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会
儿子带回通知来，学校要开家长会。儿子再三叮嘱：每个家长都要去的！那神情一扫平时的幼稚，十分严肃而郑重。在他那个世界，这个会无疑相当于联合国大会，是一项大事。我说，好，我一定去。那么你去不去呢？他说，老师光叫你们，我要在家做作业。看来，这还是一次“背靠背”的会呢。
会在他们的教室里开。夏天，小小的课堂里挤满大人。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孩子的座位里，不但身体缩小了，心灵仿佛也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老师在讲台上睥睨着我们。我们翻开早已放在课桌上的卷子。这是孩子们期中考试的。翻的时候都忐忑不安，好像是关乎自己提级升干的考卷似的。看到我孩子的成绩还不坏，语文八十几分，算术九十几分，不免沾沾自喜起来。抬头看看别人，有的和我一样，面有得色；有的皱着眉头，满脸懊丧。坐在我邻桌的是位时髦女士，翻卷子时就香风四溢。她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大约女儿考得很好，母女俩喋喋不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又有点不安了：这分明是次“背靠背”的会，怎么不遵守规定呢？我儿子和我都老实巴交的，叫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时，竟好像体会到时下流行的遵守法纪的吃亏感了。
正想着，老师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叫开会。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立，但看见别人纹丝不动，并没有起来致敬的意思，也就作罢。两位都是女老师，一位教语文，一位教算术。教语文的是班主任，由她主持会议。她先把我们到会的人表扬了一番，说你们都是关心孩子的好家长，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配合才行，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平时我也会说，并且肯定说得头头是道，但今天在台下听老师如此说，像是更加深了自己的认识，不住颔首称是。又好像这道理是我先发现的，今天得到老师的赞同而心满意足似的。
表扬完了，老师话锋一转，开始批评起家长来：不帮助和检查孩子做作业的，溺爱孩子的，不督促孩子学习的，放纵孩子不遵守校规的等等。虽是不点名的批评，可一下子搞得人人局促不安。当然，也有无动于衷的。我想，无动于衷的人不是好学生的家长，便是本身就是坏家长吧。而我，几乎以为每一项批评都针对着自己。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家长，却是多年形成的毛病。我至今还有在台上讲话仍以为是做坦白交待；在台下听批评、特别是不指名的批评总以为有我一份的感受。有人说我做报告和演讲十分坦率，爱讲真话，其实那并非生性诚实，不过是一种强迫性的习惯而已。现在检查自己，要说溺爱孩子，我还不是过分溺爱的，弄不好也打两下“，扑作教刑”；放纵却也没有，这孩子生来性格内向，管束紧了并不适宜；督促嘛，想起来还是喊几句的。总之，因为自己小时候就缺乏管教，到老来也没有坏得不可收拾。某些错误，倒常常是人家强加给我的。真正属于我的思想错误，又非品质恶劣所致，相反，品质恶劣的人却与思想错误无缘，恶得巧，大奸似忠，说不定还能获得“思想好”的评语呢。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我一向主张采取老庄的态度，顺其自然。但这分寸也难掌握，因我并不知何谓自然，又常常要用自己的模式来要求他。因而，我管孩子就是在管与不管之间，说得不好听，其实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唉！给我当儿子大概也是很难的。
老师一边批评家长，一边诉说现在为师之难。两位老师要求家长注意孩子的卫生，说，夏天，50多个孩子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光气味就熏得人头疼“。不信，你们在这教室里呆一个小时试试看！”班主任带着牢骚训我们。果然，这时我才发觉屋里弥漫着一股臊味。在《灵与肉》中，我把这种气味写成“干燥的阳光味”，那不过是美文学的修饰罢了，实际上是尿臊夹着汗臭。如此空气浑浊，一个小时尚且受不了，何况要闻好几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呢！我刚刚说那位女士香风四溢，看来是冤枉她了。她也不过是淡妆素抹。只是在这样的房间中，不臭，反成了异味了。我儿子既不爱洗头又不爱洗澡，多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三天便成了搌布，还没有当文人却已有了文人不修边幅的作风。对别的批评我还不能肯定，这项批评无疑有我一份。看着自己穿得干干净净，不觉暗自惭愧。
观察老师，两人大约都不超过40岁，但已显得很憔悴，脸上都表现出平日的辛苦。少年早熟，中年早衰，我们的“超前消费”如果仅指商品而言还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人生命的“超前消费”。于是，对老师们，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内疚了。让孩子别散发出臭气，使老师们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这我还是能做到的吧。．然而又想，现在做小学生也不易。孩子每天抱回的家庭作业总是一大堆。到家就伏在小桌上，案牍劳神，一个部级首长批阅文件也没有这样辛苦。每在后面看着他耸起瘦削的肩胛骨，就像鲁迅在《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一倒八字，也于心不忍。回想自己儿时，只知顽皮，寒暑假作业从没完成过，也常感生逢其时，幸亏岁数大了点了。
