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指出，凯恩斯因撰写《和平停战的经济后果》（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ｃｅ）一书而成了欧洲大陆的英雄。凯恩斯论辩说，战败的德国（德国人渐渐认为，他们与其说是战败了，还不如说是受骗签订了这种惩罚性的停战协定）在没有达到一定出口量（即使有这样一种出口量，其他大国亦无法承受）的情形下，是无力偿付法国所要求的赔款的。不论凯恩斯用于支撑其论点的数据有多么精确，困境乃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各国政府也都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正处于饥饿和高通胀状态之中。
英国政府就此所采纳的两个立场，不仅被证明为彼此不相协调，而且最终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不放松它对不列颠的要求，英王政府就不会松动它所提出的赔款要求。此外，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英国还按照英镑在战前的价值水平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是，伦敦的商业区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平衡国内外的要求与金本位制方面将无所作为，因为英国再也无力为一半世界的国家扮演最终借贷者了。
凯恩斯特意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Ｒ．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这本小册子，试图在这场争论中扮演卡珊特拉神，但却没有成功。
趁哈耶克在伦敦的机会，ＬｉｏｎｅｌＲｏｂｂｉｎｓ开始着手一项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统一传统，并消除所有的分支“学派”。哈耶克最初开设的讲座（后经修改，以《价格与生产》（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为题出版）以及他对凯恩斯所着的《货币论》（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Ｍｏｎｅｙ）一书所撰写的评论文章，都构成了此一运动中的重要努力。凯恩斯的回应则是对哈耶克所着的《价格与生产》一书进行抨击。真可谓是界线明立，敌我分明。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完全被现实问题压倒了。工业世界正陷入萧条期，其灾难和棘手的程度，远非任何经济学家所能想象。对于那些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而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学科的可行性的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在其所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指明的策略被证明是一战术意义上的胜利。通过揭示储蓄与投资之间似乎存在的不完善的联系（哈耶克认为这只是低消费理论的一种复杂论式而已），凯恩斯为政府在货币和财政措施的实施方面进行干预打开了大门，虽说他仍然保留了一般均衡理论所具有的概念工具和证明手段。
然而，这个世界已无论如何不再依赖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此后２０多年的发展情势，乃是由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ｃｈａｃｈｔ在德国型构起来的，因为他构设了一种货币控制和投资指南的体系，而且从那时起，这个体系成了每一个处于绝望之中的政府所必定采取的手段。
在此之前，哈耶克的经济周期观点似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ｈｏｒｓｄｅｃｏｍｂａｔ）。此后，他又做了一次英雄式的尝试，撰写发表了《纯粹资本理论》一书（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他试图把他本人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修正观点与新古典理论中新发展出来的观点统合起来——这点正是凯恩斯理论最为薄弱的环节——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所以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
几年后，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任何凯恩斯式的计划的成功，乃是以那种不可垂手即得的政治决策上的精明而不是以凯恩斯着作的理论命题（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这些命题是混乱的，而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矛盾的）为基础的时候，哈耶克指出，他未能对凯恩斯的观点提出有效的批评乃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但是，回过头来看，即使他当时做出了有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否有可能占上风，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转而诉诸凯思斯的观点以及凯恩斯观点的最终胜利，实是由文化的和政治的变化所驱动的，而不是因他的理论论点具有说服力而达致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理论论点的结果也从未在经验层面上得到过证明。大战伊始，哈耶克和凯恩斯发现，他们两人在战争成本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和过分投机行为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计划方案立基于这样一项政策，即实行强制性储蓄，并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这些储蓄。仅就这点而言，凯恩斯已不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
凯恩斯思想观点上的这一随风而采取的大幅度变化，乃是哈耶克宣称他之所以无意抨击凯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几乎因他的这种随意改变观点的习惯而声名狼藉。有一则报道描述了凯恩斯与丘吉尔一段交往的故事：当时，丘吉尔正在与美国就战后金融制度问题进行谈判；他在给凯恩斯的一封便函上说，“我与你的观点正趋向一致”；然而，丘吉尔却从凯恩斯那里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我在知悉此事后，深感遗憾，因为我已开始改变我的看法”。
经济学与知识
在回顾学术生涯时，哈耶克认为，他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连同后来发表的几篇讨论相同主题的论文，乃是他对经济学所做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这也是他对凯恩斯的回答。哈耶克论点所具有的意涵，实际上乃是对那些构成实证主义经济学、计量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和任何试图建构“宏观经济学”的努力之基础的逻辑预设和经验假设的否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而且哈耶克做如斯主张也是颇合道理的，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为之进行辩护。
哈耶克有关市场的观点，在社会组织问题的认识方面极具启示。正如他在这篇极富原创性的论文中所指出的：
存在于不同的心智之中的零星知识的结合，是如何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即如果人们要经由思虑而刻意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么它就要求指挥者的心智拥有一种任何单个个人所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个人的自发行动将会在那些我们所能界定的情形下，引起一种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资源分配理解为好像是根据一个单一计划来进行的，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人对它制订计划。对我来说，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个有时被隐喻地称之为“社会心智”的问题。
