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承认自己起初走的是“知识分子的文艺路线”，“后来逐渐走上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说他虽无党证，但是“认为执行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决议是自己的义务”。他把自己比成“头号大嗓门的鼓动家”，写了许多歌颂党、歌颂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新生活的诗篇，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激情，确实称得上苏维埃时代的第一歌手。他崇敬列宁，写了一部长诗和其他一些诗篇来展示列宁的伟大和他的事业的不朽。值得注意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在他一些作品中直接写到斯大林。例如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有写斯大林在斯莫尔尼宫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诗句。作者这样写道：
炮声
使繁忙紧张的斯莫尔尼
震得发抖。
楼下是背着子弹带的
机关枪手。
“向左
第三个房间，
他
就在那里。
斯大林同志
叫你们
去。”
又如他在《回国！》一诗中写道：
我希望
人们把钢笔
比做刺刀。
我希望
斯大林
代表政治局作报告，
除了钢
和铁的生产，
也谈谈诗歌的活动。
斯大林关注文学创作、作品读得很多，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情况。就思想政治倾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这个时期的创作总的来说是符合斯大林的要求的。
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那种脱离现实的凭空虚构和臆造的东西少了，构思和形象大都源自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真实而又使人感到亲切。语言运用上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追求新奇和杜撰新词，但保持着语言的新颖和奇特，不落俗套。
总的说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的语言风格的变化使得他的作品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斯大林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加以肯定。根据卢基扬诺夫回忆，他曾听伏罗希洛夫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请伏罗希洛夫和他一起到工会圆柱大厅去听马雅可夫斯基朗诵自己的诗。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很长时间。在回来的路上斯大林问伏罗希洛夫：“怎么样？喜欢吗？”伏罗希洛夫回答说：“不。”于是斯大林说：“而老百姓喜欢。既然老百姓喜欢，我们也应该喜欢！”这里斯大林没有说他自己喜欢不喜欢，只强调既然老百姓喜欢，作为领导人也应该喜欢。他这样说，也许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艺术风格还有一定的保留，但表示要像人民群众那样喜欢他的作品。这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的肯定。这一点还可由另一次斯大林听马雅可夫斯基朗诵的反应来证明。1930年1月21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大剧院纪念列宁逝世六周年的会上朗诵了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片断，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是对诗人的作品的肯定。斯大林听完后热烈鼓掌表示赞赏。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在这之后两个多月，马雅可夫斯基于4月14日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开枪自杀，留下了题为《致大家》的遗书，其中写道：“我的死不要责备任何人，请不要散布流言蜚语。死者很不喜欢这样。妈妈、姐姐们和同志们，请原谅——这不是办法（也不建议别人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别的出路。莉丽娅，爱我吧。政府同志，我的家属是莉丽娅·勃里克、妈妈、姐姐们和韦罗尼卡·维多利多夫娜·波隆斯卡娅。如果你们能使她们生活过得去，那就多谢了。”遗书中有一首已开了头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人们常说——
“事情坏了”，
爱情的船
撞在私生活上碎裂。
我已与生活结清了账，
不必再列举
彼此的痛苦，
不幸
和委屈。”
遗书还请“拉普的同志们”不要认为他“懦怯”，要他们告诉叶尔米洛夫，“应当对骂到底”等等。
根据遗书里的说法，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爱情的船撞在私生活上碎裂”。后来人们根据自己的猜测有各种说法，这里就不讲了。刚给他鼓过掌的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想必感到很突然，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在他看重的三位诗人当中，叶赛宁早在1925年自杀，如今马雅可夫斯基又走上了这条绝路，不能不使他在痛惜之余感到失望，自然会影响他对诗人的评价，使他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报刊发表了不少悼念文章，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有十五万人自发地来为心爱的诗人送别。可是当时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却持另一种态度。这个团体一直视马雅可夫斯基为异己，想方设法贬低他。当诗人出于增强文学界团结的愿望申请加入拉普时，拉普领导人要求他“必须同过去一刀两断”，“放弃旧习惯和错误观点”。就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加入拉普后，他们也仍然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诗人的自杀，更使他们感到自己的看法的正确。他们立即以“拉普书记处”的名义，发表了《拉普的号召书》，说马雅可夫斯基虽然用自己的艺术语言作为武器为新生活而斗争，而自己却成为旧世界习惯势力的牺牲品，这说明与旧世界及其个人主义的斗争是多么的复杂。4月26日，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叶尔米洛夫、基尔雄、利别进斯基、谢利瓦诺夫斯基、苏特林、法捷耶夫给联共（布）中央以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报告，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使苏联作家和部分青年中的一系列病态现象更为严重”，而某些共产党员以诗人的“密友”的名义与作家团体“列夫”的一些人联名在报纸上发表悼念文章，这就抹掉了党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与他过去的战友的看法之间的界限，要求中央就这个问题表态。莫洛托夫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建议由报告的作者中的某人就他们提到的问题给《真理报》写文章。”于是5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由阿维尔巴赫、苏特林和潘菲洛夫署名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一文，其中对诗人进行了有分寸的批评。报告上的批示虽然是莫洛托夫作的，但是很难设想他不经斯大林同意就这样做，甚至有可能这是斯大林的意见。这个批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的变化。
1931年1月21日，莉丽娅·勃里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一年前在纪念列宁的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在大剧院里朗诵了他的长诗《列宁》的最后部分，您当时出席了。