到底还是“背靠背”的会。散会后，班主任告诉我，儿子不爱说话，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或背书，支支吾吾地总不开口，十分腼腆。却也没有说身上臭的话。
我想，关于腼腆问题，等他大了自然会改变的。像我一样，到一定岁数脸皮就厚了。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总之，还是随他去吧。
理发洗澡
在家长会上挨了老师的训，又同情老师，想使老师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所以我就很注意儿子的卫生。
孩子自小不爱洗澡理发。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了省事，只好给他留一个所谓的“妹妹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子。向别人解释，却说这是日本男孩流行的发式。这既是自我辩解，又有点“为亲者讳”的意思。也常带嘲讽地想，等他到了要交女朋友的时候，自己就会爱干净爱漂亮起来。到那时，恐怕成天头疼的倒是供不应求于香波香皂名牌时装之类了。因而也随他头发乱长。
我自己小时也不爱理发。那时小孩的发式一律是“和尚头”，虽不用刀刮，但坚硬的金属推子直接贴在嫩皮细肉上拱，滋味也难受。理发，总有一种受制于人，令人摆布的感觉。我从没见过一个爱理发胜过玩耍的孩子，大概是人生来便不愿受制于人。到大了，逐渐知道外表的重要性，所谓人活得要像个人，其中就包括有必须经常理发洗澡这一程序。似乎理了发洗了澡人便像个人了。在劳改队，队长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定期·2l】。
督促犯人理发洗澡；我国的附加工资中还有“洗理费”这一项，更体现出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家长式的关怀，要使我们国家的这些儿女们个个容光焕发。果然，后来条件稍一具备，不经常理发洗澡，真感觉到不像个人了。孩子在懂得顽皮但不懂得做人的时候，当然没领会到洗澡理发的必要，更不领会自由有一定限度，做人首先须受制于人的道理，于是，带他去理发店总须威胁利诱一番。上了理发椅，就像上了美国式的电刑，其表情堪怜堪叹。但为了使他像个人，也只得横下一条心来。
先是跟我谈条件：光剪发不洗头。但光剪不洗等于不理，头仍是臭哄哄的。所谓“干燥的阳光味”加汗味、头油味、尘土味等等，熏得人退避三舍。所以我们父子俩常常在理发店就争论起来。我儿子还有个优点：他是金钱物质不能引诱的。我也从来没有用“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过他。一次，他拿了一张“大团结”去跟同学换三张贴画，可见他还不懂得钱的价值。所以，谈判也并非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他是个自尊心挺强的孩子，已经开始好面子了，针对这种特点，我总是从怎样别讨人嫌这方面来开导他。我并不长于谆谆善诱，本应从卫生学的观点来阐释洗头的必要性的，却常常过分强调了讨人嫌的可怕性。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对孩子将来做人没有好处的。但人总是急功近利，没有办法，从小就灌输了他“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
’有时是我胜，就洗头；有时是他胜，就带着满头满脸发槎回家。他胜也好，说明他居然不怕讨人嫌，还有直面他人冷脸的勇气。看他满头满脸的发槎竟敢招摇过市，也不禁羡慕他活得洒脱，而我们大人倒是活得累且拘谨了。我们大人怕个人影响不好、别人的印象不佳，怕流言，怕蜚语，怕的事情太多。孩子之为孩子，就是什么都不怕，不是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成语吗？什么都怕的人当然仰慕什么都不怕的人，因而孩子有时也会成为我仰慕的对象。但是孩子总归会大的，而我却是不会再小了。他将来也会变得和我一样，什么都怕。他的变，有我的一份所谓教育在内。而我的教育又是要改变他身上令我羡慕的东西，所以我时常迷惑于父教的价值，就像他拿着一张10块钱的钞票似的。
父亲年纪太大，孩子年纪太小，便会使父亲生出许多迷惑来。年轻的父亲就不管那么多，只管孩子有吃有穿就行了。他自己对许多世事还搞不清，带孩子时顾虑便少，孩子多半是他愉悦的玩具。年纪大的父亲背着沉重的经验包袱，对小小的儿子进行教育时常要掂量自己的每一句话，总要付出很大的心理能量开支。
但带他洗澡却有不同。替他擦背，翻过来掉过去摆弄他瘦小的身体，会想起老托尔斯泰描写安娜抱着他儿子时“感受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之用语精确。家里虽有卫生间，可是烧热水麻烦，冬天我们都是到公共澡堂去洗。
牵着儿子的手，儿子拎着盥洗用具，一边走一边聊，或是争辩洗头不洗头的问题，还没进澡堂就好像已经热水淋身遍体温暖了。有时我们到政府设的内部澡堂，有时去商业性的澡堂。后者设有雅座，父子俩独占一间。这时，孩子与我都有浑然无间的感觉，代沟也不存在了--不是他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重新体验到儿童的快乐。
平时怕他身上脏，这时反觉得他越脏越好。在他身上搓下的泥垢越多，就感到收获越大。洗出一澡盆污水，简直有一种丰收的愉快。
然而，遗憾的是他逐渐逐渐地要大起来，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再和我共洗一个澡盆了，更不用我替他搓澡了。真是人生的乐趣愈来愈少！
