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屠格涅夫从巴黎来到伦敦，会见老朋友赫尔岑和刚刚逃出来的巴枯宁。他们一见面就和当年在德国一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然话题总离不开一系列迫切的社会问题，如俄国与西欧的未来，农奴解放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艺术和哲学问题等等。
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然是用什么手段来拯救俄国。是用严厉的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呢，还是用知识和教育来改良和提高国民的素质，他们一时还不能获得统一的意见。与专制制度不共戴天的巴枯宁，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屠格涅夫则主张用缓进的方法。
屠格涅夫在给赫尔岑的信中清醒地指出：“您得相信这一点：有效的革命宣传的唯一支柱是俄国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尽管他们被巴枯宁称为腐败而又脱离乡土的变节分子。”屠格涅夫后来自己在长篇小说中反复揭示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愚昧的民众之间的悲剧性关系。
5月下旬，屠格涅夫动身回国。他和赫尔岑等朋友在观点上的争论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谁都难以说服对方，双方的观点只能让以后历史的发展来判定。
5月26日，彼得堡城里四处大火突起，大片的街区被烧成一片瓦砾。屠格涅夫这一天正好来到彼得堡。彼得堡警察局的特务和暗探们到处散布谣言，指控革命青年是纵火者。这是历史上卑鄙的政客惯用的伎俩。于是沙皇开动专政机器，掀起逮捕和镇压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狂潮。
就在这时，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这个名词莫名其妙地风靡一时，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涅瓦大街碰见的第一个熟人脱口而出的第一声感叹，就是‘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放火烧彼得堡！’”这真是使他有口难辩。
就在屠格涅夫回乡期间，俄国社会生活中又发生了一桩政治迫害事件，即所谓“第32号诉讼案”。7月中旬，革命激进派领袖和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被沙皇政府逮捕。一位名叫维托什尼科夫的进步青年从伦敦归来，在入境时被边防人员扣留，从他身上搜出赫尔岑写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一封信。在信中，赫尔岑表示，国内舆论控制森严，可以考虑把《现代人》转移到国外出版。从他身上还搜出很多信件，包括巴枯宁、奥加辽夫等人写给国内朋友的信。在这些信件中，屠格涅夫的名字出现率很高。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一周后，当初与屠格涅夫一同回国，帮助巴枯宁妻子办理出境事宜的那位纳尔邦多夫，在中亚靠近边境的一个小城纳希契凡也遭到逮捕，被押送到首都彼得堡。巴枯宁给纳尔邦多夫的那些信件、制定的暗号和各种指示也被当局一一获取。负责审理这一“关于与伦敦的宣传者有牵连的被告人”的案件（即所谓“第32号诉讼案”）的专案组获知巴枯宁给屠格涅夫制定的假名字，知道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托他在国内办了很多事，知道由他负责筹资帮助巴枯宁，而且还策划和帮助巴枯宁的妻子逃出俄国，知道他还接触了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政治宣传活动的留学生，参加过给亚历山大二世上书一事，那封信要求沙皇召开地方自治会，上书者认为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根据这些事实，屠格涅夫势必将涉嫌与伦敦流亡者有关联的案件。目睹国内的黑暗形势，屠格涅夫于8月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又一次出国，去了巴黎。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1862年12月，沙皇政府通过俄国驻法公使向身在法国的屠格涅夫和其他涉嫌人士发出传票。屠格涅夫忧心忡忡，坐卧不安，吃不准到底是哪些活动触怒了沙皇当局，因而很担心庄园会被沙皇政府没收。后来他听从公使的劝告，向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一份保证书，说明自己是“独立不倚，诚挚善良”的“温和派”。他的这一行为遭到老朋友赫尔岑的强烈抨击和挖苦，赫尔岑在国外撰文写道：“一位白发苍苍的马格丽达（男性）上书皇上，说他痛苦得寝食俱废，惶惶不可终日，以至发齿脱落，说皇上还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忏悔……”此后他们两人断绝来往。
