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自己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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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寿郭沫若先生

病中得重庆文艺界朋友的信,嘱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廿五周年纪念册撰文,我觉得很荣幸。

这“廿五周年”字样,把我倏忽的唤回到“五四”一段的光阴,那时真是热闹的很!大家对于文艺,都是万分兴奋,万分努力,天天争着读别人的创作,自己也在不断的在创作,一点事实,一些发感,都会把它放大到千百倍,写到很幼稚的文字里去。那时青年人编辑的季刊、月刊、周刊,真是风起云涌,比较精彩的是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周刊》。在这许多作者中,我就注意到郭先生的文字,作品是作家自己人格的反映,我觉得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郭先生,是一位热情、敏觉、而又富于正义感的人。

有一次在我们的英文班里,每人要写一篇书评,我选定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参看了郭先生的汉译,又参看了一本英译——译者名字忘记了——我觉得郭先生的译笔实在比那位英国译者,高出万倍。理由是译者必须与作者有同情,有同样的深思、热情和敏感,郭先生恰具有歌德的这些条件,他才能融会移译了歌德的文章。

抗战以后,我在北平听见了郭先生弃家回国的消息,听说他直接加入了抗战中的文化工作。直至去年冬月,在二十年的“久仰”之后,才在重庆会见了郭先生,看他精神还是那样的好,真是为文艺界欣幸!

五四以来的作者,大都风流云散,夭逝的夭逝,改行的改行,真正忠于文艺的数不到几个了!在这抗战的大时代中,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似乎不应该尽让那些年轻的作者,独占这千载难逢的创造机会。最近文艺界中,变节的如周作人先生,病逝的如许地山先生,都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我自己这几年来困于疾病,愈歇愈懒,简直丧失了创作的勇气,看见人家那样精神,那样努力,总是有说不出来的羡慕和惭愧。

我希望硕果仅存的郭先生,能够保持着他的健康勇往的精神,继续的奋斗创作下去,至少还要再有廿五个周年。这是我们文艺界的收获,民族、国家的收获,对于郭先生个人,倒在其次。

卅年十一月十一日,歌乐山。

(原载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第5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