在上述文字中，哈耶克已开始着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秩序如何创造自身的问题，当然，哈耶克在其早年试图解释感觉如何转换成认知问题的心理学论文中就已然洞见到了这个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早年的论文中，这个问题是在人之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而在《经济学与知识》这篇论文中，这个问题则是在人类社会组织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正是在这里，个人知识的限度被超越了。
他从两个思想渊源中获得了对他的新的研究进路的信心。令人颇感奇怪的是，他的一个思想渊源竟来自最初激励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即卡尔·门格尔。１９３４年，哈耶克欣然接受了由伦敦经济学院资助发起的重新编辑门格尔着述的任务。在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哈耶克对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着述给予了极为严肃的关注，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如此关注门格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一如哈耶克在晚些时候所指出的，在门格尔的着述中，“有关制度自生自发的观念，比我阅读过的任何其他着作都阐述得更加精彩”。哈耶克所发现的另一个思想渊源，乃是卡尔·波普尔所撰写的于１９３４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一书。虽说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维也纳人，但他们此前却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人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相容并且都对那些可被视为一脉的知识思潮——马赫、逻辑实证主义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做出了回应。波普尔反对归纳的逻辑基础的论点，为哈耶克提供了一种研究经验主义的进路，因为哈耶克发现此一研究进路极有助益于他本人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各种假设展开抨击。
１９３８年，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持英国护照出外游历，并曾设法在大战爆发前再次访问了奥地利。实际上，哈耶克心灵中仍有一重要部分深深地植根于维也纳；然而恰恰是维也纳本身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在１９３８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曾经塑造了这个世纪的极其强大的原创力量和知识力量开始瓦解，流亡至世界各地。多数逃亡者，都去了美国。波普尔先是去了新西兰，直到战后在哈耶克的努力下才又到了伦敦。
就生活方式和氛围而言，哈耶克在英国完全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然，更准确地说，哈耶克实际上乃是在仍保留着１９世纪许多特色的英国完全有宾至如归之感。从那些诸如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和ＬｅｓｌｉｅＳｔｅｐｈｅｎ爵士，当然更是从阿克顿（Ａｃｔｏｎ）勋爵等早期人物的身上，哈耶克体认到了一种“同宗”的精神。
因此，哈耶克认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社会制度以及法律和语言乃是文明得以进化的必要条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后来，他甚至把自己视作一个伯克式的辉格党人（ａＢｕｒｋｅａｎＷｈｉｇ）。
由于哈耶克常常同ＬｅｓｌｉｅＳｔｅｐｈｅｎ爵士一起进行登山活动，所以他得以欣赏到ＬｅｓｌｉｅＳｔｅｐｈｅｎ爵士的性格。此后，哈耶克又结识了改革论坛的成员，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ｒｎｔｏｎ家族的后裔Ｅ．Ｍ．Ｆｏｒｓｔｅｒ先生。当伦敦经济学院为躲避纳粹德国对伦敦的轰炸而搬迁至剑桥大学时，凯恩斯为哈耶克找寻并安排了住宿。
在剑桥大学，哈耶克能和ＪｏｈｎＣｌａｐｈａｍ爵士交流他关于货币史方面的看法。
然而，当战争爆发时，哈耶克却无疑遭到了排斥，尽管这一切都是以悄然不知的方式进行的。他的忠诚朋友和盟友ＬｉｏｎｅｌＲｏｂｂｉｎｓ和凯恩斯一起进入了政府机构。大多数着名的经济学家也都忙着参与战争计划的制订。凯恩斯还因过度疲劳而只勉强活到了战争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通往奴役之路
到１９４０年，世界上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都无法不追问这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根源。１８世纪启蒙的允诺以及１９世纪道德和物质方面的进步，怎么会导致了２０世纪这场充满了赤裸裸的暴力且野蛮的世界大战呢？哈耶克则是从三个视角把握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以及对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历史探究。
从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这两部论文集中的文章开始，哈耶克竭尽全力试图证明事实的性质，亦即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如何通过那种试图运用从自然科学中得出的方法而被误解和误用的。在哈耶克，处于支配地位的谬误，乃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们有可能将某种现象的足够多的事例孤立出来，由此便能够探明有关此种现象之原因的某种规律。哈耶克没有直接抨击正在普遍起作用的归纳性谬误，而是把自己的批判建立在社会科学的所谓事实的主观（因而不确定）性质的基础之上。研究客体的主观性质意味着，从而也可以得到论证：依一般法则行事的人对此一行为所不可预见的后果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却不能化约为自然意义上的“事实”。对人之行为的一般规律的探寻（这种探寻乃是经由在自然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后果之间建构一种谬误的逻辑关系而展开的，进而将之适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乃是由那种控制社会制度的自负所驱动的。哈耶克把那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到社会科学的做法，称之为“科学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并将那种把科学主义视作控制社会的正当理由的做法，称之为“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这种误用乃是对理性的滥用，哈耶克将其追溯至笛卡儿，尤其是奥古斯特·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
人能控制其周围的环境的幻想，乃是为蒸汽机和人工印染术这两大发明所推动而成的。在第一大发明中具有作用的原理——气体在某一特定真空中发生作用——扩大了均衡的机械论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渐渐支配了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人工制造印染品程序的发现则使人们相信，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是能够改变并重构的，以适应人之设计。炼金术变成了化学。正如ＨｅｎｒｙＡｄａｍｓ所指出的，涡轮机的力量已经取代了圣母玛利亚（ＶｉｒｇｉｎＭａｒｙ）的力量，它驱动着人们的想象：将要建成的乃是摩天大楼，而非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