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革命一开始就生活在苏联，我从未想要离开理智和心灵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尽管我的诗未能发表，批评家的评论使我很多时间感到痛苦，我没有灰心丧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非常难以忍受的条件下我仍继续工作，已出版了一部关于普希金的着作，第二部已经付印。
“我在列宁格勒生活非常孤独，经常长时间生病。仅有的与我亲近的两个人被捕给了我经受不住的打击。
“我请求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还给我丈夫和儿子，相信这样做任何人永远都不会感到后悔的。”
斯大林给亚戈达作了这样的批示：“普宁和古米廖夫都予以释放，并报告执行情况。”
一个星期后，两人就回家了。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大概也出乎阿赫马托娃的意料。斯大林作出这样的决定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上面提到过，帕斯捷尔纳克也给他写信替阿赫马托娃说情，这可能起了一定作用。而阿赫马托娃这位高傲的诗人也向他低下了头，而且信写得感情真挚，言辞恳切，这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再就是逮捕普宁和古米廖夫是列宁格勒内务部门未经批准擅自采取的行动，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大概由于这些原因，他才迅速下了释放的命令。
斯大林似乎对阿赫马托娃的诗作并不特别欣赏。根据传说，他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却特别喜欢读这位诗人的诗。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正在往笔记本里抄写阿赫马托娃的诗。斯大林就说，干吗抄写，找一本书来读就是了。女儿解释道，阿赫马托娃的书很难见到，而且是禁书。斯大林对女儿喜欢阿赫马托娃的诗很不高兴，而女儿则为她辩护。斯大林在妻子自杀后对女儿一直比较娇惯，见女儿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就不说什么了。从此他就注意起阿赫马托娃来。斯韦特兰娜喜欢阿赫马托娃的诗，恐怕是事实，许多年后，她在给爱伦堡的信中就承认这一点。
1939年秋天，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获得勋章的作家。据说当时斯大林问起了阿赫马托娃。关于斯大林的话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带着格鲁吉亚口音问道：“我们的女王在干什么？”另一种说法是：“为什么不出版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并有文件为证。这个消息传出去后，人们对阿赫马托娃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家协会立即吸收她为会员。她的第二次被捕的儿子被判十年徒刑改判为五年，恐怕也与此有关。出版部门闻风而动，在中断了十五年之后快速出版了她的《六本书集锦》一书。这本书出版后非常热销，在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阿赫马托娃大概也从某些人那里得知斯大林的女儿喜欢她的诗，便幽默地把这本书称为“爸爸给女儿的礼物”。
但是阿赫马托娃的作品毕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和政治需要。她的诗集出版后不久，就有人给日丹诺夫写报告，说收入诗集的主要是革命前写的诗，十来首写于1921～1940年的诗也唱的是“老调子”，“诗集中没有写革命题材和苏维埃题材，写社会主义的人的诗”。报告还指出：“产生阿赫马托娃的诗歌垃圾和她的‘诗歌’里写的东西有两个来源：上帝和‘自由的爱情’，而需要的‘艺术’形象是从宗教文学里借用来的。”报告提出必须设法阻止阿赫马托娃的诗歌的流传。日丹诺夫在批示中指出，出版这样的集子“简直是耻辱”。问道：“阿赫马托娃的这种‘带着祷告的淫秽’是怎么出现的？是谁促成的？书籍出版总局是什么态度？”他要求查明情况，提出建议。于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经过调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最后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10月29日作出决定，追究出版诗集的苏联作家出版社有关人员的责任并给以警告处分，禁止出售阿赫马托娃的这本书。
事情的转折显得非常突然，令人难以理解。出版部门的领导人听说斯大林问到为什么不出阿赫马托娃的书，不经过深入研究和独立思考就行动起来，不无迎合之嫌，他们受到批评和处分，不值得同情。问题在于斯大林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起了什么作用。他问为什么没有出版阿赫马托娃的书的话大概是听了女儿的话后未经全面深入的考虑随口说的。他在了解阿赫马托娃的书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大概觉得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但自己不便于直接出面，于是把此事交给日丹诺夫办理。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并不一定符合实际。
