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盛夏的一天，毛泽东外出开会。贺子珍只身在屋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泣。警卫员看到贺子珍，疑虑、焦灼，很想进屋去问个明白，但贺子珍直摆手。直到晚饭时，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跨进门，便关切地问：“子珍呀！你眼睛红润润的，为了啥事伤心喽？”
贺子珍低着头，好半天没吭声。
毛泽东点燃一根香烟，走近贺子珍，看到她那疲倦的面容，问：“哎呀，你真是林黛玉，经常多愁善感。今天你到底又为了啥事伤心呢？快说出来给我听听行吗？”
贺子珍站了起来，慢吞吞地说：“泽东！你我两家人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我的小妹贺先圆被敌人杀害了，这些我都没什么，可万没想到小弟贺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今天正是他离开人世的两周年，咋不叫我伤心流泪呢！”
“哦！”毛泽东面色一沉，取出手绢，连忙给贺子珍擦眼泪。然后，声音低沉地喊：“警卫员，给我倒杯白酒！”
毛泽东端端正正坐在餐桌边，对递酒的警卫员说：“是呀！子珍同志的父母一家为革命奔波操劳，所以，她的幺弟贺敏仁自幼寄居于舅家长大。小学毕业后，他刚十三四岁，便追随他姐姐和我参加了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第三纵队当战士。后来第二纵队扩大为红六军，敏仁当了号兵，他挺热爱这项工作，早晚刻苦练号，而且聪明伶俐，长相像她姐姐。”
长征的时候，贺敏仁刚满17岁，分配在一个团当号兵。他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一遇饥寒，爱发牢骚、说俏皮话去刺激那些受“左”倾影响较深的同志，和同志们相处得不太和谐。就在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进驻藏民区毛儿盖，上级再三明令要遵守红军的纪律，严守党的民族政策。可贺敏仁并未重视。这时，有人背后告了他的状，说他擅自跑进喇嘛庙，私自拿了一千多块银圆，给党和红军带来极坏的影响，坚决要求上级处理他。于是师部保卫科派人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
贺敏仁痛哭流涕地说：“那是冤枉哇。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而不是千多个银圆。是谁胡说八道……”
贺敏仁的申辩无人理睬，他只好恳求一位同乡战士替他给姐姐贺子珍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赶快救他一命。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师部保卫科已作出处决他的决定。当时，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师部认为应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没等中央的电报回来，贺敏仁就被枪毙了。枪毙时，贺敏仁嘴里不住地吼：“冤枉哇！冤枉！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
这件事，迅速在红军和当地老百姓中传开，议论不休。有人认为杀得对，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利于树立部队威望和教育群众；又有人认为这是有意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拿他们的弟弟开刀，跟他们过不去。
7月初，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悲痛异常，但她一直强抑住自己内心的悲痛，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分析。直到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贺子珍才如实地向毛泽东说出这件事。
今天正是贺敏仁枉死的两周年忌日，她又思念起亲弟弟来了。她始终认为幺弟贺敏仁的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力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圆，敏仁只是一个不足18岁的红小鬼，能一次拿走一千多块银圆吗？而且他随身只有一个小背包、一条军毯、一支铜号，那么多银圆存放何处？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重申对这件事的调查和分析后，神色沉痛，泪珠一颗一颗顺着腮帮子滚到衣襟上，然后他端起那杯酒，慢慢地洒在地下，声音颤抖地说：“百十个铜板就值那么1银圆，为何夸大到1000倍呢？他还未满18岁呀，可以再教育好的！”毛泽东转过身子，揩干眼泪，安慰贺子珍：“子珍同志！小弟死得有点冤枉，我很难受。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弟，也就不必去追究那些伤心的往事了，即使是有人有意夸大事实，陷害小弟，还是向前看的好。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军人！”
贺子珍听后，接过警卫员端来的洗脸水洗了脸，坐到毛泽东身边一起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