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比较丰富的文学知识还表现在他常常利用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形象和情节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批驳他的论敌。他在早期用格鲁吉亚文写的一篇题为《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文章里曾引用过他从小就喜爱的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中使用的玫瑰花、夜莺和乌鸦的形象，来揭露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文章说：“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做夜莺夸。”
斯大林在后来的文章、报告和讲话中开始利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和情节，利用得较多的是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他曾多次引用果戈理的《死魂灵》里的话。例如在1924年发表的《列宁主义基础》中在谈到工作作风时说道：“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接着又说：“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主义的药剂。”马尼洛夫是一个地主，此人看起来温文尔雅，一副很有教养的样子，但是灵魂空虚，生性怠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湎于幻想之中。斯大林1937年12月11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谈到马尼洛夫这样的人，他说：“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用一句很中肯的话来形容这种不确定的人，这种多像政治庸人，而少像政治活动家的人，这种不确定不成形的人：‘这是些不确定的人，不三不四，简直使你认不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既不是城里的波格丹，又不是乡下的谢里方。”
斯大林还于1936年11月25日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引用了《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的“娃儿”比彼拉格娅的形象，嘲笑那些批评宪法草案的老爷们，说他们头脑混乱了，把左右都弄错了，这样说道：“说到这些里，不禁会想起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来。果戈理描写说，这个‘娃儿’有一次替乞乞科夫的马车夫绥里方带路，但她因为不会分辨向左向右，脑筋乱了，结果弄得很窘。应当承认，波兰报纸的批评家虽然十分自负，但是他们的理解程度却与《死魂灵》中地主家里的‘娃儿’彼拉格娅相差不远。你们记得，马车夫绥里方因为彼拉格娅分不清左右，认为必须斥责她，于是对她说：‘阿唷！你这泥腿……连左右也分不清。’我觉得也应当这样斥责这些倒霉的批评家，对他们说：阿唷，你们这班蹩脚的批评家……连左右也分不清。”
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中，斯大林首先利用了他的讽刺短篇小说《庞巴杜尔》中的人物形象。“庞巴杜尔”是“省长”的意思。斯大林在1931年2月4日发表的《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用庞巴杜尔的形象批评了那些认为领导生产就是签署公文和命令的人，他说：“有时不禁令人想起谢德林小说中的庞巴杜尔。你们记得庞巴杜尔太太是怎样教导小庞巴杜尔的：不要埋头学问，不要钻研业务，让别人去干这些事情吧，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是签署公文。可耻的是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也有不少靠签署公文来进行领导的人，掌握技术，钻研业务，变成内行，——这方面他们却根本不管。”
同年6月23日，斯大林在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演说中，在谈到有人怀疑1931年的经济计划，说它“是不现实的，是不能完成的”时，把这些人比做谢德林的同名小说中的“绝顶聪明的梭子鱼”，说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周围散布一种‘愚蠢的空气’”。1936年苏联新宪法草案公布后，遭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批评。德国半官方杂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公然说，苏联宪法草案是空洞的谎言，是欺骗，是“波将金的村落”，并且宣称苏联不是一个国家，“不过是一个确定的地理概念”，所以苏联宪法也就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宪法。斯大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利用了谢德林的《一位励精图治的长官怎样因为热心害得上司发愁的故事》中的一个“刚愎自用，十分狭隘、迟钝，可是非常自信和尽职官僚”的形象进行批驳。报告说，这个官僚“在其‘管辖的’地区杀了成千累万的居民，烧毁了几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和安宁’以后，眺望四周，忽然在天边看见了一个美国，这个国家固然不很着名，但那里却有着诱惑人心的自由，用另一种方法管理国家”。报告接着说：“这个官僚一看见美国，就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当然它是在几世纪以前偶然被人打开的，可是难道不能又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吗？他说罢这一席话，就作了批示：‘把美国重新封起来！’”报告又说：“我觉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讯》杂志的那些老爷，同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一模一样。苏联早已成了这些老爷的眼中钉……他们大声叫喊：这是个什么国家，它有什么理由存在呢，如果它是1917年10月打开的，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封起来，使它完全无声无臭呢？说罢这一番话，就作了批示：把苏联重新封起来，当众宣布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苏联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已！”报告还说：“谢德林的寓言中的官僚虽然十分迟钝，可是他写下把美国重新封起来的批示时，总还表现出一点了解实情的能力，因为他立刻自言自语地说：‘但也许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吧。’我可不知道，德国的半官方杂志的老爷们是否有充分的智力猜想到，他们在纸上当然能够‘封闭’这个或那个国家，可是如果认真说来，那么‘这是不能由他们作主的’……”
