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战争爆发。作协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一方面忙于组织作家到前线采访，另一方面又要安排好把年老体弱和有病的作家撤离到后方的工作。可是作协领导人组织工作能力较差，没有把莫斯科作家的撤离工作做好，法捷耶夫因而受到了批评，他不得不写信给斯大林进行解释。他本人几次上前线采访，后来根据乌克兰克拉斯诺顿沦陷期间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的成员英勇斗争的事迹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自然无暇注视整个文学创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仍然十分关注文学界的思想政治动向和创作情况。他在肯定一些作品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问题的作品，例如左琴科的《日出之前》。因此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对文学杂志的监督和提高编辑人员的责任感。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法捷耶夫的工作并不满意。大概由于这个原因，1944年2月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解除法捷耶夫的职务，选举吉洪诺夫为主席团主席。这是作协领导人的又一次更换。
吉洪诺夫虽然在文学界威望较高，但是他是一位党外人士，缺乏从事领导工作的实际经验，因而他担任主席团主席后并没有大的作为。1946年发生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事件（下面将要作详细的介绍），他不能不负有“领导责任”。于是斯大林决定又一次更换作协领导机构，成立书记处以取代原来的主席团，重新起用法捷耶夫，让他当作协理事会总书记。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6年8～9月间他返回莫斯科后，作协主席团的全体成员被叫到日丹诺夫那里去开会，说是要讨论今后的工作问题，具体地说，是讨论今后成为作协实际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问题。讨论了两次，提出了人选，西蒙诺夫也被推荐为候选人之一。两三天后，日丹诺夫又召开会议，说他已把讨论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并已作出决定。根据决定，作协领导机构为书记处，书记处由十三人组成，总书记法捷耶夫，副总书记西蒙诺夫、吉洪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和柯涅楚克，书记中除列昂诺夫和戈尔巴托夫（兼党组书记）外，其余为少数民族作家。此次改组后的作协领导机构和人员直到斯大林逝世后于1954年召开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时才作了改变。
四
从三十年代下半期起，斯大林已不像在前一时期那样，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抓文学和文学界的问题，不过他对文学界的思想动向和创作情况还是很重视的，同时对戏剧、电影和音乐也很注意，经常观看各种演出。据报导，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会见了根据《静静的顿河》改编的歌剧的创作人员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指出歌剧应广泛采用民歌的曲调，形式上应该通俗易懂，技巧上力求达到最高水平，同时强调“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的危险性”。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观看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歌剧是由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小说写的是旧俄商人家庭的一起情杀案。肖斯塔科维奇在改编时把作为凶手的女主人公变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艺术上作了大胆的尝试，有的场景多层次的声部交错重叠，以急促喧闹的不协和音响加以渲染。斯大林观看后特别不满。不久，《真理报》秉承他的看法于1月28日发表了题为《纷乱代替音乐》的专论，指责歌剧的音乐充满“刺耳的噪音”和“疯狂的节奏”，是用“过左的喧嚣来代替自然的、人类的音乐”，是“用廉价的标新立异的方法创造新奇的花样的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挣扎和野心”。于是开始了一场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着名导演梅耶菏德导演的一些戏也被认为具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他改正错误，多导演现实主义的戏剧。这场批判还波及到其他艺术部门。报刊陆续发表了《芭蕾舞的矫揉造作》《建筑中的不和谐》《论乱涂乱抹的画家》等批判文章。作家也起而响应，3月13日莫斯科作家开会讨论形式主义问题，一些着名作家在会上发言，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过这场争论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特别重视戏剧和电影在群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因此密切注视着这方面的创作。他曾先后肯定和赞扬一些优秀剧作，例如柯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的草原上》和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前线》，还有列昂诺夫的《侵略》等，同时也对一些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提出了批评。1940年8月15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一部不真实的影片》的专论，对根据阿夫杰延科的小说《我爱》拍摄的影片《生活的规律》提出严厉批评，主要指责它对苏联的生活进行了粗暴的弯曲。关于这次批判，后面还要详谈。上面曾经提到过，战争期间他发现乌克兰作家杜夫仁科的剧本《烈火中的乌克兰》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立即提出了批评。
卫国战争结束后，在1946年8、9月间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以及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这两位作家的运动，成为文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场运动在1946年上半年就开始酝酿了。4月13日，在斯大林主持下政治局举行了会议。他在会上对进一步改进党的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加强文艺战线的领导作了明确指示。4月18日，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的会议上作了传达。他说，斯大林的指示“是在承认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遭到严重的失败的情况下作出的”。接着他传达了斯大林对文学界的批评，说道：“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我们的大型杂志，并且提出了我们的大型杂志也许甚至应该减少的问题。这是由于我们不能保证所有杂志保持应有的水平。斯大林同志举出大型杂志中最差的是《新世界》，下面紧接着的是《星》。斯大林同志认为相对比较好的或最好的是《旗》杂志，接着是《十月》，排在后面的是《星》《新世界》。斯大林同志指出，要满足所有这四家杂志的需要，精品佳作和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就显得不够，这已说明杂志的数量很多。同时他列举了一系列质量差的作品，指出《星》发表了《时间的道路》，接着又发表了伊万诺夫的《在柏林城墙下》。斯大林同志给了《为了那些在海上的人们》以很好的评价。