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格勒遭到德军围困。根据政府的命令，用军用飞机把一些学者、文化活动家和作家撤退到后方。作家的名单是法捷耶夫拟订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把阿赫马托娃列入其中。阿赫马托娃本人曾谈到这一点。她说：“我于41年9月28日乘飞机离开列宁格勒。当时列宁格勒被围困。我乘的是军用飞机，由几架驱逐机护航。护航的飞机飞得很近，我担心它们的机翼碰到我们。我被列入斯大林批准的撤退人员名单。名单中还有左琴科……”可见，斯大林并没有忘记阿赫马托娃。还有一件事可说明这一点。阿赫马托娃到了塔什干后，日丹诺夫曾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表示关心。这电话可能是斯大林要他打的。据说她在得了伤寒住院治疗时，得到了特殊的关心和照顾。
而从阿赫马托娃来说，战争爆发后，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如同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严峻的时代扭转了我，如同扭转了流水的轨迹”。这自然在这时她写的诗里表现出来。她在《誓言》一诗里写道：
愿今日与恋人告别的姑娘，——
也把悲痛化为力量，
我们对孩子们，对坟墓起誓，
谁也不能让我们屈膝投降！
她的《勇敢》一诗表达了誓死保卫祖国、扞卫祖国的文化的精神和决心。这首诗曾刊登在1942年3月8日的《真理报》上。
可是1944年阿赫马托娃从后方回来后，无论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由于前一时期的表现，她已摆脱了战前受批评和遭冷落的状态，受到欢迎和赞扬，刊物上经常发表她的新作。在这些作品中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不见了，个人复杂的感情世界的展示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又成为主要内容。可是她的名气变得很大，甚至出现了不少崇拜者。上面提到过的一件事可说明这一点。1946年4月，一批列宁格勒诗人到莫斯科参加诗歌朗诵会，阿赫马托娃是其中之一。朗诵会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当阿赫马托娃出现在台上时，全场起立，热烈欢呼。据说，有人向斯大林报告后，斯大林生气地问：“是谁组织全场起立的？”当然，他是很不满意的。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和怀疑。阿赫马托娃曾会见过当时在英国驻苏使馆工作的语文学家别尔林。此人生于俄罗斯，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到驻苏使馆工作，大概负有特殊的使命。据说斯大林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我们的女王还接见特务！”由此看来，阿赫马托娃的思想政治倾向不合当时要求的作品不断发表出来并受到欢迎，她在作家当中的巨大声望和影响，还有她同值得怀疑的外国人的交往，成为她在1946年8月发动的那场运动中受到批判主要原因。
在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的讨论《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会议上，斯大林在讲话和别人发言时的插话中讲到如何看待阿赫马托娃时说，不能只重视她昔日的声望，而不看她现在写的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她发表的作品中，也只有一首、两首、三首好诗，再也没有了；像阿赫马托娃那样的人不能对青年起教育作用。详细情况在讲文学政策时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如果说斯大林在讲到阿赫马托娃时言辞还不那么激烈的话，那么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和作家的会议上的报告就不同了。他把阿赫马托娃称为“无思想的反动的文学泥坑的代表之一”，说她创作的题材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她的基本情调是“恋爱和色情，并且同悲哀、忧郁、死亡、神秘和宿命的情调交织着”。他还说：阿赫马托娃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旧叶卡捷琳娜时代’古老贵族文化世界的残渣之一”，“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阿赫马托娃不仅受到严厉的批判，而且还被开除作家协会的会籍。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灾难接踵而来，1949年11月，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第三次被捕。她被迫再一次写信给斯大林求情，信中说：“我已年老有病，经受不住与独生儿子的离别。
