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目录”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和她时常反复讨论，当然最后“拍板”的是她。等到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每次谈话时，我只要一提今天的话题，就等于立刻打开电脑，她也就一下子就从“目录”的既定位置上“，提”出了既定条目。与电脑惟一不太一样的，是她的经历“提出”的速度并不太快，开始时总是缓缓的，也不是很匀速。促使她提取的不是电力，而是感情。她的感情特别具有艺术节奏--哪里应该快一些，哪里应该慢一些，哪里高昂，哪里沉郁，一切都来得自然舒适……从这个意义上，听红线女谈话应该视为享受。生活中给竹笋剥皮，外面的一些层是要扔掉的；然而她谈话的分层内容，后来在我写作中，几乎剩不下什么可以称作废料的东西。
折光之美
在写作一开始，我就和红线女约定，此书只谈她在艺术方面的开拓和实践，不谈她个人的感情生活。
在谈艺术的过程中，她有时也流露出一些感情，谈及她对合作伙伴的见解和认识。这些感受都不是简单的“好”或“不好”，经常披露一些具体的细节，同时在披露中有鲜明态度，一有态度也就显示出感情。我把这种自然而然的泄露，叫做“折光之美”。
比如，在谈到与著名京剧导演阿甲合作《李香君》时，这种“折光之美”就特别强烈。因为阿甲也是我所熟悉和敬仰的一位前辈。所以在谈完她和他的合作之后，我就忍不住插话，向红线女介绍了一些阿甲晚年的事情。我说到阿甲晚年的那个两居室的住所，红线女立刻插话“我去过”；我说到阿甲晚景潦倒，红线女立刻插话“我多少次当面劝他把头发和胡子剪短些，一长了、乱了，人就显得颓唐”；我讲述自己为阿甲排演《恩仇恋》当场记时他那种一方面锦心绣语随VI而发，同时在排戏上又因精力不足而缺乏整体观念的遗憾，红线女则立刻说阿甲当年给她排《李香君》时“可不是这样，几乎每个人物的每个动作他都事先设计好了，一旦到了排演场上，他都能以身示范”……我发现，写作中每遇“折光”出现之际，我和红线女的谈话的质量都特别高。红线女还谈到厉慧良。很巧，在厉先生生前，我就听他讲过红线女如何如何。写书的时候厉先生已经不在了，这时我一转述，就更引起了红线女的欷歃。红线女也谈到李紫贵，于是我在写书之前找到紫贵先生，从他那里又了解到当年的一些细节。红线女还谈到两位中国画家傅抱石和李可染，这二位的画艺我是很敬仰的，于是赶忙找来他们二位的画册，并且搜罗了一些画界对他们的评论。我把这些（似乎也应该视为“折光”）拿到红线女的当面，目的是为了引起她的回忆。因为我没能直接向二位老画家请教，所以这样的折光似乎光芒就暗淡了些。
真情之美
我在为红写书的过程中，妻子所在的杂志很希望得到一篇红线女亲笔撰写的文章。我转述这一期望之后，红问“：要什么样的文章呢？”我讲“：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您不是最推崇真善美么？只要能够反映您最真实的感情就成……”红线女没有再说什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我回去告诉妻子“：等一等，会有的。冲我这样一星期跑到她那里好几次，她好意思不写么？”
某晚，红线女应邀去北京的人民剧场，观摩中国京剧院建院40周年的纪念演出。那天正好我也在场。剧目中有一折是《秋江》，其中艄公的扮演者是著名武丑艺术家张春华，张的表演可以说是宝刀不老，精气神儿都相当不错。红线女的座位在我前边两排《，秋江》刚完，她立刻拿着相机到后台去了。散戏时，她要我随她的车去她的下榻地“，你帮我写篇文章。”
少时在宾馆里，红线女的第一句话就是“：刚才看戏时我就知道自己今天晚上睡不了觉啦，看了张春华艺友的戏，让我想到很多很多。要是让我动笔，一夜恐怕还写不完。既然你夫人要我的稿子，那只有麻烦你老兄辛苦啦……”
