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苏联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帕斯捷尔纳克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主持过会议，并在会上发过言。有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某单位向大会赠送斯大林的画像时，不知是大会安排的，还是帕斯捷尔纳克“自告奋勇”，伸手接过了画像。在某些人看来，此事具有象征意义。上面说过，布哈林在会上所做的关于诗歌的报告中把帕斯捷尔纳克奉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据布哈林说，他曾把报告原稿送给斯大林过目，当时斯大林并未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可见也是认可的。尽管会上有人表示反对，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气却愈来愈大，几乎被许多人看做苏联首屈一指的诗人。
1935年夏天要在巴黎召开作家保卫文化的国际会议。在苏联代表团的名单上本来没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波斯克廖贝舍夫找他谈话，不仅要他参加会议，而且要他发言。他这样做了，而内心里对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心里只惦记着搞创作。
在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曾两次给斯大林写信。一次是在11月1日，他在信中请求释放阿赫马托娃的被捕的丈夫和儿子。信中提到斯大林曾责备他对朋友的命运漠不关心，意思是说他接受批评，这次要站出来替阿赫马托娃说话了。这证明斯大林在1934年的电话中确实批评过他。斯大林接到信后立即作出反应，下令释放了被捕的人。
另一次在12月底，在斯大林给莉丽娅·勃里克的信作出批示，肯定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之后。信的开头首先对斯大林“奇迹般地迅速释放阿赫马托娃的亲人”表示感谢，接着谈到他翻译的《格鲁吉亚抒情诗》，并且这样说道：“我早就想要向您奉献我的劳动的一点小小的成果，但是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平常常，看来我的想法永远不能实现了。或者这里需要胆子大一些，不长时间地犹豫不决，一想到就干？”这表明他一直想写奉献给斯大林的诗，也许已经写了，但没有拿出来发表。最后信中就斯大林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批示写了这样一段话：“最后热烈感谢您不久前写下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这些话符合我自己的感情，我喜爱他，关于这一点写了整整一本书。不过您讲他的几行字对我间接地起了排忧解难的作用。最近在西方的影响下，对我进行可怕的吹捧，夸大我的作用（我甚至因此而病倒过）；开始猜想我有重大的艺术力量。现在，在您把马雅可夫斯基放到首位后，已不对我作这样的猜想了，我就可以像以前那样置身于简朴的宁静之中，轻松地生活和工作，与突发的奇想和神秘莫测的东西为伍，没有这些东西，我就会不爱生活。”有人曾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这些话是否出自肺腑之言有过怀疑。根据他的性格、价值观念和处世态度，也许他真是这么想的。他不同于追名逐利之徒，不喜欢在公开场合显示自己，而喜欢独居一室静思默想，或与一二友人谈论哲理性问题。他说他病倒了，大概指的是1935年夏参加巴黎会议时发生的事，当时他因为不习惯，总是失眠，得了神经衰弱症。
1936年1月1日《消息报》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两首诗，一首是《我懂了：一切都是活的……》，其中有“感谢先驱们，感谢领袖们”这样的诗句。有人认为这是诗人“与当局妥协”的例子。另一首是《我喜欢任性的脾气……》。第一部分写的是诗人，第二部分则写领袖，把领袖称为“如同地球一样广大的”“行为的天才”，说另一个人即诗人为他所吸引，“宛如海绵吸收了他的任何特征而变得沉重起来一样”。这样诗人既颂扬了领袖，又表明了自己对领袖的态度。斯大林没有对这两首诗作出公开的反应，他大概是认可的。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充满爱戴的感情，到1936年达到了顶峰。这还可由楚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的一则记载来证明。他记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出席1936年4月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见到斯大林时的表现，写得比较具体和生动，现引用如下：