“恳求您还给我儿子。看到他为苏维埃科学增光而工作，是我的理想。
“对他以及对我来说，为祖国服务是神圣的职责。”
但是斯大林没有回应。据说这时上面有人暗示阿赫马托娃写诗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求得斯大林的理解和宽容，她同意了。于是她写了一组诗，其中包括《领袖用鹰的眼睛》和《1949年12月21日》这两首诗，发表在《星火画报》1950年第14期上。前一首诗这样写道：
领袖用鹰的眼睛
从高高的克里姆林，
看到面貌一新的大地
洒满了灿烂的阳光。
他给这个世纪取了名，
从它的中叶起，
看见人的心灵，
变得像水晶一样纯净。
自己的劳动和事业的成熟的果实
他尽收眼底，
看到雄伟的建筑，
还有桥梁、工厂和园林。
他把自己的精神灌输进这城市，
他让我们免遭灾难，——
莫斯科的不可战胜的精神，
因此变得如此坚定和年轻。
人民深怀感激之情，
领袖听见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前来
是为了说一声，——哪里有斯大林，
哪里就有自由、和平和伟大的土地！”
后一首是对斯大林七十寿辰的迟来的祝贺，这样写道：
愿世界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愿这个时刻将传之永恒。
传说中的这个英明的人，
救了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摆脱死神。
全国在琥珀色的朝霞中欢庆，
这种最纯洁的欢乐不可阻挡，——
涌向古老的撒马尔罕和北极圈外摩尔曼斯克，
涌向斯大林两次拯救的列宁格勒。
在导师和朋友大庆的日子里，
到处高唱着感谢的颂歌，——
不管周围是暴风雪肆虐，
还是盛开着紫红色的山花。
所有友好的共和国的城市
也都随着苏联城市欢唱，
欢唱的是戴着镣铐的劳动者，
但他们言语自由，心灵高尚。
他们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向光荣的首都，
飞向克里姆林宫那位扞卫永恒光明的战士，——
半夜从那里传出雄壮的颂歌，
它响彻全世界，如同给予帮助和致敬。
阿赫马托娃在写这两首诗时还不知道，她自己本人也有遭到与儿子一样的厄运的危险。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根据阿赫马托娃的丈夫普宁的供词，说阿赫马托娃一贯具有反苏的情绪，发表过不少攻击党和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言论，一些同样具有反苏情绪的人经常在家里聚会，议论党的方针政策等等。普宁的供词还说，阿赫马托娃对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采取敌视态度。阿巴库莫夫认为必须逮捕阿赫马托娃，请求斯大林批准。如此说来，当时阿赫马托娃本身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要斯大林一点头，她就会立刻被投入监狱。
斯大林读了阿赫马托娃表明政治态度的诗后，决定不赦免她的儿子，但是不逮捕她本人。在这之后当局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不久恢复了她的作家协会会籍。
有人在谈到这两首诗时断定这是阿赫马托娃纯粹为了自救写的，在诗里说的是昧心话，其实她是仇恨斯大林和苏维埃国家的。这种说法恐怕过于绝对和片面。固然她对苏维埃时代的许多事物不能接受，但她毕竟还有一颗爱国心，这在战争年代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她为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感到高兴和自豪。她对斯大林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她认为斯大林专制和残暴，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还能理解人，并未丧失常人的同情心，因而一而再地写信向他求情。她尊重他，甚至对他怀有某种感激之情，特别是她认为战争年代自己能够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安全撤出，不无斯大林的关怀。因此诗中某些肯定苏维埃时代和颂扬斯大林的话，并非完全是假话。当然这两首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迫写的，因此缺乏激情，甚至语言的表述也受到影响，因此当时法捷耶夫就认为虽然符合政治上的要求，但是艺术性较差。
斯大林逝世后，阿赫马托娃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的“还我儿子”的要求完全实现，儿子平了反，回到了她的身边。她的创作受到重视，不仅能不断发表新作，而且许多旧作得到了重版的机会，甚至过去未通过审查而被搁置的作品也都与读者见面，受到了欢迎。人们尊重她，甚至有人崇拜她，她似乎真正成为斯大林所说的“女王”。由此可见，在所谓“解冻时期”，她的处境与帕斯捷尔纳克完全不同。她把这一切归功于赫鲁晓夫实行的“新政”，曾自称为“赫鲁晓夫分子”（“хрущевка”）。
上面讲了斯大林对诗人的复杂关系，讲了他的态度对他们生活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讲了一连串的悲剧或悲喜剧的出现，从这叙述中斯大林的性格和作风也随之凸显出来，这有助于加深对斯大林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