我不能推辞，因为我晓得红线女近期的起居时间。多年以来，严重的失眠症苦恼着她，晚上即使不做任何容易引起激动的事情，入睡也要等到后半夜。另外，她此次来北京主要是为了治病，好朋友王昆介绍了一位高明的按摩大夫给她，可这位大夫出诊的时间早就排得十分之满，结果最后只能在冬天的清晨六点钟时，来她这里按摩到七点半。我呢，基本上每早九点半来她这里谈写书，中午她可以小憩片刻，下午三点半还会有另外的人来找她。红线女就是以这样的时间表来北京“治病”的。为了少在晚间因看书、谈话引起兴奋，她就尽量出外看戏。可是没料想，她看戏还是免不了激动，看到一位24岁的京剧程派演员，她觉得是好苗子，于是把小姑娘约到自己的住地来；看到老朋友张春华，于是激动地跑到后台合影，又准备连夜写文章赞颂这种精神……红线女口述了一篇文章。她谈得很随意也很有章法，她称赞了张春华的技艺更加成熟老到，她回顾当年和张春华一同出国时为新中国做“文艺大使”的趣事，也指出了今天一些戏曲青年演员不肯像张春华这样热爱自身专业的遗憾。文章的主旨是从艺术升华到人生的态度，境界很高。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替演员代笔了。当然，给妻子帮忙义不容辞，但这也给我带来难忘的印象。红线女不是不能写文章，她的感情很真很纯，还很有女性的特点，在笔致上也完全是第一流的。相信她将来真的闲了下来，只要笔头子一“摇”惯了，肯定会一发而不可收。
我记录完，她说“：我不过就是这个意思，文字上该怎么调理就怎么调理……”
给红线女写的书已然写完，她回到广州继续忙她的“中心”去了。我在遥远的北方，依然干我的笔墨生涯。我不知道《红线女速写》出版后的反映会是怎样，反正无论从她从我，都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回想起来，我通过这几个月的劳动，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谈话的艺术与力度。与红线女谈话真是一种优美的享受。说老实话，红线女究竟说了哪些话，如今我已然记不太真，但她说话的声调实在太美，时而轻巧，时而高昂，时而平静，时而沉郁，整篇谈话如同一首高低抑扬、起伏有致的歌曲。更何况，她还给我清唱过那么多的粤剧选段呢！
我实在够幸运的了。我应该谢谢她！
新凤霞·话·画
我是在十八九岁时，初次走进吴祖光在北京东城那个四合院的。那时，吴先生根据郭老话剧《武则天》改编的同名京剧刚刚上演，我看了很兴奋，并且写了一点看戏感想，母亲将它寄给了吴。吴给我母亲回信，称赞城北徐公“邹忌尚且折服，祖光敢不倾倒。他不仅是京剧的内行，而且是我们剧团的知音”云云，并约我到他家来玩。那时的我是“见梯子就上”，于是就去了，也第一次见到舞台下的新凤霞。她见吴招呼我，也过来说了几句不是什么要紧、但却非常好听的“话”。演员嘛，唱得好听，说起来也绝不差。以后我每次去请教吴先生，她只要在家，也总过来说几句临时想到的“话”。确实好听。每次告辞出来，离开吴家已经很远了，脑子里依然浮动着那几句早已忘记是什么内容、但音韵上很好听的“话”。
我在“文革”前夕离开北京，一去15年。“文革”的北京大折腾，我父母随之俯仰，他们家更是激荡沉浮。15年过去，等我终于回到北京时，父母和吴先生都老了，凤霞阿姨也病倒了。我去问候过，后来便经常在报刊上见到她的文章。再往后，她的书就一本跟一本地出版了。我读着那些书，心里老是浮动起她的“话”。
别人的书，可以称作“文”。她的，叫“话”更恰当。话，是随口“流”出来的，字字发之于心，没一点矫饰。“文”一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允许并提倡修饰，以求掷地作金石声。作为新凤霞，说“话”才是她的特长，不用心都声情并茂，一旦用了心，你想不感动都没办法。如果熟悉过去台上的她，那么此际读她写出来的“话”，你就会猜想出她的表情身段，一套一套的。她丝毫没有卖弄的意思，就是随口一说，结果怎么“说”就怎么“有”。好演员嘛，这本事是天生的。再有一桩，她的“话”十分“本色”，处处显示出她周围的那个只是评剧而非京剧的氛围。她写的《我的艺名》，其中就不乏精彩之笔。比如，幼小的她请人起艺名以便将来唱戏时，父亲骂她，连平日不太说话的老奶奶也“拍打着炕沿”，又哭又闹“：小凤啊，你太胡闹了！你爷爷在南方当过县长，有根有派，杨家哪辈子都是有头有脸儿的人家儿，别跟你二伯他们家比，他们又唱戏，又开下处，赌钱、抽大烟、吹、拉、弹、唱，给杨家丢尽人了，他不是我的儿子，我管不了他们的……”这里，一个“拍打炕沿”的动作，一连串“一逗到底”的叙说，把一个善良而又可怜的穷老婆子的形象就勾勒出来了。新凤霞的艺名起了变，变了再起，由“杨银香”到“杨金凤”，再由“杨淑敏”发展到准备叫做什么“Xia”。她不知道这个“Xia”是什么意思，就问师傅。师傅也不认字，便随口说“：这还用问吗？女人都离不开它，梳头匣子嘛……”她半信半疑，跑去问管写水牌的王大爷，因为王是戏班最有学问的人。王听了面无表情，上下打量了老半天，然后拿腔拿调地说“：一字值千金，不能轻教人。不抹抹嘴头子，能轻易告诉你吗？”最后，她把一套烧饼油条递过去之后，王大爷这才边吃边说“：‘Xia’字儿好哇！‘Xia’是天上的光，不是梳头匣子的匣啊……”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了。我猜想，您看完上面这段“话”，一准会认定这必然是评剧班儿的事儿，而绝不会发生京剧戏班里。也正是因为她的“话”既生动又准确，所以著名诗人艾青为她的书写了序，序的题目就叫“美在天真”。