1864年1月，屠格涅夫避过了风头。当他觉得此案已接近尾声时，便回到俄国，出庭提出供词。他被提交给法院处理。法院首先要他具结不离开彼得堡的保证。这一切都像是在演一场戏。沙皇政权实际上是在威胁屠格涅夫，他们明明知道屠格涅夫不是一个极端分子，但他们仍想羞辱他，使他不敢再同国外革命派人士往来。这个月的21日，在为德鲁日宁举行葬礼的墓地上，屠格涅夫主动与冈察洛夫握手言和。“第32号诉讼案”在得到最后判决前，屠格涅夫已被批准可以出国。2月，他离开俄国去西欧。6月1日，枢密院决定不追究屠格涅夫的责任。此时他已经身在德国的巴登-巴登了。维亚尔多一家由于痛恶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体，毅然离开巴黎，来到德国，在德国西南部黑林山中的这个美丽小城定居。屠格涅夫也在这里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住宅，打算在这里长期居留。从此，他开始在国外长期居住，回国的次数愈来愈少。
1865年2月，屠格涅夫的女儿波丽娜·屠格涅娃与法国青年加斯顿·布留艾结婚。这个青年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他给屠格涅夫的印象很好，英俊、善良、能干，出身世家，又有学识，女儿又很喜欢他。屠格涅夫觉得这门婚事会给女儿带来幸福，他的心事也就从此可以了结。没想到，当他有了外孙女让娜（1872年9月）后，这个美满的家庭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普法战争后，女婿布留艾的玻璃厂每况愈下。以后的十年里，女婿一家先是靠屠格涅夫给女儿的陪嫁维持生活，后来又靠屠格涅夫的资助来生活。1882年，女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丈夫，迁居到屠格涅夫这里。后又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法国，迁居到瑞士。当屠格涅夫临终时，她都未能赶到巴黎同父亲告别。
这一时期，屠格涅夫创作了第五部长篇小说《烟》（1867）、幻想曲《幻影》（1864）以及短篇小说《够了》（1865）、《叶尔贡诺夫中尉的故事》（1868）和《不幸的少女》（1869）。在这些作品里，无一例外地笼罩着一种悲哀情绪。
长篇小说《烟》写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动笔于1865年11月，完成于1867年1月，刊载在同年《俄罗斯导报》第三期上。
就情节而言，《烟》写的是个爱情故事。小说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一个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勤奋好学。为了掌握新的科学知识，他去西欧攻读农业和技术，准备回国效力。在故事的开始，正准备返回俄罗斯的李特维诺夫逗留在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巴登。
李特维诺夫之所以在此地呆上几天，是因为他要在这里等待他的表妹——也就是他的未婚妻达吉雅娜。可是就在这里，命运之神将他带入了另一个天地和另一种生活：在巴登-巴登，李特维诺夫遇见了过去的一个朋友——庞巴耶夫，并由他与侨居在国外的一些俄国贵族人士一一结识。在巴登-巴登的俄国上层人士的社交圈中，李特维诺夫又遇见了他过去的恋人伊琳娜，两人旧情复发。于是，李特维诺夫在巴登-巴登便处在两种生活之中：一方面他与俄国贵族交往，目睹他们在国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和他们的辩论；另一方面则与伊琳娜频频幽会，沉醉于旧情之中，把达吉雅娜丢在九霄云外。
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权贵们的生活圈子中的伊琳娜，意外遇见“活泼而有生气”的李特维诺夫，喜出望外，她早就盼望离开这腐败不堪的泥潭。她信誓旦旦，要与李特维诺夫约定一起逃离他方。可是，她虽有追求新的生活的愿望，却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影响和优越的生活。在关键时刻，她像十年前一样，又一次背叛了李特维诺夫。沮丧的李特维诺夫在回俄罗斯的火车上，面对着窗外掠过的阵阵的烟尘，万念俱灰，他感到世间的一切，都如同这飘忽不定的烟……
自然，《烟》内容含量远不是李特维诺夫的爱情故事所能包容的。透过这个爱情故事，屠格涅夫从一个侧面展示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的社会状况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透露了作家对俄国前途的忧虑和悲观的情绪。这在对主人公李特维诺夫在火车上的一段感受和思考的描写中“画龙点睛”式地表现出来：
