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进行了大量的新闻写作，如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著、讲话、谈话、批语、按语、电报、书信等，形式非常丰富。他以“子任”的笔名，发表在1933年8月13日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第四版上的《吉安的占领》，是他最早的一篇战地通讯。
吉安是江西西部重镇，地势险要。1930年2月至8月，红四、五、六方面军与中共赣西南特委曾调动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几次围攻吉安城。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第九次攻打吉安才一举攻克。《吉安的占领》这篇战地通讯，是毛泽东1933年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研究、总结红军攻打吉安八败一胜的经验教训。稿子送到编辑部，很快由当时任《红星》报负责人的邓小平同志安排发表了。
《吉安的占领》这篇通讯的写作，在形式上与红军时期大多数战地通讯采用的先述后评形式相同。首先，在叙述战斗经过的部分，体现了作者为增强新闻通讯现场感所作的努力。生动的现场描述，使读者仿佛身处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场景：“这一天月亮儿还没有落尽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开进了。真珠山方面，打响了，这是城西北角上。接着城的北部骡子山打响了，我们的四军就开展在这两个方面。城冈山方面也接触了，这是城南部与西南部，部队是我们的第三军。我们包围了吉安。晚上看不见的红旗——到东方的红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都看见了。猛烈的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比过年打鞭炮还要热闹。很多的红旗，发现在第二线，这就是无数的赤卫军与少先队，人都伏在地上，因为敌人的炮子的射击超过了我们赤卫队的头上……”
同时，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攻吉战役的经验教训，指出：“此次攻吉战役军事上是有缺点的，如兵力没有集中，就进行攻击，那时集中了的只有四军与二十军，三军还没有完全赶上，十二军还差一天路，都是陆续地进入吉安的阵地。如果迟一天攻击，整个一军团的部队都集中，就可以举行同时包围，同时攻击，不至于当四军的一部打进城去了敌人还能从城西调动队伍举行反攻，把我们入城的部队打了出来，使我们不能在四号的白天把邓英全部俘虏，这是一。再则，三号晚上夜间攻击计划，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是阵地战，敌人有坚固的工事，红军地形不熟识，应该经过开进与侦察的阶段，不至于把部队爬上了阵地，发觉不适当，也无法改变，要到四日晚上才能重新来一个配备，这也是白天未打进去，不能把邓英全部消灭的一个原因。还有三军团的使用不放在吉水峡江，而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邓英能够坐船逃跑。”
由于毛泽东同志此时在中央苏区受到“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专职政府工作。对“左”倾盲动主义者在军事上实行的一整套不切实际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只能采用写文章这种间接的方式，希望能对当时的军事斗争起一定的借鉴作用，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为此，毛泽东在《吉安的占领》中特别强调了攻吉战役的意义，指出：“根据红军负责同志的意见，此次占领吉安的教训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才把吉安占领了，这次的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写的这篇通讯，开了领导干部动笔写战地通讯的风气。在此文后，罗瑞卿、刘亚楼、陈伯钧、李聚奎、袁国平、耿飚、谭政、舒同等红军师团以上领导干部，都先后在《红星》报发表过战地通讯，从而使《红星》报战地通讯的作者的阵容体现出颇为广泛的群众性，也使这一时期成为各党、政、军领导同志亲自动笔撰写战地通讯最为兴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