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第6.1节对两组方程的识别和检验，证明两组方程具备联立的条件且联立性显著。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对联立方程组Ⅰ和Ⅱ中的变量系数进行估计。
6.2.1 联立方程组Ⅰ的2SLS估计
下面我们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第一组方程（6-1a）至（6-1c）进行回归。
在全部样本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0.644），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企业价值（市场评价）的反向影响（-0.123），说明市场投资者对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普遍具有抵制倾向；财务杠杆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一方面大股东对债务融资具有排斥倾向（-0.096），即股权融资偏好更强，另一方面财务杠杆对大股东持股具有负向的抑制作用（-0.179）；财务杠杆对公司绩效仍然具有显著的负方向影响（-0.945），与第5章的结果一致。
第一，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看，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绩效的正相关性有所提高（从0.388增加到0.644），显示单方程检验低估了大股东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同时，公司价值对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从单方程检验下的0.003（不显著）变为联立方程检验下的-0.123（显著），这对模型（5-17）估计结果是一个重要修正，即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在目标公司价值的选择上倾向于低价值公司，与股权结构理论有关规模因素的预期不矛盾。
第二，从财务杠杆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关系看，财务杠杆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系数从-0.078变为-0.179，反映出债务融资对第一大股东的治理作用显著提高；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财务杠杆的影响系数从-0.105变为-0.096，反映出大股东的股权融资偏好有所降低。
第三，从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看，财务杠杆对绩效的负相关程度从-0.520变为-0.945，而绩效对财务杠杆的反向影响不再显著（从显著的-0.021变为不显著的-0.037）。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治理效应低下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相对于公司价值指标，公司的盈利能力（会计）指标ROA对公司负债率的影响更大，债权人更加关注公司财务报表反映出的偿债能力，而对公司价值的关注度不显著。
另外，注意到，国有第一大股东哑变量Topdum_1的参数估计值在单方程检验下为-0.067，显示公司价值在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下平均下降4.81%，而在联立方程检验下该参数为-0.093，相应的公司价值下降幅度提高到6.67%。因此，单方程检验低估了国有第一大股东对于公司价值的负向效应。其他如后九大股东集中度HHI2_10的参数值也有所提高（从2.257增加到2.726）。
总之，联立方程在考虑了公司绩效、股权结构和财务杠杆的相互作用后，各参数估值都有显著的改善，尤其是在单方程检验时低估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的互动影响程度，进而低估了资本市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同时，负债融资对第一大股东持股的约束也有显著提高，这可以从大股东股权融资偏好倾向的降低上得到印证。
6.2.2 联立方程组Ⅱ的2SLS估计
相对于方程组Ⅰ，方程组Ⅱ由于仅就第一个方程（6-2a）作了改进，且全部外生变量没有变化，所以该组方程的第二和第三个方程（6-2b）和（6-2c）回归结果与相同，我们仅就方程（6-2a）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方程（6-2a）加入了负债率Lev的平方项Lev_sq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且Lev项的系数符号为正，Lev_sq项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负债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在第5章第5.2.4节中的结论。虽然方程（6-2a）与方程（5-7）完全相同，但由于第5章没有考虑财务杠杆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相互作用，使得方程（5-7）在单方程检验下呈现出“U型”的假象。
本章得出的负债率与公司绩效的“倒U型”关系，证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从根本上还是符合资本结构的平衡理论的，即存在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结构。该结果也从统计上验证了于东智（2003）的分组观测结论。
负债率与公司绩效的拐点为25%，在此拐点之前，增加公司负债能带来公司绩效的提高；当公司负债率超过该点后，公司绩效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而下降。不过，由于该拐点所处位置较低，从样本公司分布看，仅有占总样本数10.72%的公司负债率低于25%，处在绩效递增区域，其他近90%的公司处在绩效的递减区域。该结果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证明了中国上市公司负债率普遍偏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