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好抓，而是要透过困难的表象，看到背后的机会。尤其当你的事业不再是一个人的简单的买入卖出行为，而是在一个企业的经营模式下运行时，更要具备这种能力。
1972年，张果喜所在的厂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效益每况愈下，已濒临倒闭的边缘。结果，无法自负盈亏的木工车间被从厂里分离出来，单独成立木器厂，年轻的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
张果喜名义上是厂长，可实际上，除了三平板车木头和几间破工棚，就只有21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庭近百口人的吃饭难题，以及“分”到他们头上的24万元的沉重债务。
到了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张果喜这个厂长手上却连～分钱都没有，血气方刚的他找到了父亲，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那房子还是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已经住过张家祖孙三代人。人家当厂长，都忙着给自己家盖房子，张果喜这个厂长却急着卖自己家的房子。尽管这样，通情达理的父亲理解儿子的难处，还是同意了。房子卖了1400元，张果喜把钱全部拿到了厂里，这成了他们最初的本钱。
单靠这点钱，又能发得上几回工资呢？木器厂必须得找到能挣钱的活干。张果喜想，一定得另找出路。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上海。
张果喜与他的伙伴，4个人仅带了200元钱，就闯进了大上海。由于怕被扒手扒去这笔“巨款”，他们躲进厕所里，每人分50元藏在贴身口袋里。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打地铺。他们从上海人口中得知，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大厦坐落在九江路——九江可是江西的地名呀，他们感到了几分亲切，也更增加了几分希望。
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陈列样品的大厅里，张果喜被一种樟木雕花套箱吸引了目光。套箱是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的，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翠，外壁层层雕刻着龙凤梅竹，显得精美非凡。当他听说每件套箱的收购价是300元的时候，感觉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300元啊，他们4个人千里迢迢来闯上海，全部盘缠也才不过200元呀！他决定接下这批活儿。
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答应了张果喜提出的承做50套出口樟木雕花套箱的请求，并当场签订了合同。
张果喜的名字，第一次与15万元巨款连在了一起。
张果喜没有马上回去，他对伙伴们的木工技艺心中有数，知道要做这样精细的活计还有难度。所以，他们先在上海艺术雕刻厂学了一个星期的木雕技术，把看到的一切都牢牢地记住。临走时，他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只报废的“老虎脚”。
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顾不上休息，连夜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要求大伙一定要把这第一批活干好。
但是，怎样才能干好呢？
张果喜把全厂的碎木料一一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样品上的花鸟去练习雕刻。接着，他把工人带到有“木雕之乡”美称的浙江省东阳县，向东阳县的老师傅学习，又把东阳的老师傅请到余江来教……就这样，张果喜和他的伙伴们如期交出了高质量的樟木雕花套箱。
在1974年的广交会上，他们独具一格的“云龙套箱”，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张果喜决心要将工艺雕刻这碗饭吃到底了！他给每一位雕刻工发了画笔、画板，要求每人每天一张素描，由他过目、评分。他挤出经费，让雕刻工外出“游山玩水”，接受美的熏陶。于是，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雕刻艺术，都汇聚到他的办公室，争奇斗妍。
1979年秋天，张果喜再次闯进大上海。同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他看中了比雕花套箱值钱得多的佛龛。
这是专门出口日本的高档工艺品。日本国民家家必不可少的“三大件”，就是别墅、轿车和佛龛。佛龛用来供奉各种佛像，虽然大小只有几尺见方，结构却像一座袖珍宫殿样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有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到最后就组装不起来，成为废品。因为工艺要求太高，许多厂家都不敢问津，但是，张果喜却看中了它用料不多而价格昂贵，差不多是木头变黄金的生意。
张果喜签了合同，带着样品返回家乡，一连20天泡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取得了成功。张果喜庆幸自己抱住了一棵“摇钱树”——1980年，他的企业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0万日元是佛龛收入；1981年，他们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车到山前必有路。”人有时候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压力，企业也是如此。在企业的发展面前横着无数的障碍，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只要瞅准机会，迎难而上，便能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