火车逆风疾驶，一团团白蒙蒙的水蒸气，有时也夹杂着黑色的浓烟，连绵不断地飞速掠过李特维诺夫坐着的窗前。他凝视着这汽、这烟。一串串飞驰而过的烟雾不停地旋转，翻滚，升腾，跌落，扭扭捏捏地钩住草丛树木，渐渐延伸、淡化。它们变化无穷，却又万变不离其宗……真是一种单调、匆忙、无聊的游戏！有时候山路回转，风向变换——这一团团烟雾突然消失，可又立即出现在对面的窗外。过了一会儿，这条又粗又长的尾巴又重新甩过来，挡住了李特维诺夫的视线，使他无法欣赏广阔的莱茵河平原的景色。看着看着，他突然产生一个古怪的想法……他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没有人来打扰他。“烟，烟。”他重复了好几次。他突然觉得一切都是烟，个人的生活，俄国的生活，人世间的一切，尤其是俄国的一切，统统都是烟。一切都是烟和蒸汽，他想。似乎一切都在变化，新的人物和新的现象层出不穷，实际上依然如故。一切都在忙忙碌碌地奔向某个地方，然而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有得到。另一股风吹来——一切又都奔向相反的方向，接着还是那种无休无止、令人忧虑不安、却又纯属多余的游戏。他想起近年来亲眼目睹的许多轰动一时的事件……烟，他轻轻地自言自语道，烟。他想起他在古巴寥夫那儿，在其他人那儿——他们地位有高有低，思想有先进有落后，年龄有大有小——发生的激烈争吵、讨论、喊叫……他再三说道，烟和蒸汽。最后，他又想起那次美好的野餐，想起了另外一些政府要员的议论和演说——甚至包括波图金宣扬的那套理论……烟，烟，仅此而已。那么他自己的追求、感情尝试和理想呢？对此，他只是绝望地挥了挥手。
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烟》和屠格涅夫其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也是很成功的。在人物的设置上，也体现出作家一贯的风格。李特维诺夫与伊琳娜、达吉雅娜的“三角关系”，与《贵族之家》异曲同工，同时又与后来的《春潮》相似。而从性格本身看，虽说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其中的联系性和延续性是清晰可见的。
作品主人公李特维诺夫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罗亭》和《贵族之家》的主人公相似，或者也可以说，他是60年代的罗亭或拉甫列兹基。在40年代，罗亭自然还不会去钻研自然科学，而李特维诺夫却深知科学技术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倒是像后来的拉甫列兹基一样去学习农业技术。他正直而又善良，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关心俄罗斯的命运，蔑视那些达官贵人；他宽厚而又软弱，对于曾经背弃过他的伊琳娜，他并不怨恨，尽力帮助她去获得新生。而在他背弃了达吉雅娜的爱情后，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当他最后俯就在她面前忏悔时，不单是善良的达吉雅娜原谅了他，就是读者也原谅了他。综观李特维诺夫的生活史，可以说他其实也是个“多余人”。作为“多余人”，40年代罗亭虽毕生奋斗，仍一事无成，最后落得个客死他乡；同样作为“多余人”，拉甫列兹基虽四处奔波，依旧没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个人的幸福，到头来也只有感慨逝去的青春和无用的生命。如果说在农奴制时代，罗亭和拉甫列兹基的遭遇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摧残人的个性、毁灭人的才华的制度本身；那么，在“改革”后的60年代，李特维诺夫同样成为“多余人”的结局，便证明了整个俄国社会依然沉闷和落后的现实。由此可以这样说，在把“新人”推上文学舞台之后，屠格涅夫依然继续着他的“多余人”画廊的创作，而且一旦面对着他自己熟悉和喜爱的人物——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他便禁不住把自己的同情和情感又一次寄托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人们多次指出，在李特维诺夫这个艺术形象上有着作家本人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在《烟》中，作家一反以往长篇小说惯用的悲剧性结局的做法，而设置了一个多少有些“亮色”和“暖意”的“小团圆”的结局：李特维诺夫最后回到了达吉雅娜的身边。然而这种结局却难以改变像“烟”一样笼罩整部作品的悲观气氛。
《烟》中的女主人公伊琳娜是一个较复杂的艺术形象。在她身上，似乎很少保留有以往长篇小说中出现过的“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的特点，作家似乎是通过这一形象来批判腐败的上流社会。伊琳娜原是一个美丽、骄傲、性格刚强的女子，在青春时代曾对李特维诺夫怀有真挚纯洁的爱情。但自堕入上流社会后，那充满恶习的环境使她中毒太深，从而使她身上原有的美好的东西消失殆尽。与李特维诺夫的意外重逢，一度唤醒了在她心中潜藏的美好愿望，然而她终究还是没能够摆脱上流社会对她的影响，跨出新的一步。严格地说，伊琳娜的性格中存在着两重性：她一方面感到在上流社会中得不到丝毫的幸福，另一方面又留恋上流社会显赫的权势；一方面攻击那些上流社会的“死木偶”，另一方面又在显贵们面前卑躬屈膝；一方面要李特维诺夫把她从这个“深渊”里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当她答应同李特维诺夫一道逃走，却又想起舞会即将举行，而马上去收拾服饰准备参加舞会。很显然，《烟》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前几部长篇小说中出现过的那种崇高的女性形象，虽说在她的身上也曾有过美好的情感和气质。但伊琳娜也并非是一个完全堕落的女人，在她的心底还潜藏着美好的愿望。从揭露和批判腐朽的上流社会的角度看，这个艺术形象还是有一定力度的。