“现在我们正要出版收入那部长诗的科学院版马雅可夫文集的那一卷。我们想从政治和艺术的角度来纪念这次朗诵。因此请求您写几句话说说您的印象。这一卷预定在2月1日付印——因此恳求您及时给以答复。”
斯大林没有回信。这也可说明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的变化。
将近五年后莉丽娅·勃里克再次给斯大林写信，抱怨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受到冷遇，他的文学遗产不受重视。这一次斯大林的态度不同了。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有了新的考虑和看法。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斯大林看重的三位诗人只剩下帕斯捷尔纳克一人。斯大林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才华，在一段时间内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而帕斯捷尔纳克也很崇敬斯大林。两人有过直接接触，显得关系非同一般。上面说过，布哈林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诗歌的报告时，虽然说了一些赞扬马雅可夫斯基的话，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鼓手”，说他“为苏联诗歌贡献了这么多，已成为苏维埃的经典作家”，但是把他同已去世的勃洛克、叶赛宁、勃留索夫和尚健在的别德内放在《转折时期》这一节来讲，言下之意，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被看作苏联首屈一指的诗人，大有被树为诗歌界的旗帜之势。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在抒发个人内心感受，具有远离现实的生活和斗争的倾向，语言过于雕琢，不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他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主张革命功利主义的斯大林对文学的要求。同时斯大林也知道，布哈林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赞扬遭到了文学界许多人的反对。而且帕斯捷尔纳克在代表大会后的表现也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当时诗人大概为了表示对布哈林的感谢，写了长诗《波浪》献给他。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斯大林觉得在诗歌界树立旗帜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也许这时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觉得这位诗人的创作的思想政治倾向是完全符合要求的，他的作品虽然有时某些形象和语言表达形式比较奇特，但是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影响很大。此外，如同俄罗斯学者格罗莫夫指出的那样，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和吉洪诺夫相比，有巨大的优势，这就是他已经去世，“不可能再有无法预料的行为”，树他为样板比较放心。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收到莉丽娅·勃里克于1935年1月24日写给他的信后立即作了批示。
勃里克在信中说：“他去世很快就有六年了，全集只出了一半，而且印数只有一万册。出一卷集的事已谈了一年多，稿子早已交了，而书甚至还没有排版。供儿童读的诗集完全没有重印。书店里没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书。根本无法买到。”接着谈到设立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的问题，信中这样说道；“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后，政府曾决定在共产主义学院设立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把所有材料和手稿都集中到那里保存。这陈列室至今没有设立。他的材料分散在各处。一部分保存在莫斯科文学博物馆，那里对这些材料根本不感兴趣。这一点可从博物馆的简报上几乎没有提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上看出来。”信中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情况，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我们的各个机构并不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影响及其宣传作用和革命的现实意义。”勃里克在信的末尾说：“我一个人无力克服这些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和阻扰，在作了六年的努力后只好写信给您，因为没有能使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革命遗产发挥作用的别的办法。”应该说，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文学界的许多人和广大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报刊上经常发表纪念他和研究他的创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还不断在出版，在勃里克写信时，他的全集已出了十卷。可见勃里克在信中有意地采取某种夸张的说法，这大概是为了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斯大林的批示用红铅笔直接斜着写在信上，全文如下：
叶若夫同志，恳求您注意勃里克的信。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我认为勃里克的抱怨是正当的。请与她（勃里克）取得联系或把她请到莫斯科来。请让塔尔和梅赫利斯参与此事，并请做好因我们疏忽而未能做的一切。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我随时都愿意提供。
此致
敬礼
约·斯大林
斯大林在批示中强调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这无疑是在批评和纠正把马雅可夫斯基归入已经过去的时代的布哈林的意见。至于其中“并请做好因我们疏忽而未能做的一切”这句话恐怕包含着某种自责的意思，责备自己未能及时作出这一选择。斯大林把这封信批转给了当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主席、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叶若夫。批示中提到的塔尔当时任联共（布）中报刊和出版部部长，而梅赫利斯则是《真理报》总编辑。
1935年12月5日，《真理报》在文学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编辑部文章，其中说道：
“最近刚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的两卷（第9卷和第10卷）……但是他的作品我们出版得很不够……
“诗人逝世后，曾打算在共产主义学院设立马雅可夫斯基陈列室……但是陈列室至今没有设立。
“所有这些情况反映给斯大林同志后，斯大林同志给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这样的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有才华的诗人。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
“应当普及马雅可夫斯基的优秀作品。不能再对这位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有才华的诗人采取冷漠态度了。”
这篇文章透露了斯大林作批示的事，并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话。大概由于一时匆忙，把批示中“最有才华的”（“талантливейший”）写成了“有才华的”（“талантливый”）。这个错误到12月17日的社论中才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