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法定节假日这一说。所谓法定节假日，是现代国家才出现的概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下的公民都具有某种权利，比如说不用去上班照样拿工资，如果要人家牺牲这种休息权，必须用更高的价钱去赎买，即工资之外再给予加班费。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节假日是民俗的范畴而非由成文法律规定——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习惯法。在中国古代，过年过到正月十五。除夕前，衙门要举行“封印”仪式，此后不再办公。过完元宵节，再“开印”，恢复日常办公。本质上说，我以为生日和节日是一样的，都是有着很浓的人格化因素在里面，比如一个人出生后，他一生中过生日都是固定的，他有着私人化的节日，这个节日对他而言具有象征意义，每年强调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除夕是一年的结尾，春节是一年的开始。中国人把一年的春夏秋冬看成一个人的诞生、成长、兴旺，乃至走入暮年。历史学家蒋廷黻说过：“在中国，较大的节日都是关于人的节日。”（《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有些节日是关于宗教人物的，如圣诞节、佛诞节。有些是关于传说中的文化人物的，如端午节、七夕节。有些是现实中对某种人伦价值强调的节日，如中秋节的团圆，重阳节的尊老。还有在中国帝制时代，某个人私人化的节日会成为全民的节日——如皇帝的生日是天长节，因为中国皇帝有些“政教合一”的特点，他是天的儿子，是代表天来管理万民的，因此他的生日自然被政治化，已不属于私域。
《红楼梦》中写节日和生日最多，有除夕、元宵这样的大节日，有花节这样的小节；有丫鬟们过的生日，也有贾宝玉、王熙凤这样重要人物过的生日，从中可以窥见贾府诸多人事瓜葛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或制度背景。且以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以及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群芳夜宴来说明之。前者可以视为政治层面上贾府最后的辉煌，而宝玉的生日则隐含着大观园众女儿最后的辉煌：群芳即将凋零，肃杀的秋天马上就要来了。除夕和元宵是一个象征着家族兴旺、老少和睦的家庭聚会，宝玉的生日则是一场青春狂欢。
贾府的除夕大聚会，首先是准备的政治条件。贾蓉从朝廷领来了皇帝赐予的祭祖银两，贾珍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咱们那[哪]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又是沾恩锡福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然后，需要预备的是聚会的成本——“乌庄头几千里外来送租子”。——这是大聚会的经济支持，没钱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政治、经济两方面条件具备了，贾府的大家长贾母才能带着一干老少祭祖。可见，在《红楼梦》的时代，节日的政治性含义是寄托在民俗中间的，也就是说，朝廷不会重新单选一个日子来彰显其政治意图。因为，在中国，从周代开始，尤其经过董仲舒等人“天人合一”学说的弘扬光大，植根在农耕社会的民俗和政治几乎可以天然一体。因此，我们看历代王朝更迭，很难有专门的“建国日”，他们占了前朝的龙廷，正式改正朔必定是新年（农历春节）的开始，此前的日子只是暂时坐龙椅。到袁世凯所谓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实质上只是筹备时期，他没等到第二年的元日正式祭天登基就呜呼了。我的分析是，那时候王朝更迭连皇帝也不认为自己是开天辟地，无非是前朝某姓天命已尽，上天青睐自家，让自己“奉天承运”，所以不能任意定一个日子作为本朝的开国日。因此，正式的新朝开始于新年，同一朝代的老皇龙宾上驭，太子马上即位，但天下换新主的年号，必定是新年后才能更新（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例外）。
现代国家肇始，新政权的建立标志不可能是皇帝的祭天即位，而是催生新政权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那天。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国民政府则是武昌起义的那天——10月10日。可以说，中国古代新朝不管受胎于何时，其诞生日必定和民间公认的新年开始时间重叠，没有谁敢说“时间开始了”，而以前的岁月都是千年“黑暗”。现代国家理念被广泛接受后，受胎日便成为诞生日。
现代的节日依然具有浓厚的人格化因素。国家的诞生或受胎的那天便是她的生日，其他的节日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等，都是政治化的节日，因此容易获得法定的地位。民俗的节日，因为已经和政治剥离，纯粹成为民间自娱自乐的特定日子了，便没有了法定的地位——除非是哪个当权者也很难否定的极其重要的民俗节日，必须给予尊重而赋予法定地位，如中国的春节、西方的圣诞节以及中西方合流的元旦节。
因此，当一些文化、民俗专家纷纷撰文，认为清明、端午、中秋这些节日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却不能放假，而五一却有长假不太合适时，我总是阅后一叹：这些人不是很懂得政治和文化的区别。
（注：写此文时，清明、中秋尚未成为法定假日，后经专家和媒体不断呼吁，终于“法定”。这一变化，或可视为“传统”在执政者心目中分量加重，而其原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