次子曰：“不得打官司。”共三句十一字，写一长条贴中堂，令人念诵，以取吉利。清早，女婿来拜年，见此条贴在墙上，分为两句上五下六念云：“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这则笑话虽然在题目下提示说是“笑说晦气话的”，实际是嘲笑了语言禁忌的信奉者。
主人好不容易而又满怀希望地营造了吉祥喜庆的新年气氛，却被一句不经意的念诵破坏殆尽；精心设计好的“讨口彩”，被一句插科打诨式的话语搅得异常晦气。人们不得不为故事精妙的构思拍案叫绝。语言禁忌竟然提供了民间百姓施展语言才华的契机。倘若没有语言禁忌的文化传统，没有一部分人至今仍对语言禁忌的至诚信奉，那么，浓烈的喜剧性讽喻景像就不可能从故事的尾部喷泻而出。这种令人喷饭的讽刺艺术，在一则名为《不多说话》的故事中展示得更为淋漓尽致：
有一个人特别爱说话，亲友们对他这个毛病都很讨厌，因为他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和他一块出门儿办事儿，不知丢了多少次人。因此，同族爷们儿谁家有了喜恼事都尽可能的不让他参加。
一次，他的堂妹生了个白胖小子，家里人要去庆贺一番，他是这个孩子的舅舅，理所当然的要去。可是，大伯怕他跟着再加些难堪的事，说些丢人的话，同族爷们都请了，惟独没有请他。他急了，找到大伯，千求百告，并发誓不多说一句话。大伯见他诚心诚意，也没办法不答应了。
那天，到了堂妹的婆家，他除了吸烟，便是拼命地吃菜、喝水，果真连一句话也不说，必要的寒暄也没有了。别看这样的失礼，但大伯和所有人都比较满意，心里暗暗夸奖着他。
饭后离开堂妹婆家时，全家人急忙出来送客，他突然很亲热地又像是非常委屈地抓住妹夫的手大声说：“兄弟，今天我可没有多说话，你的小孩死了，可不能怪我啊！”闻之，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则笑话的所有意蕴凝结于“爱说话的人”惟一冒出的颠覆性反讽的快乐话语里。周围人在传统禁忌背景的基础上临时精心编织好的禁忌之网，就这样轻易地被戳了一个大窟窿。透过故事反讽调侃颠覆性的语言铺排和谐谑意味的叙述，我们可以断定这张破碎的语言禁忌之网是再也无法补缀的。
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往往把嘲弄传统习惯的“莽汉”描绘成大智若愚的形象。这样既可淡化对抗的火药味，又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如果说这位“爱说话的人”对浓郁的忌讳习俗的抗击仅是出于性格本能，而非自觉的思想意识的话，那么下面名为《避忌》故事中的少年则可称得上是反传统的文化英雄。这则故事用归谬的讽喻方法构思而成：一人多避忌，家有庆贺，一切尚红，客有乘白马者，不令入厩。有少年善谐谑，以朱涂面而往，主人讶之。生曰：“知翁恶素，不敢以白取罪也。”满座大笑，主人愧而改之。这则笑话在否定迷信禁忌的同时，还对民间善于讽喻、善于谐谑的人物进行直接褒扬。
有些故事则以人物的肆意违禁更为直接、痛快地对语言禁忌进行讨伐、鞭挞。有则《讨吉利》的笑话是这样的：
一财主盖了新房，为讨吉利，他让仆人请几个人来贺新居，说几句吉利话。来了四个人，一个姓赵，财主问：“莫非是‘吉星高照’的照吗？”“不是，是消灭的消字去了三点，再加上一个逃走的走字。”第二个姓常，“可是‘源远流长’的长吗？”“不是，是当铺的当字头，下边加个吊死鬼的吊字。”第三个姓屈，“先生可是‘高歌一曲颂太平’的曲吗？”“不是，我是尸字底下加一个出殡的出字。”第四个姓姜，“莫非是‘万寿无疆’的疆吗？”“不对，我姓姜，是王八两字倒着写，底下再加个男盗女娼的女字。”财主大骂仆人不该请这些人来，仆人却火上加油，撇着嘴说：“他们一个个都像死了爹娘奔丧一样，我能挡得住吗？”
在这则笑话里，由于讽刺的是迷信语言禁忌的财主，就不仅是对语言禁忌的否定，而且表达了阶级的憎恨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