“至于说到文学批评，斯大林同志作了这样的评价，说我们没有任何批评，已有的那些批评家是受他们为其服务的作家们供养的，是朋友义气的奴隶。他们的任务是夸奖一些人，辱骂所有其余的人，如果我们想要谈论如何活跃批评，那么我们应当不从活跃本位主义的批评开始。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要把批评集中于大型杂志，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批评并没有活跃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关于文学的问题，关于像电影、戏剧、艺术、文学等部门的状况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提出，我们应当从这里，从宣传部门来组织这种批评，也就是宣传部门应成为进行文学批评的主要机构。因此斯大林同志提议创办一份这样的报纸并要宣传部团结和吸收一批文学批评家进行工作，因为斯大林同志讲的是我们需要客观的、独立于作家的批评，也就是说，需要的是只有宣传部门才能组织的批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顾情面、没有偏心的批评，因为斯大林同志直接谈到我们现在的批评是有偏心的。”
斯大林的话说得既明确又具体，把大型杂志根据好坏排了队，对近来发表的一些作品作了评价，并且根据新创作的好作品不多，提出减少杂志数量的问题。他特别对文学批评表示不满，讲了如何改进的具体意见。可见他已决定要对文学报刊进行整顿了。列宁格勒的领导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应该是听了传达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也许由于其他原因，在斯大林讲话后，接连做了几件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事。6月26日，列宁格勒市委常委批准《星》杂志新编委会名单，左琴科成为编委之一。7月6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了盖尔曼的文章，赞扬左琴科。7月底，《星》第5、6期合刊（这一期是原来的编委会签发的），未经左琴科同意，从儿童刊物《穆尔济尔卡》转载了他的《猴子奇遇记》。
于是中央开始采取具体行动。8月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改进〈真理报〉的措施》的决议，这份决议虽然是针对《真理报》的，但是实际上是对所有报刊下了改进工作的指示。过了五天，即于8月7日，中央宣传部领导人亚历山大罗夫和叶戈林向日丹诺夫呈送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报告，直接提出了解决两杂志的问题。报告说，“这些杂志最近两年刊登了一系列思想上有害的和艺术上很差的作品”。报告提到许多作者的名字，特别指出了左琴科及其《猴子奇遇记》。报告还附上他们草拟的联共（布）中央决议的草案，其中批评了苏联作协及其列宁格勒分会“让杂志受一批文学家操纵，没有进行领导”。紧接着于8月9日，由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出面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斯大林、日丹诺夫、列宁格勒党组负责人以及苏联作协领导人吉洪诺夫、维什涅夫斯基等和两杂志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似乎亚历山大罗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两杂志的报告，但报告记录未保存下来。从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许多人在会上发了言，斯大林最后发表了总结性讲话。
斯大林在讲话中首先强调指出报刊的政治性。他说：“我们列宁主义者认为，各种杂志，不管是科学杂志还是文艺杂志，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不问政治的。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作家，许多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和其他的人认为政治是政府的事，是中央的事。他们说，政治不是我们的事。如果有人写得好，有艺术性，很漂亮，——就应当采用，而不管那里有把我们的青年引入歧途和毒害他们的腐朽的地方。我们与许多文学家以及那些在编辑部里占据领导岗位的人的分歧就在于此。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求领导文学的同志和从事写作的人按照缺了它苏维埃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的政治行事，不用藐视一切和无思想性教育我们的青年，不要让左琴科之流来教育人，因为他们宣扬无思想性，这样说道：‘让你们和你们的批评去见上帝吧。我们想要休息休息，快乐地生活，笑一笑。’因此他们写毫无内容的、空空洞洞的东西，甚至不是特写和短篇，而是某种催吐剂。能容忍文学界的这样的人吗？不，我们不能收留这样的人用来教育我们的青年。请你们这些编辑同志、编委会成员们和作家重视这一点。苏维埃制度不容许用藐视一切的精神，用无思想性教育我们的青年，因此我们的文学家同志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观点。左琴科在写东西。我们另一些同志很忙，而且不是任何时候都给他们留出地方，而给左琴科留了。这就叫做对全民事业的非政治态度。”
以上斯大林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讲了反对非政治化的问题。接着他讲第二个问题，即非政治化产生的只讲友情、不进行批评的偏向。他问道：“是友情高，还是国家利益高？我认为是国家利益高。人们往往看风使舵。不应当害怕有人批评。没有批评什么也干不成。再多说一点。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己批评自己和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能在每天结束时向自己提出‘我今天工作得怎么样’的问题，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苏维埃人，这样的人是胆小鬼。再说一点。这个人没有讲自己的真实情况的勇气。因此许多人就不喜欢受到批评。而我们在有人批评时则表示欢迎。这不是愉快的事，但是我们欢迎，因为没有这样的批评，一个人可能烂掉。机体的病不及时治疗，它的魔掌就会伸向更深处。疾病发现得愈快就愈好，愈有生命力，痊愈得也就愈快。各个活动家们，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是如此。应当勇敢地迎接批评，应当有勇气对自己每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并且问自己：我是否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不错，我取得了成果。那么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成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造成使人自我完善和不断前进的环境。我们的那些文学领导人也缺乏这种精神。他们为了讲友情却想要放弃青年的利益，放弃国家的利益。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