“昨天在代表大会上坐在第六排或第七排。我一回头，看见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我朝他走去，招呼他到前排来（我身旁有一个空位子）。突然出现了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瞧这大厅像发生了什么事一样！而他站着，显得有点疲倦的样子，若有所思，表情庄重。可以感觉到他已非常习惯于掌权的地位，坚强有力，同时又可看出有某种温和的，和善的东西。我回过头来，看见大家的一张张笑脸都带着热爱和温柔的表情，表现出高尚的感情。看见他——只要看见他就行——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幸福。这时杰姆钦科（一位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引者）总是和他说话。我们大家都妒忌、羡慕——她真幸福！人们满怀敬意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我甚至从来都不认为自己能有这样的感情。当人们给他鼓掌时，他掏出了怀表（银质的），带着诱人的微笑给出席会议的指指表，——我们大家便低声说了起来。‘怀表，怀表，他掏出了怀表，’——后来散会时，在存衣室的衣架旁都回想起了这件事。
“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对我低声说着关于他的热情洋溢的话，我也这样做，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唉，这个杰姆钦科，挡住了他！’（只挡住了一会儿）。
“我是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回家的，两人都陶醉于快乐之中……”
这也许是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斯大林的人格的感染和吸引的最后一次表露。1936年1月底，如上所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开展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莫斯科作家组织也于3月13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帕斯捷尔纳克在会上发了言。有人认为他的发言具有反苏维埃的性质，内务部有关部门专门就此事写了报告。党中央文化教育部负责人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考虑。帕斯捷尔纳克口头上接受了劝告，他作了第二次发言，表面上似乎作了检查，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于是《真理报》总编梅赫利斯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说，由于莫斯科作家会议上没有开展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言的批判，建议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来做这件事。如果梅赫利斯的计划得到批准并付诸实施，那么这将出现一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讨伐，因为文学界反对他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斯大林不仅没有同意《真理报》发表批判文章，而且过了不久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也就停止了。这可以说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庇护。
不久大清洗开始了。上面提到过，帕斯捷尔纳克曾因拒绝在作协起草的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上签名，曾有被捕的危险。在当时的情况下签名不签名可是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何况有人和有关部门告他状和收集了他的不少材料，说他参加了某某组织，有这样那样的活动。根据З.马斯连尼科娃的回忆，帕斯捷尔纳克曾对她叙述了当时情况。作协负责人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进行威胁，他仍坚决不签。他的妻子这时正怀着孕，恳求他为家庭和将要出生的孩子着想，把名签了，但是他依然固执己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很有可能被捕。朋友和熟人们劝他给斯大林写信，他心里有些不大愿意，但还是写了。现在信的原件没有找到，根据马斯连尼科娃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我成长在一个深受托尔斯泰的思想的影响的家庭里，从吃奶时开始就吸收了他的思想，他可以支配我的生命，但是我认为自己无权充当决定别人生死的法官。”据说斯大林知道此事后说了“别动这个远离尘世的人”这样一句话，使得帕斯捷尔纳克免遭一场劫难。
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上述表现当然不会满意。但是他了解这位诗人的为人和个性以及他执拗的脾气，只批评他脱离实际和远离现实生活，没有把他的言行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因而不加追究。而帕斯捷尔纳克不会不知道上述批判和清洗是秉承斯大林的意志进行的，内心是不赞成的，而且在言论和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也知道由于斯大林的庇护，他没有像别人那样遭到批判和惩治，但是他似乎对斯大林没有多大的感激之情。大概由于这些原因两人变得明显地疏远起来。从这时起，斯大林几乎没有再找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如此，而且他参加社会活动也少了，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文学翻译上。