后记：两篇散文写于两年前，想凑成集子出版。这次《黄河文学》田兵与高耀山两同志来约稿，又被盛情邀为名誉主编，手头一时没有合适的东西，不能藏拙，只得献丑，将此文交予二位带走。我想说的是：仅仅两年时间，大人的变化并不明显，孩子却已有大人模样。洗澡仍不积极，如洗，自己已基本上掌握了沐浴的操作程序；理发，也愿意洗头了。这样下去，我的乐趣当然越来越少。现在，在他面前，我再三强调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倒并不是想以此获得信任，的确是展望未来，还是早日“放权”为妙。事实上，我与他也经常一起玩耍，我们俩共同制作的飞机模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飞行堡垒”到海湾战争时大显身手的F一14，已达十余架之多。一次，他跑来问我要40块钱，要自己去买模型。我一下子惊喜地发现：孩子大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无“观”之观
必胜同志收集当代小说家写的散文编成这本书，书中散文并非小说的边角废料，而是多位小说家的力作，我以为很有意思。承他抬举，将我的两篇散文也忝列其内。又来了好几封信催促我写一篇“散文观”，谈自己对散文的看法，附于文后。这一下却把我考住了：因为我现在觉得要我写一篇“散文观”比写一篇散文还难。
很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于一切行为都必须有某某观的指导“：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政治观”、“生活观”“、爱情观”“、事业观”等等等等，以文学而言，当然就有了“文学观”“、小说观”“、诗歌观”“、戏剧观”“、散文观”
……似乎必须先有这些“观”才能写出文学作品来。可是近几年，我渐渐觉得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观”我们一样也能生活，甚至会生活得更好。今年有一首歌颇为流行，名日《潇洒走一回》，题目很妙，但歌词却没有唱到点子上。我以为要想真正地“潇洒”，就必须抛弃或不用执著于那么多“观”。
佛家云，法，非法，非非法，告诉我们的就是不必那么执著。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永恒不变的“法”或“观”。拿佛法来说，只是要人去体会它的道理并依此去修行，证悟了，佛法就不要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佛法，你自己的本有道理显现了出来，还要佛法何用？写小说，写散文同样如此。你满可以率性而为，想怎样写便怎样写，表现出自己的性情、本有的道理即罢，何必非要按什么“观”去写？执笔之前并无“观”，写多了之后也许会产生出一种什么“观”来，可是你也不必执著于这个“观”，以为这便是写作的绝对经验。要知道“诸行无常”，世界上本也无一成不变的经验的。
很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劳改那么多年，一“平反”便能写小说。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我的种种文学的“观”隔绝了许多年的缘故吧；正因为我脑子里完全没有什么“小说观”，我才会由我的意思去写。写散文也是这样。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有何“散文观”，提起笔来便怎样想就怎样写了。
写到今天，也写了些散文，可是我还没有形成什么“散文观”。
也许，以上说的也可称作我的“散文观”，然而我并不执著于此。别人有“观”也未尝不可；我无“观”也可看作是“观”，我并不执著于自己无“观”，更不执著地否定别人的什么“观”。
最近，国内国外沸沸扬扬地讨论我“下海”经商。我觉得我在行为上是越来越入世，而不知怎地，在许多想法上却越来越出世了。
还是--“潇洒地走一回”吧！
遗传（一）
有朋友说我儿子走路的步态完全和我一样“，看看你儿子的姿式，就知道你自己走路的德行：一副外八字！”我自己不觉，还以为步态很潇洒，想不到在别人眼中原来是鸭子步--我儿子就是那种样子。
由此我就想到遗传。细细回想，我儿子的步态似乎又和我父亲相像。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老查我父亲祖父直至曾祖高祖，但想念他们的时候几乎没有。倒不是因为想念是一种罪过而怕得不敢想，实在是由于理智的思索已到了穷途末路。审查人员要了解的是他们担任过的职务、干过的坏事，至于他们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生活习惯等等，却不多追究。但他们担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坏事有的我的确不知道，有的我又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检查，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我并没有“为亲者讳”的孝心，那时确实想戴罪立功的--上代人犯的罪会累及下代，而下代人交代出上代罪行的多少又会影响对下代人罪行的量刑，也是这种司法制度的奇妙之处。职务好说，他们干的坏事却常使我挖空心思而不得，惹得审查人员总是大骂我不老实，每次判决书上都把我捧为“孝子贤孙”，实令我对政府和先人两方面都感惭愧。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干的坏事也罢、好事也罢，主要不是能靠理智的思索而应靠形象的回忆才交代得出来的，即文学创作上说的“形象思维应大于理性思维”。如果当时我能多想想他们的模样（用当时的话说是“嘴脸”）、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也许我就能更多地交代出他们的罪行了。这真是那种审查制度的缺欠和不科学之处。如今我把我的心得提供出来，以使那种审查制度趋于完善。以后再碰上这样的机会，审查人员应多从形象上加以启发，更佐以人情味的诱导，肯定立奏奇效。
写到这里好像离了题，其实不然。这一连串想法及对那种审查制度的思考，都是从我--我儿子--我父亲的步态上产生的。步态的一脉相承当然是一种遗传。