作品中另一个女性形象达吉雅娜，在一定程度上与伊琳娜的形象构成对比。达吉雅娜心地纯洁、真诚、善良、宽厚，当她与李特维诺夫订婚后，她怀着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平静而安详地等待着幸福的到来；而当她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已背叛了她时，仍抑制住内心的痛苦，从容面对已发生的一切；而在小说最后，当李特维诺夫跪在她面前忏悔时，她又以她的仁慈宽厚之心，原谅了李特维诺夫。从这个角度看，达吉雅娜的形象与《贵族之家》中的贵族少女丽莎的形象有某种相似之处。作家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罗斯女性的美好品质。不过，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较之于丽莎和屠格涅夫笔下的其他少女，达吉雅娜身上多少带有一点“抽象的”意味。屠格涅夫后来在中篇小说《春潮》中塑造的杰玛的形象中仿佛也有达吉雅娜的影子。
《烟》在当年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以往的评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是作家“思想危机”的产物，艺术上也不如作家以前创作的长篇。现在看来，有些说法言过其实，有的见解也不无偏颇。
作为一个关注社会运动的敏锐作家，作为一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屠格涅夫在《烟》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过，从总体上说，《烟》并非以宣扬某种政治见解为目的，它只是在描写李特维诺夫与伊琳娜和达吉雅娜之间的爱情的过程中，适度地展示和表现出处在一定的艺术情境中的人物的思想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看法，而并未超越一般文学作品应具备的基本范围。所以，把这部作品视为“政治小说”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不过，这种对那个时代生活的尖锐议论和评判也成为《烟》在艺术风格上的显著特色，这就是政论和讽刺。
在小说中，屠格涅夫通过一个处在一定情节中的人物波图金发表了一些对俄罗斯和当时社会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作家自己的见解，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屠格涅夫借波图金这个人物之口，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对波图金这个人物，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干瘪的，只是作者的传声筒而已。而作家自己却不这么看，屠格涅夫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你讨厌波图金，你因为我没有删掉他的一半议论而遗憾。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充分发表他的意见呢！”在给皮萨列夫的信中屠格涅夫写道：“波图金至死也是个顽固而坚定的西欧主义者……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珍惜这个人物，我为他的出现而高兴……我高兴：恰恰是在现在，我得以在我的名义下提出‘文明’一词，让人们从四面八方去攻击他吧！”看来，屠格涅夫并不忌讳一些人所说的波图金这个人物是他的传声筒一类的说法。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作家是有他的自由的。至于这样做是好是坏，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就来听听波图金的一段“罗亭式”的“演说”：
先生，我还想请您注意到这么一种现象，譬如说，十个英国人聚到一起，他们马上就谈海底电报、纸张税、灰鼠皮的加工法，也就是谈某种有益而明确的东西；十个德国人聚到一起，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马上谈德国统一问题；十个法国人聚到一起，不论他们怎样闪烁其词，话题免不了要涉及“桃色事件”；十个俄国人聚到一起，立即就会争论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的作用和前途问题，空泛笼统，不着边际，既无论据又无结论，他们翻来覆去咀嚼着这个倒霉的问题，就像孩子咀嚼一块橡皮，既无味道又无好处。当然，这时候总要顺便骂一通腐朽的西欧。真是咄咄怪事！西欧哪一方面都比我们强，可硬说它腐朽了！假如我们真的蔑视西欧，倒也情有可原，不然这一切都成了空话和谎言，我们骂归骂，却又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只重视巴黎那帮浪荡公子的意见。
