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有一个终极疑问——为什么《新闻联播》的主播记忆力都那么好，能够背得了那么多的台词。
这个终极疑问，也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等我真正成为一个电视新闻主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一个神奇的存在：提词器。
曾经有四五年的时间，由于总监的执念，我成了我们电视台少数不用提词器的电视新闻主播之一。但是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我手里拿到的节目稿通常是只涵盖新闻主题的冷冰冰的描述。
当某些主播有帮手帮他们润色主持稿的时候，我却总是孤军奋战。
如何在电视节目中呈现观点，如何通过评论给新闻事件做延展，这成为我每天必做的功课。
01
在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播出过一条片子。
某个清晨，一个大三的女生在寝室里分娩，因为难产而意外死亡。
当时我在演播室里直播，而演播室外坐着我的一位值班领导。
领导通过耳机给我传达了指令。
他说：“小新，这条片子的评论，只传达出一个意思就可以了，那就是女生应该自重。”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翻江倒海。
我是一个主播，我是一个经过了七年法学专业教育的主播，我是一个期待在自己的表达里体现道义和情感诉求的主播，难道我只能表达这样一条生硬的结论吗？这就是我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吗？
2008年，我从母校山东大学法学硕士毕业之后，一位导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她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新，你还是应该继续读法学博士，待在高校里做学问。”
我的心里却莫名涌出了一腔孤勇，如果我真的如愿在高校做了一个教师，能听我讲课的最多不过一百人。而如果我能够顺利成为一个媒体人，那么你真的想象不到你的所感所想所悟能够传播多远的地方、多长的时间。这大概就是我希冀成为一个媒体人的源头。
直播那一刻，很多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迅速地整理思路，争取从这条新闻中剖析出更多的新闻元素。
短片结束后，我的表述是这样的：
第一，在我们的语境里，往往会把个人行为跟他所在的单位做链接，就如同这一起事件中，是不是要过分强调学校的责任呢？我的答案是不要。因为步入成年之后，大学生是完全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而很多教师，当面对这样的特殊事件时，可能真的不知情。大学管理者的触角甚至很难触及私人事件当中，这本身也是我们对大学管理者的要求。
第二，在一个普通家庭里，新生命的降生饱含着太多人的期待，可是这个小生命在降生之前，他的父母亲需要经历太大的思想震荡，他们是胆怯的、不安的、战战兢兢的，他们不知道此时到底该向谁来求助。你困惑迷茫时，不敢向周围的朋友甚至是亲人求助，这是很大的悲哀。
第三，当今的时代早就不是三十年前谈性色变的时代了，对当今的大学生而言，只要到了法定的年龄，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校方不反对本科生在校期间结婚生子，学生有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权利。而对于更多的家长以及高校的管理者而言，大家普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四，成年人的社会里，信奉一个重要的法则，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当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一个妈妈时，你就要谨慎对待性，起码应该做好足够的保护。
结束直播，走出演播室，那位值班领导看着我，笑着离开了，此外没有多余的表达，那便是最好了。
做新闻节目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祈求从领导那里得到表扬或是赞赏。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我在乎的，是电视机前我看不见的更多人。
02
2018年的“山东3·15主题晚会”的现场，这已经是我第六年主持这个活动了。
其实那一天最大的新闻并非消费维权，而是就在前一天，物理学家霍金去世。所以这一天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媒体也是铺天盖地地报道。
对于一个新闻主播而言，不管在什么场合，主持什么类型的活动，往往会跟当天的新闻做链接，这是习惯，也是一种更高的职业要求。
我当时是这样表达的：
我相信，不管是电视机前的您，还是现场的您，今天朋友圈里都在刷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知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了。在霍金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头顶的星空，要永葆好奇，永远前进。”如果说霍金研究的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发生了什么，那么3·15这一天，我们更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你遇到的纠纷和维权。
当我走下舞台，并不相熟的现场导演转达某领导的“指示”：“小新，你还是尽量背词，不要现场发挥了。”
我笑了笑，一字一顿地说：“你也告诉那位领导，如果找背词的主持人，下次请千万不要找我了。谢谢。”
那个导演白了我一眼，走开了。
03
曾经有一条新闻被刷屏，标题是《十岁女童自杀身亡，只因老师不让考试》。
在江苏，有一个十岁的女孩因为成绩差而在家中服药轻生，留下一段三分二十五秒的告别视频和三百七十四个字的两页遗书。
女童在遗书中说：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不在世了，因为我学习不好，我死不是因为爸妈，也不是因为老师，是因为我自己……
“我走了你们也不用天天打我骂我了，虽然爸爸妈妈打我骂我，但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好。”
女孩的妈妈跟记者说，她的女儿学习成绩下滑得厉害，老师时常叫她去学校，到学校后她多次看到女儿在走廊上罚站。
后来，老师说“不让女儿参加期中考试”。
因此，她推测女儿可能是因为“承受的压力太大”，才寻了短见。
这位妈妈还补充了一句，说自己的女儿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有什么事都会跟父母说”。
后来，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评价对未成年人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不断地诘问：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心理素质这么差吗？
当时我在节目里是这样表达的：
第一，有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十岁的孩子心理素质太差了吧。这样的表态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是过来人，很多事往往会看淡，你能说你小时候没有为考试考砸了而想到离家出走甚至是了结生命？
第二，我在节目中反复表达过一个观点，小学教育只是启蒙教育，重在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甚至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爱上学习，而非爱上考高分。这个理念必须由家长和老师共同灌输给我们的孩子。
第三，悲剧已然发生，在天堂里终于不用考试了，我更想告诉更多孩子，小新哥哥的小学同学，有一次考试考了三十五分，但后来考上了博士。孩子们，生命太宝贵，而生活真的很美好。
直播节目当中的用语是不够准确的，但我尽可能表达出我个人的观点，而不是陈词滥调。
我不希望在交通事故中永远都是简单的一句“行车注意安全”或者“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
我不希望在自杀事件中永远都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千万要懂得珍惜”；
我不希望在弃婴事件中永远都是貌似旁观者的一句“虎毒不食子”；
……
04
我之所以不喜欢背台词，是因为我从来不觉得生活里的答案只有一个，生活的真相永远都是相互交织甚至是纠缠一气的。
就像我在听薛兆丰老师的经济课时他讲过的一个例子。
如果只有一笔奖学金，是应该把这些钱给又穷又笨的孩子，还是给那些又穷又聪明的孩子呢？
有人说肯定应该给后者，因为钱投给他们才有希望。
也有人认为，同等条件下，聪明人脱贫致富更容易，而笨人变聪明实在太难。所以若要真的扶贫助弱，那么应该把钱给前者。
我没有答案，生活里的答案，有另外一个名字——选择。
你的答案，构成了选择；你的选择，也是答案。
《壹读》创刊一周年时，出品人林楚方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说：
我理解的媒体，不是杂志，不是报纸，不是PC，不是手机，而是一群人，这群人的素质、表情、智商、品位，决定了他们能做什么。
我们的眼睛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转动，永远都只能看到一百八十度。
而生活是三百六十度的，所以，总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苦楚，总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窘迫。
那些苦楚和窘迫，才是需要一个主持人去传递的“声音”，因为这才是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