有道是“养儿才知父母恩”，在我来说，养了儿子也并不记得先人多少恩惠，所忆及的倒是坏处多。整了20多年，已经把我的亲情感全部整光。好像芥JlI龙之助写过一篇名叫《河童》的小说，说婴儿钻出母体之前，应有选择是否愿意诞生在这个家庭的自由。如果我有这样的自由，从那隙望孔看到这家又有沙发又有弹簧床并且铺了地毯，肯定会缩回去在母腹中自尽，免得大了交代不清。
不过，由于生物繁衍的本能，现在养了个儿子，因儿子的像我，不时会联想到我与先人是否有某些相像之处。回忆时既无悲凉惆怅，更无温郁馨暖，仅仅有点遗传学的兴趣，如此而已。
从形象上回忆祖父和父亲，就想起他们的许多坏事来了。我祖父曾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出使过尼泊尔，尼泊尔国王送给他很多礼品，其中仅一把宝刀就镶满钻石，这些东西他都没交给国家，以后全被他挥霍了。这是他为政不清廉之一例。他还特别爱吹牛，30年代初他率领一个华侨代表团归国观光，蒋介石与他们照集体照，他老人家单单把他和蒋二人挖下来另洗，两人肩并肩，好像很亲密的样子。195@年，他住杭州，明明是回南京，却在大门口贴张条子说毛主席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去了。他还说1919年他去北京开大学校长会议时，在李大钊家与毛主席谈得极为投机，当场慷慨解囊，资助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这些话真假掺半。我想见大概是见过一面的。在“文革”初期，80多岁的他被扫地出门蹲在一间小破房里索索发抖，他竟托江青转呈毛主席一封信，历数艰辛，而不几天，上海“工总司”（当时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居然把他解放了出来。尽管文史馆群众批他是“三迷”（官迷财迷色迷）要揪斗他，但他仍逍遥法外，一直逍遥到1977年94岁才彻底逍遥。在很多民主人士寻死觅活的时候，他竟然天天拄根“司狄克”溜大街、下馆子。小轿车没得坐了，上公共汽车就挥舞“司狄克”一阵乱敲，叫别人给他让座位。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老造反派呢。
从前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四人帮”及“四人帮”之后，历朝历代他都风光。早期，他可说拥有万贯家财，破产以后，即使在“四人帮”时代，外援加工资，每月收入也不下700元。在那时，这就是个大数目了。然而在他更为逍遥时，我姑妈检视他的存折，见上面仅剩一块钱的压底。真可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得和死得都痛快了。我在劳改队辗转于生死之间的时候，曾没出息地向他求过援。他寄来10块钱，并附了一张他和他干孙女的合影。说正在教这位干孙女英文，她如何如何可爱云云。姑娘眉眼妩媚，巧笑倩兮。那时1斤粮票要卖7元，1斤黑面点心3元，10块钱刚好买1斤粮票后再去买1斤点心。不到10分钟我就把点心屹得连渣子都不剩，但从此再也没和他通过信。14年后，农工一级工资从23元调到27元，水涨船高，我不得升级也补发了近百元，同时农场正忙于“批林批孔”打派仗，顾不上我这个死老虎，于是我突发游兴，向我妹妹要了40元，横穿了半个中国窜到上海。这是自1950年分别后我们祖孙第一次相聚。老人家并未老泪纵横，我也没激动得要死，倒是对街市的兴趣比对他的兴趣还大。聊天聊到他早已瘐死于狱中的儿子，他也没有表示痛悼之情，只是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他给了他们一箱金叶子，我父母到北京又买房子又买车，还养一匹阿拉伯大马。“你爸爸妈妈都是花钱的能手！”他这样笑着评价他死去的儿子儿媳。一天，他谈兴很高，颇为自得地说他还可以给江青写封信转毛主席，请他们在农场给我谋个坐办公室的差使，免得拿铁锹把受苦。虽然是孙子，我毕竟也有38岁了，我赶忙把话头岔开，笑他善于利用枕旁风。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不然“四人帮”当道时我交代不清楚“，四人帮”垮台后仍说不清楚，真是让他连累一辈子了。
如果说我还能搞搞文学的话，这种才能大概并非来自他的遗传，或者说我老写不好，就因为没从他那里传下文学细胞。老人家早先在南京有一座大花园．叫“梅溪山庄”，是他和著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小时我见过很多本《梅溪山庄酬唱集》，唱和的都是当时的名人雅士，但里面的文字毫无灵感，只弥漫着一股酒肉气。这种书只能自费出版拿去送人。1957年正当批斗我的高潮中，他老人家又自费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回忆录》，承他送了我们学校图书馆一本。不送倒好，送了等于给我教书的学校提供了批斗我的材料：原来你还有这么一个老官僚的祖父没有交代！
那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夜里，听见姑妈和他争论。姑妈叫他多给我一点钱，说你只有这么一个孙子，又是长房长孙，用你一点钱也是应该的。而他仅答应出一份回程的车票。我想大概也是我父母用他的钱太多，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之故吧。很多年以后，听到一些革命历史不短的老同志竟会想尽千方百计为儿孙经营谋划，不禁感叹这些老同志还不如他这个老官僚把人生看得透了。