毫无疑问，上述见解中包含有屠格涅夫对西欧各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的敏锐观察，这些见解，不仅在当年对认识西欧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有一定意义，就是现在也不失为一种深刻而机智的见解。
可以说，屠格涅夫在写作《烟》时，对沙皇的“改革”已有新的认识，而在这以前，他曾为“改革”欢呼过，认为俄国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而在《烟》中，他对“改革”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往评论界对《烟》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认为作品中一些人物有某种“影射”作用，而这又与作家对这些人物的讽刺态度相关联。如果说《烟》在当年引起过同时代人的某些猜疑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评论它却不应该过分纠缠那一类“影射谁”的问题，而应该着眼于作品本身的客观的艺术描写。而就题材来看，《烟》确实像莫洛亚所说的“与《贵族之家》非常相近”。它的中心情节是李特维诺夫与伊琳娜的恋爱，围绕这条主线，作家也不无讽刺地描写了生活在德国的俄国侨民。《烟》在艺术上也与《贵族之家》比较接近，除了政论和讽刺色彩较强烈外，其他方面几乎与《贵族之家》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结构上比后者还要精巧：李特维诺夫与伊琳娜的意外相见，金盏花的神秘出现，主人公内心情绪的变化，情节的急转直下，以及局面的舒缓回转，这一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充满戏剧性变化，又富于缠绵的哀情；就紧凑、凝练的程度来说，绝不亚于《贵族之家》，无怪莫洛亚称《烟》为一部“名著”。
屠格涅夫因为《烟》这部作品与另一位著名的青年批评家皮萨列夫有过一些交往。皮萨列夫对《烟》有些看法，他致信给屠格涅夫，表明他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态度。屠格涅夫于1867年5月23日在给青年批评家的回信中作出解释道：“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阁下：如果您跟我更熟识的话，大概，您就不认为应该有言在先了。其实您信中的措辞并没有什么‘侮辱性的话’，何况我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受侮辱的，似乎我也没有侮辱他人的毛病；相反，我很高兴您的评价，并准备与您建立书信来往，因为最近不指望有可能亲自与您会面。您不喜欢《烟》——几乎所有俄国读者都不喜欢它；由于这种一致的看法，我不能不怀疑我呕心沥血写的作品的价值。然而您的论据，我觉得似乎不完全正确，您使我想起巴扎罗夫，您向我大声喊叫‘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然而您没有想到，要是巴扎罗夫还活着——这点我不怀疑——那么在文学作品中就不能谈他，即不应该以批评的观点对待他，而以别的态度，也是不妥当的；那么最后，他只能展示自己，——本来就是巴扎罗夫；可他现在尚未展示自己。这样，谈论他或者借他的口谈论，完全是苛求，甚至是故弄玄虚。”
1870年，赫尔岑去世。屠格涅夫在给安年科夫的信再写道：“亲爱的安年科夫，不幸的消息传来，在痛苦中给您写信，大约一小时前我得知赫尔岑去世了。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不管我们的意见曾经多么分歧，不管我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冲突，然而失去的毕竟是一位老同志、老朋友。我们的人在逐渐减少，逐渐减少！而且好像故意捉弄人似的，在不到一个星期前我还在巴黎和他见过面，同他一起共进早餐（分别七年后），从来没见过他那么高兴、健谈、活跃。事情发生在上星期五，晚上他着了凉，第二天我见他已卧床不起，发着高烧，得了肺炎；我在离开巴黎之前，一直到上星期三，每天都去他家，可是我已经见不到他了——医生不允许；我离开的时候，已得知他没有好的希望了。病魔异常迅速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不能再呆在巴黎了；但一想到他家发生的事，我几乎感到惊惧不安，儿子还没有来得及从佛罗伦萨回来，大女儿娜达丽娅非常美丽可爱，不久前由于某些莫名其妙的误会，精神错乱了六个星期之久，现在刚刚复原……看来父亲的死又会刺激她犯病。大概，全俄国的人都会说赫尔岑早就该死了，他活得太久了，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吞没我们的无声深渊面前，我们的所谓活动又意味着什么？好像活着并继续活下去，对人来说不是顶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