遇到问题他不再直接找斯大林了，而去找曾任作协责任书记、后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的谢尔巴科夫。例如1943年7月和1944年5月，他曾先后两次给谢尔巴科夫写信，似乎讲的是自己的住宅问题和有关创作的问题，但是他用的是他特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至于谢尔巴科夫作了这样的批示：“请了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具体需要什么。”1945年谢尔巴科夫去世后，他才给斯大林写信。在这封信里除了再次讲包括住宅问题在内的生活问题外，还讲了自己的工作，主要说他五年来一直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国内外对他的译文反应不坏。他提出，艺术委员会能否暗示各个剧院在选用剧本方面不必等上面的指示而自己作主，因为现在剧院常常突然改变决定，放弃那些本身很有力量但没有经过批准和有人推荐的作品。他举了他翻译的剧本《哈姆雷特》的遭遇来说明这一点，说道：“莫斯科艺术剧院对哈姆雷特就是这样，当代的剧本《伊万雷帝》拦了它的路。”最后信中还说，如果剧院上演他翻译的剧本，将能大大减轻他生活上的负担，因为只靠日常工作的收入虽然可以生活得下去，但很困难。他诉苦道：“我早已年过五十，冬天由于过分劳累右手长时间不能活动，只好学着用左手写字，我的眼睛也经常胀痛。我很不好意思用这些小事来打搅您，在谢尔巴科夫活着的那些年我一直没有这样做，谢尔巴科夫了解我，在极端困难时帮助过我。”
信中所说的剧本《哈姆雷特》，几年前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打算上演，最后决定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译本，并选定了着名演员利瓦诺夫扮演主角，准备排演。为了求得斯大林的支持，利瓦诺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对斯大林讲了这件事。斯大林并不赞同。这样上演的事就拖了下来。而上面说过，《伊万雷帝》是斯大林授意创作和搬上舞台的。这些情况帕斯捷尔纳克是应该知道的。他在信中还提那样的要求，再一次表现出他执拗的个性，这自然是拂逆斯大林的意旨的，尽管信中有的话写的情真意切，斯大林肯定不会高兴，没有对他的信作出回应。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联系了。
斯大林逝世时，帕斯捷尔纳克心肌梗塞后正好在外地疗养院里疗养，未能参加葬礼。1953年3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法捷耶夫的《斯大林的人道主义》一文，其中肯定斯大林的人道主义，认为它与形形色色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道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帕斯捷尔纳克看到这篇文章后，于3月14日给法捷耶夫写信，说读了他的文章后写封信谈谈自己的想法心里才好受些。他写道：“这突破了一切界限的显而易见的伟大及其一望无际的辽阔是多么的惊人！这躺在灵柩里的遗体以及充满思想和第一次不再动作的双手突然脱离了个别现象的框架，占据了某种体现的原理和极其广泛的共同性的位置，与威力巨大的死亡和音乐，与正在总结自己的时代的本质和来到灵柩前的人民的强大力量相并列。
“每个人不由自主地和不知不觉地哭着，一直流着眼泪，而这眼泪你是擦不干的，因为你被共同悲痛的激流冲到一边，这悲痛也触及了你，传遍你的全身，使你泪流满面，充满你的心灵。
“广场上吊唁的花圈堆成一座花圈的城市，这是第二座城市，城市中的城市！仿佛整个植物界前来参加葬礼。”
这里帕斯捷尔纳克用他特有的比较奇特的比喻和有些晦涩的语言描绘了斯大林的遗容和全民沉痛哀悼的盛大场面。接着信中写了由斯大林逝世产生的想法。他是这样写的：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当中，正好是我们的国家，这块我们出生的土地，这块我们过去就因它对这样的未来充满激情和向往而热爱它的土地，成为纯洁生活的祖国，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停止了流泪和消除了欺侮人的地方，这是多么幸福和令人自豪呀！”
他对苏维埃国家的颂扬，实际上也是对领导国家实现历史性巨变的斯大林的肯定。有人对帕斯捷尔纳克说的是否是心里话表示怀疑，推测他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违心地说的。但是根据他的性格和一贯的表现，可以相信他是真诚的。
接下来说一说他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新时期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的看法。在苏共二十大后，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四十个年头，他在得知法捷耶夫自杀身亡后写了一首诗，其中说道，“个人崇拜已溅满污泥”，但是在第四十个年头，“对恶和对同一性的崇拜”，还有“对恶言恶语和庸俗习气的崇拜”还仍然盛行和受到青睐。再说每天都展示“像猪一样的嘴脸的群像”，让人难以忍受。结果有人对这一切忍受不了，喝醉酒开枪自杀了。这说明，诗人对批判个人崇拜后出现的所谓“解冻时期”并不那么欢迎，而对新的领导人则持蔑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