有一年我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并不费事地就查到了有关他的资料。我还不知道他早在20世纪初即在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拿了两个学位。但他学的是在中国毫无用处的东西--法律。因学不能致用，所以后来学问一点也没长进，反而把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忘得光光的。比如说吧，他老人家在南京卧室的布置，现在想起来就令我发笑。他把他的卧室称作“寝宫”，床称作“龙床”“。龙床”四周饰以夫子庙买来的京剧舞台上用的帷幔帘帐。帘帐上挂着他顺手捞来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像烟盒里的锡纸、镜片、红红绿绿的丝线粽子、玻璃珠子等等，琳琅满目，熠熠生辉。他呼唤佣人从不叫名字，总是大喊“来人呀！”骂人一律是“混帐王八旦”。这种口吻，看过吴趼人写的《官场现形记》的读者一定会很熟悉。每日，他就由一个并不漂亮的女护士陪伴在“寝宫”中乐陶陶，文人雅士所爱好的琴棋书画他从没兴趣。我敢说他收集的古董没有一件是真品，但满抽屉的“鸡血”“、田黄”却是地道货。这些比金子还贵重的石头连同当代书法家如于右任、张大干等人亲笔题赠他的书画，后来都不知散失到哪里去了。他更为逍遥以后，姑妈只交给我一个铜墨盒，算是他留下的遗产。这件东西，多年以后我又托李欧梵教授转给了我在台湾的姑妈，让她远在海峡那边权且当作念物吧。
然而，就这样一位人物，却在清朝时支持同盟会，在北洋军阀时支持南方国民党，在共产党还没成立时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结交，在共产党时代又去巴结“四人帮”，总而言之，说好听点，他一向追求“革命”，说不好听的话，他老是不安分，倾向于当时的叛逆。我想，这并不完全是由他思想主导的，更不是出于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而是他的天性使然。每想到他的这种天性也许会遗传给我，不禁汗毛凛凛，经常自诫还是夹起尾巴做人的好。作为他的孙子，我的确不知道他的主导思想和人生追求是什么。要说从政吧，凭他的资历官会当得很大，而他当的最大的官不过是20年代“宁汉分裂”时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个官是空架子。1921年辛亥革命后他在安徽天长县当民国第一任的县太爷，他曾自满地跟我说过他最得意的政绩就是废除了在大堂上打屁股。这大概是到底喝过洋墨水的缘故。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要说是图财吧，他一生大把钱进又大把钱出，可是并不经营生财之道，损失了财产也不痛惜，同时对自己决不吝啬，又非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说他贪恋美色吧，姨太太是娶过几个，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位姿色出众的，反而是我的亲祖母最漂亮，而她却被他活活气死。所以革命群众批判他是所谓的“三迷”，也确实冤枉他了。
因为他不做学问，所以就搞不清他的思想“。五四”前他是安徽政法大学堂校长，所教的东西不过是他从美国贩来的原装货，于国于民都无补益。他有不少藏书，我敢说他很少去读，至少我从未见他捧着书吟哦过。有人“述而不著”，他却是既不述亦不著。我想，他年轻时与人酬唱，多半也是请人捉刀吧。那本让我倒霉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我无缘拜读，到我粗解文字时，我倒是见过他编的《健身法》。为什么编这样的书，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再谈。因编那本书和我这里说的遗传无关。那篇文章将会揭开一个解放前轰动南京的骗局或说是趣闻的谜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说我和我儿子的血液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成分呢？
他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不同的时代问题。我有时想，也许我处在他那样的时代也会和他一样。这样想很有趣。我以为我不会比他坏，也不会比他好。我也会拿下两个美国大学的学位，也会废除打屁股，也会倾向历朝历代的叛逆者，也会贪污礼品，也会挥霍浪费，也会娶姨太太，也会对儿孙看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淡然。什么都会，但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了。这佯想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时我自以为生不逢时，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就会想到换一种活法也不过是他老人家那样的一生，不可能还有什么大作为的。这很像萨特所说的“面对过去的恐惧”，因而也就安分守已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觉得彻底的自知之明应该在遗传的因素中悟得。那不仅能悟得自己的一生，还能悟得自己的三生或更多。
40年代，我母亲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他知道我母亲的公公是谁以后，笑着说，20年代初期他在巴黎当穷学生的时候，每天清晨都听见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人用极不准确的法语大唱《马赛曲》，吵得他睡不成懒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爬起来要骂他一顿。结果一看“，原来是令尊大人！”我也在巴黎住过几个月，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引吭高歌《马赛曲》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牢骚已经多于歌唱。清晨，我曾在艾菲尔铁塔下散过步，橙色的巨大的太阳从灰色的巨大的铁塔下冉冉升起，我不禁低下头来，我不知道是想向谁致敬还是想向谁致哀。照耀过1789年巴黎的太阳并没有使我明亮和明朗起来。一次，坐在铁塔附近的露天咖啡座上，我忽然想起母亲告诉我的他这段轶事。我想，他老人家废除打屁股和高唱《马赛曲》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遗传学的妙处使我可以从反求诸己中来推想他的心理。