斯大林喜欢读契诃夫的小说。他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安娜曾在《回忆录》里写道，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斯大林住在她们家里时，有时晚上在喝完茶后，他便拿出契诃夫的作品，说道：“最好还是读点书。要不要我读《变色龙》给你们听？”据安娜的回忆，斯大林非常喜欢契诃夫的《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短篇，他一边读，一边重复《变色龙》里特别可笑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请他再读一遍。安娜还说，他常常给我们读普希金和高尔基的作品，特别喜欢契诃夫的《宝贝儿》，几乎能够背诵，常常用契诃夫给主人公取的这个外号来形容熟人中的某个人。斯大林在他的一些讲话里不止一次地嘲笑那些压制主动精神和创造性的人，称他们为“普里希别耶夫军士们”。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柯夫也被斯大林用来讽刺那些害怕变革、害怕新生事物、逃避斗争的人。他在1930年7月2日在讨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后所作的结论里引用了这个形象批评反对派，这样说道：“他们染上了契诃夫的小说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腊文教员，‘套中人’别里柯夫的那种毛病。你们记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吗？大家知道，这位主人公不管天气冷热，出门总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带着雨伞。有人问别里柯夫说：‘请问，为什么你在这样热的七月天还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呢？’别里柯夫回答说：‘以防万一，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要是突然冷起来，那怎么办呢？’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人家开办了一个新食堂，别里柯夫立刻就恐惧起来：‘当然，有个食堂也许是好的，可是要当心啊，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人家组织起了一个戏剧组，成立了一个阅览室，别里柯夫又恐惧起来：‘戏剧组，新阅览室，要这些东西干吗？当心啊，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是这样……这种害怕新事物、不会用新方式来处理新问题的毛病，这种‘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的恐惧，——就是套中人的这些特征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真正和党打成一片。”
这里还要补充说一下斯大林还利用过俄国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形象。1924年1月17日他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时说到有些组织和支部在党内斗争中同情托洛茨基，提出不要欺负他。于是斯大林引用这位剧作家的剧本《代人受过》中关于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富商齐特·齐梯奇的话进行反驳。他说：“这里我不提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好好地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的着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他这样说引起一片笑声。
斯大林在文章和讲话中还运用西方的神话故事和着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最突出的例子是他1937年3月5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结束语中谈到古代希腊人关于英雄安泰的传说。他说：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着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和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就在暗中窥视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接触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困难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段话后来写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于是英雄安泰的故事就广泛流传开来。
斯大林在不同场合还引用过希腊的另一些神话，例如关于“纠纷的苹果”、奥吉亚斯的牛圈等。他引用过西方一些文学名着中的人物形象来形容各种人物和说明各种问题。
例如他曾称社会革命党人为哈姆雷特，把某些脱离实际、失去了生活的嗅觉的工作人员和学者称为唐·吉诃德。他还利用关于海涅的故事来讽刺一些在他看来自命为布尔什维克，其实与列宁主义毫不相干的人。1927年11月，他在回答外国工人代表团提出的如何看待反对派和德国的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的问题时，说他的态度就像法国小说家亚尔丰斯·都德对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态度一样，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想必读过亚尔丰斯·都德那部描写达拉斯贡的达达兰的着名小说吧。那部小说的主人公达达兰实际上是一个平凡的‘善良的’小资产者。但是他的幻想竟如此强烈，而‘善意的撒谎’的才能又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他终于成了这种非凡的才能的牺牲品。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阿特拉斯山中打死了无数狮子和老虎。达达兰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猎狮家。然而亚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狮子，也没有看见过老虎。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登过勃朗峰。他的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登山家。然而亚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达达兰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勃朗峰，因为他至多只到过勃朗峰麓。
“达达兰大吹牛皮，要人相信他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开辟了一大块移民地。轻信的朋友因此就称他为世界第一名移民家。然而亚尔丰斯·都德确实知道，同样达达兰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达达兰这样荒诞的想头，除了自讨没趣以外，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知道达达兰荒诞无稽的吹牛使达达兰之流落到多么狼狈和丢丑的地步。
“我以为反对派首领们在莫斯科和柏林大吹大擂，其结局必定使反对派落到同样狼狈和丢丑的地步。”
上面说过，斯大林喜欢读书，写文章和发言稿从来都亲自动手，不像后来许多领导人那样依赖笔杆子和写作班子，因此可以认为，他运用的各种文学典故是他自己熟记于心的，而不是秀才们根据他的需要临时给他找来的。当然就运用文学典故的次数和数量而言，他与学识更加渊博、写文章广征博引的列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他能那样做，至少可以说明他是熟悉文学和具有较多的文学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