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上海为中心的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界，就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左联”青年作家徐懋庸不赞成鲁迅等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法，于1936年8月1日写信攻击鲁迅。鲁迅在8月16日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予以驳斥。
“两个口号”的争论，在当时的文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意义的，但也暴露了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行帮主义和无原则的纠缠、人身攻击等不良风气，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
1937年5月，延安文艺界也曾讨论过“两个口号”的问题。1938年春，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谈谈“两个口号”之争。不久，毛泽东接见了徐懋庸。在认真听取了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后，毛泽东首先肯定这场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接着分析了争论的背景和原因。指出，在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路线政策的转变关头，由于革命阵营内部政策、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然后，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了徐懋庸等人的错误是对鲁迅的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最后，毛泽东还阐明了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是非分明，不纠缠具体细节，巧妙地解除了“两个口号”的争论，并实际上对这场争论作出了结论，给来延安的曾参加过争论的文艺工作者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