他一定也奋发过，热血沸腾过，想有所作为过，但在那时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何况他又不是很努力的人。于是，给他剩下的只有“玩”这个项目了。他并不是玩世不恭地玩，而是正JLA经地玩。他有条件这样玩。他把他的精力和生命都投在“玩”这个项目上，都发泄在这个项目上。正JDA．经地玩了大半辈子以后，用弗洛姆的话说，他完成了“个人化”的过程，用东方禅学的话说就是已经“彻悟”了。地位、财富、儿孙、荣誉等等，对他来说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他老人家是可以玩的。他有条件玩。他的后代就没法玩了。人生给我们沉淀下来的东西沉重得使我们无法在玩中去消化掉。上一代创造的历史整个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害得我们玩也玩的心神不宁。于是我们在活得不．洒脱的情况下，当然什么都丢不开了，比如，我对我眼前的儿子就是这样，喝咖啡的时候我这样想。
别以为他是个猥琐的人物，他的“嘴脸”可是够气派的：圆颅、方额、风眼、高鼻、阔嘴、长脸。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在过去丑化反面人物和现在美化反面人物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这样一个形象来。这也是我总觉得我们的电影电视剧虚假的原因之一。从遗传的观点看，我们这个家族正如九斤老太太说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从形象上来说，我就自愧弗如。
我儿子走路像我，也像他爷爷和太爷爷。但他将来的“嘴脸”会怎么样呢？现在还看不大出来。
遗传
早年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才发现世界上还有那样的好父亲、那样温馨的父子之情，感动之余，不由得有点埋怨起自己的父亲来。后来大了，有时想，如果我父亲和朱先生的父亲一样，我以后一生的“感情形态”（这是我杜撰的词）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吧。
不论父亲的背影还是正面，我都有些怕，确切地说，也不是怕，而是一种疏离感。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俄底甫斯情结，因为这与恋母情无关，我父亲与母亲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我并不用因此而吃醋。读过“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人差不多都会发觉，与自己父亲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极少。鲁迅、胡适、巴金等等，好像都倾心于自己的母亲，笔下很少对父亲写过好话。政治人物如毛泽东，萧三给他写传的时候，从文章里也可看出他流露了对父亲的不满；至于蒋介石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很少提他的父亲，致使民间有他原来是河南人，小名叫郑三发子的传说。这个俄底甫斯，简直能改变中国现代史了。
细细想《，背影》之所以列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几乎每个时代的教科书都选了进去，是不是与它表现了在中国少见的父子情的缘故有关呢？我真的不认为中国人有很深的俄底甫斯情结。我想这主要还在于中国传统的父道在作祟“。严父慈母”，一向是我们的治家格言。这不仅是工作上的分工，也是感情上的分工。父一“严”，总让儿子怕兮兮的。如不严，又觉得有点不像父亲了“。二十四孝”中有“老莱子彩衣娱亲”的传说，鲁迅曾斥之为“呕心”的。也许是我看的书少，我看过的稗官野史里就从来没见老子穿着彩衣逗儿子的故事。
平心而论，父亲对我并不严，不严副不管的程度。就这样我还有意见，可见得父亲也难当了。在我的印象中，一、父亲从来没问过我功课；二、父亲从来没管过我起居衣着；三、父亲从来没约束我的操行……总之，现在要我回忆我父亲教导了我些什么，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也就是在前22年中老要我交代受了资产阶级家庭什么影响而我总交代不出的原因之一。我最记得清楚他的一句话是：有一次吃饭时，同桌有一位老太太说，人的眼光是有毒的，盯在一样东西上看久了那样东西就会腐烂。他听了笑得饭都喷了出来，说“：要是那样，女人的大腿都烂光了！”
其实，父亲在我面前多半是不苟言笑的。什么都不管也是一种“严”，就像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越不管事、不表态，给人的印象却越“严”一样。因为他在我面前不苟言笑，所以他的这句笑话我倒能记一辈子。而我在我儿子面前经常嬉皮笑脸，我想将来我儿子恐怕连我的一句话都记不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自己的面孔，就深感我们这个家族越来越不像话，衰败的迹象都挂到脸上来了。虽说我们没有深厚的父子情，我仍然曾经保存过他老人家的一张照片，历经两次劳改直到1970年才毁掉。这实在是因为他老人家长得太漂亮的缘故。照片是1946年他在上海照的。那正是抗日胜利以后，他很得意的时期。那时，他的生活日用品全要在上海专卖高档洋货的惠罗公司去买。这家公司，老上海人大概还有记忆。他出现在柜台前面，售货员总会把他当做洋人，要用英语跟他说话，就可见其“绅士”风度了。他那张照片，是可以当作电影明星的照片把玩的。1970年7月的一天夜里，农场的专政队员突然把我从牛棚中叫出来，带到一处临时改为审讯室的托儿所去拷问。我就知道大事不好，我又要升级了。那天的审讯是莫名其妙的，说我和贺龙有什么关系，这简直是抬举我，实际上不过是升级考试的一个形式罢了。拷问时，十个彪形大汉声严厉色，揎拳挽袖，从半夜审到凌晨，他们混了顿加班饭吃，于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完成了任务。我算是通过了升级考试，把我从牛棚换到土监狱。专政队员押我取铺盖的时候，我乘机把老人家那张照片掖到衬衣里。清晨，犯人们合泥脱土坯，我分工合泥，看看背枪的专政队员面向别处，就将照片用脚踹进泥塘里了。