最近这两年，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些事情去看吴先生，每次临走，也总要到里边“看一眼”凤霞阿姨。一次，她正在画画，见我进来了，招呼我坐，同时收拾笔墨，自言自语说“刚好画完了”。聊天就从她画画开始，东拉西扯，聊到荣宝斋内挂有她的画。我讲自己亲眼见过，标价还很高。她叹了口气“，我的画怎么能和那些大画家比啊！荣宝斋这么做，不过是看重我一点，1957年祖光戴了帽子之后，我没有和他离婚……”
真是奇怪的逻辑，在初听的那一霎，也挺感动。
又有一次，在临走看她时被拽住了。她说了很久，最后又说到今天社会中许多人把离婚当时髦“，他们就不想想，孩子怎么办？他们光顾自己了，光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甚至认为离了婚就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可丝毫没想到你这么一干，你原来的这个家庭就毁了，你那口子还有你的孩子，说不定从此就……（我当时听着，心里冒出”一蹶不振“四个字儿）好像刚‘坐’下的果子遭了霜打……（真是佩服，这比说”一蹶不振“要强得多）所以我说，一个人不管你在外面怎么能，在家里你就很普通，该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所以每当有年轻人来时，我总要和他们唠叨这些，不要离婚，不要离婚……”说到最后这句时，简直成了对我的嘱咐。没奈何，我点了点头。可她还是不放心。我想了想，小声说“哪天我爱人来时，您当面嘱咐她吧”。凤霞阿姨挺满意“，放”我走了。
事后我反复想过，凤霞阿姨这么做并不偶然。她所坚持的“不管你在外边怎么能，回到家里该是什么还是什么”的观点，我以为是非常难得而积极的。本来，每个“社会人”都是生活在既定的文化层面上，和另外层面上的人通婚，二旦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麻烦。但是，只有珍重感情的交流与回报，大概就能突破文化层面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使双方的不同层面迅速接近。像他们这一家子，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他俩初遇之时，女方是仰望着看男方的。因为在她眼里，祖光身后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文化层面。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吴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吴发现她所处的那个环境，虽然书本文化很低，但人心却是明亮而赤诚的“。美在天真”具有普遍意义，高文化层面的天真是美，低文化层面的天真同样是美。由此吴不认为和评剧演员结婚是自己“跌了份儿”。稍后，1957年事情带来新的考验。结果凤霞阿姨又做对了，使得吴从更深刻处理解了自己。反过来，当“文革”后她的致残已成事实，引出“一报还一报”，祖光先生作为男子汉，则以空前的爱护温暖着妻子受伤的心……看来，凤霞阿姨是从自己家庭的漫长变化中，感受到了人生的真谛，所以她每遇到一个生人，都要急不可耐地宣泄自己的感情。因为以养病、写文章和画画为基本生活乐趣的她，一方面依然会感到寂寞，同时她也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回报。
还有一次，我去看吴先生，恰巧他有事出去了。凤霞阿姨接待了我，挺高兴地讲家里刚来了郊区的许多中学生。他们是专程进城，把采访她作为假期中的一件正事儿，最后还围着她一块照了相。她还告诉我，自己要立刻画画，让我不要走，就看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