从此，我和这个家族在形式上断绝了任何联系。这是聪明之举。因为进土监狱以前，我的铺盖和仅有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倘若被革命群众翻到了这张照片，那可比什么和贺龙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要严重得多了。
1973年，我已出了土监狱。一次我又到这个泥塘边去劳动，我用锹翻遍了两年前我脚踹的地方，那张照片竞荡然无存，连纸渣都找不见了。可见得一个人的骨骸和一个人的形象，是那么容易就会消失掉的。
但是，他的模样却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年纪越大，浮现出的时候越多。这并不是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说的出于犯罪感，要把被自己杀死的父亲请回来，而是一种老了的征兆吧。不过弗氏又说“，父亲因他之死成了真正的父亲，换句话说，父亲只是在成为象征性的父亲之后才成了真正的父亲。”这句话我却认为不错的。
儿子也逐渐大了，从他模样上看比我强点，但仍看不出将来能达到他祖父的水平。在遗传学上，不知这种马鞍形现象属于什么原因了。
我总觉得我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从隔代遗传获得的。不是从我父亲、甚至也不是从我祖父，而是从高祖、甚至从猿猴那里传下来的。比如说吧，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养尊处优，连铺床叠被这样的事都没干过，而我居然熬过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如果不是血液里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那怎么行呢？父亲就是一辈子过得太舒服了，终于熬不到给他“平反”的时候就瘐死在看守所里。他在1952年的一天夜里被捕，1954年看守所通知我这个继承人去领遗物。他在看守所关押了两年也没最后判决。当时虽然我已经有18岁了，虽然读过了许多书，但在法律常识上还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毫无所知。这自然也是当时还没有什么使人明白的法律的缘故。以为政府逮捕人总是不会错的，瘐死就等于枪毙，连问也不敢去问一下，也无处可问。从此以后，我就不仅是个“官僚资产阶级”子女，并且是个“关、管、斗、杀”的子女，在新社会漫长的初级阶段，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检视他的衣服，全部烂得不可收拾。唯一完整的是一块极讲究的怀表，拨弄一下尚能嘀嗒嘀嗒地走。银质的表面上刻绘着张学良将军的头像，这是“少帅”送给他的。1985年，我在哈佛大学一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30年代初期，我父亲曾在这条查尔斯河畔漫步。当时，抗日的烽火已经弥漫了中国。我父亲在几次漫步之后，终于毅然地放弃了在哈佛商学院就读的机会，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斗争……接下来，我才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漫长历程。而事实上是，他回来以后就给张学良当了英文秘书。“平反”，虽然是个很古老的词，但为人人所知还是在社会主义的80年代。给我“平反”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他来，我坚信他要能和我一样地熬着活过来，肯定也会“平反”的。正是为了熬着活，那块怀表我当即就卖给敲小鼓的，换了1o万块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l0块钱。
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在生活上是舒服得过分了点。早晨眼睛一睁开先要发顿“被窝疯”，也就是说看什么都不顺眼，骂人，摔东西，然后等佣人把牛奶面包端到床上来用早餐，看报。他干过“官事”，办过公司，开过工厂，但他既不像官僚，也不像资本家，完全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每天搞一帮票友唱京剧，唱昆曲，要不就忙着办画展。至今我还记得他怡然自得地唱《坐楼杀惜》的样子“，宋公明，打罢了退堂鼓，将身来到乌龙院……”我之所以坚信他会“平反”，就在于他可说一辈子没扮演好那个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他办不成好事，干坏事也不会彻底的，纯粹是一个俄罗斯文学中的奥勃洛摩夫，也即“多余人”的典型。至于他怎么会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奥勃洛摩夫的，这就和我祖父从废除打屁股、高唱马赛曲到一个被“革命群众”批判为“三迷”的老朽一样，出于同一的性格因素。
毫无疑问，我比他们能熬。这种“熬”的功夫可能是隔代遗传也可能是遗传上的变异。可是，在受不了挫折和容易被环境所感染这点上，也许我还是与他们一脉相承的呢。这是我常深自警惕的。然而，理智是否能克制根植于基因中的遗传密码的决定性影响，却是有疑问的。
儿子很爱画画．现在居然画得有点样子了。画面以太空为背景，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到处乱飞。这方面他很像他祖父而不像我，又是隔代遗传的作用了。我有时想，我父亲如果不去读什么哈佛商学院，不去给大官当秘书，不去经商，而是一门心思放在绘画上，肯定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美术家著称于世，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都会改观。他画画和我儿子一样完全是无师自“通”。这个通宇我之所以加个引号，只不过是我以为他“通”而已。现在回忆儿时看过的他的作品，已经蒙上了一层印象派的色彩，也似出自莫奈的手笔。如今想在脑海中还原已经不可能了，但那时我的确认为他画得真“像”“。像”，虽然是一种幼稚的审美标准，但也可见他的基本功了。他专攻油画，喜欢浓抹重涂，用色强烈，也许这是享乐主义者的一个特点吧。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画的肖像画，因为孩子只有从肖像画上才容易看出像与不像来。奇怪的是，这位享乐主义者在当时那种繁华的氛围中，笔下所有人物的面部表情却都带着忧郁的神色。这不知是流露了他的深层心理呢，还是暗示了他未来的不幸。
我一点也没有绘画的才分，不过我写小说比较注意氛围的营造和景物的描绘，大概得自他的遗传。父亲早已成了象征性的父亲，为什么象征性的父亲才会成为真正的父亲呢？我想这大约来自一种既不能摆脱传统的苦闷又觉得自己随心所欲皆不会越出传统的欣喜吧。我就觉得自己的年纪越大，越能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从这种现象出发深入分析下去，也许不仅能得出一种生理学的规律，还能得出一种社会学的规律呢，可惜这种工作还没人去做。
我儿子和我都常爆发神经质的突发动作，比如坐得好端端的突然跳起来乱蹦，或是猛地大叫一声等等。在家里只有我们父子俩的时候就时有发生。毫无原由地两人会一齐跳起来，跳的姿势极其难看，说不好听，就像传说中僵尸的那种跳法，直挺挺地往上窜，边跳边吼。跳罢了又一齐狂笑。笑完了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般，再各干各的，我看书，他画画。祖父我不清楚，只记得父亲也有这种毛病：书房里常传出他怪腔怪调的叫声，母亲还说我婴儿的时候曾被他咬伤过。在我还没有孩子时，想起他与我的这种相似，以为是都出于心情苦闷和抑郁。有了孩子后，发现孩子也如此，七八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由于心情的缘故吧。于是才知道这种神经质其实来自家族的遗传，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需要或冲动。不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人不能理解，会斥之为“神经病”的。
常说人是一种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动物，其实不然。我觉得，人平时的小动作小习惯直到社会行为甚至伟大的行动，好像都可以从他身体内部的某一种东西上得到解释，或者说是由那种什么东西所支配的。问题不过是那种东西是什么却难以弄清楚罢了。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反过来也可说知父莫若子了。现在我只能用家族这种遗传的神经质来推想他的行为。他放弃了学业急急忙忙跑回国参加抗日。“双十二”事变以后又冒冒失失地投身于商界，上海解放前夕兴冲冲地搞反蒋活动，我还记得上海解放那天夜里他站在我们家的楼顶上大喊大叫，无比兴奋的样子。只有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出于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在每一次社会变迁面前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为什么这样贬低他呢？因为还可以找出许多相反的例子。比如说吧，他在旧社会的不务正业，吃喝玩乐，交际广到滥交的程度等等。那时不少所谓的军政要员直至特务头子经常跟他一起狎游，我估计他被捕就是受了这方面的牵连，其实并没有多大罪过。然而，社会关系复杂，在新社会可是一个要命的事。前面我说他始终没有扮演好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也可以换句话这样说：他本属于资产阶级，却没有资产阶级意识，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说的有的工人并没有无产阶级意识一样。他一辈子都由祖传的神经质的冲动、也即下意识所支配，茫茫然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哪里热闹往哪里凑。他活得又年轻，被捕时仅43岁，还没有像他父亲即我祖父一样，修炼到会给江青写信转呈毛主席的道行，终于两个阵营都抛弃了他，最后一事无成，瘐死狱中。
明白了自己家族的毛病，常引以为前车之鉴。唯一的办法好像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跟定了一种信仰，虽多次遭到来自同一阵营的批判而不悔，有移居海外的机会却偏偏赖着不走，说老实话，并非什么“思想好”，实在是怕再蹈覆辙。要么随着自己跟定的东西的发展而发展，要么随着它衰败而衰败，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总算死得有个名堂。
父亲43岁被捕，我43岁“平反”。同岁一进一出，是命运呢？抑或也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呢？
儿子刚满9岁，离43岁尚远，谁知道届时他会怎样。如果如庄子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话，我倒愿意他“相禅”我祖父即他曾祖而不是他的祖父。给儿子洗澡时常想起苏轼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公卿”不敢奢望，只求别再被捕送去劳改，其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