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天生为圣人者，我等凡人在立志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各种困惑。或者是被当前社会风潮所鼓动，或者是受到周围事情的影响，使许多人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贸然向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迈进。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立志者。尤其在如今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一旦立志，再想转变方向，是非常不利的，故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同时有必要深入考虑自己的境遇，看它能否成全你的志向。例如身体强壮，头脑清晰，所以立志想要一生追求学问，深思熟虑，细密考察，才能最终完成大业。
预防精神衰老的方法
只要不断地探讨学问，不落于时代之后，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理。
——涩泽荣
曾以教授身份由美来日的梅比博士在期满归国之前，跟我进行了一席很坦诚的对话，其中有些评语如下。他说：“因为我是首次来日本，所以凡事都感到新奇。最令我感到钦佩的是，贵国上上下下都非常勤奋，怠惰者非常少，好像人人都怀着希望，愉快地工作着。所谓怀着希望，就是充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敢做敢当的气魄与心胸。”国民都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气质，这是日本好的一面。
可是我不想只说好的一面，而不批评坏的一面，所以我想不客气地跟你说说我的看法。也许是因为我所接触的都是官方、公司以及学校，所以这些机关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端，把形式看得比事实还重要。可能因为美国是最不讲究形式的国家，所以这方面在我看来，就显得特别突出。难道你们自己对这种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病没有一点自觉吗？如果这是全体国民性的话，那就必须特别加以注意了。
此外，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应全体流传着同样的主张。有人说左，也要有人说右；有进步党，也要有保守党。即使是一个政党，有时也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这如果在欧洲或美国，意见不同之争论是相当自然且高尚的。但在日本则不然，争论既不自然，也不高尚。讲难听些，就是顽固且粗鄙。在日本经常可以见到人们因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恶言相向，闹得不可开交的现象。说不定是我观察的时机不对，在政界这种现象就更随处可见了。
对此，梅比解释说：“日本的封建制度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连小小的藩与藩之间也彼此对立。右国强大了，左国就想打倒它；左国繁荣了，右国则加以攻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性。
他虽然言尽于此，但他指的是元龟[1]、天正以后的情况，那时天下已演变成诸侯三百的局面，拥兵自重，各据一方，这种积弊就深深遗留了下来。这种弊端日益积累，虽然日本国民并不缺乏温和的品性，但最终还是演变成党派间的倾轧。
我也认为封建制度的确有此余弊。就近的例子而论，水户等地虽然是大人物辈出之藩，但却因此产生倾轧而陷于衰微。如果没有藤田东湖[2]、户田银次郎或会泽恒藏[3]等人，也没有藩主烈公[4]这般伟人，或许就不会有纷争而终至衰微吧。对梅比博士的话，我很注意地加以倾听。
接着，又谈及我国国民的感情强烈问题。他对此也不太赞赏，他说，日本人对很细微的事，也容易突然激动起来，但也会很快忘掉。也就是说，日本人感情激烈又健忘，这与自夸为一等国或大国民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希望日本人加强修养，以期有忍耐之心。
梅比进一步对日本国体发表看法，他说日本人那种忠君爱国的深厚精神，是美国人等无法梦想得到的，令他艳羡又敬佩。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虽然梅比在来日之前曾有所闻，但实地观察之后，更使他钦佩之至。话虽如此，他认为还要不客气地说一句，日本若永远持续这种国体，将来势必要尽量避免君权干预民政才好。
对梅比的说法，我不愿直评，至于那些抽象的评语，也不应一概驳斥。我向他表达了承蒙坦诚赐教的敬意。此外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最后，他对滞日半年所受的礼遇表示感谢，所以率直地述说了半年间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学校的学生与其他人对他亲切有加，令他欣喜不已。
美国的一名学者在观察日本后所说的一番话，尽管不会使我国大获其益，但外国人那些公正的批评还是可以引以为鉴的，我们应密切加以注意，务求发展我们大国民的襟怀，并根据他的批评一步一步去反省，最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民。相反的，如果批评加在自身却不自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批评而不知道反省改进，人家自然就不再愿意与我们交往了。
所以不可看轻一个人的评语，就如司马温公的警言：“君子之道自不妄言始。”无意识地口出妄言，也就不会受人尊敬，被人视为君子了。正如一次的行为会决定一生的声誉，一个外国人的感想也涉及一国的形象与名誉。梅比氏带着如此的感想回国，虽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还是不应把它当作小事比较好！
由于平素大家吃苦耐劳，精益求精，才创造了日本今天这样昌隆的国运。如欲更上一层楼，我还想说一句。近来，大家张口青年、闭口青年，谈及青年的言论非常多。青年很重要，不能不加以注意，这个我同意。但从我的立场来说，青年固然重要，但老年这个群体也不能漠视。过于重视青年人而忽略老年人是错误的观念。
我曾在某次会上说过，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老人。但我究竟是文明的老人，还是野蛮的老人，世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我自己是不得而知的。很可能我自认为是个文明的老人，但从诸位看来，也许我是一位野蛮的老人也说不定。
仔细考察一下，我发现与我的青年时期相比，现在的青年人开始工作的年龄晚多了，就如同早晨日出时间较迟而又提早日落，其活动的时间大大地减少了。试想，如果一个学生，三十岁之前一直在求学，那他至少应工作到七十岁左右。如果这个人到五十岁或五十五岁就先衰老了，那他就仅有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工作。
当然非凡的人也许在十年的时间内能完成百年的工作，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种特殊的能力，更何况社会事务也变得愈来愈复杂。由于各种学问与技术渐渐在进步，说不定靠博士们的新发明，即使上了年纪也不致衰弱，或在年轻时，就能拥有充足的知识。正如从马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机，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如果初生的孩子就能立即成为有用之人，而后终其一生都能为社会服务，那就再好不过了。希望田中馆[5]老师等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新发明。不过在这样的发明出来之前，我想老年人只有祈求老而弥坚，以便能努力工作。
身为一个文明的老人，虽然身体会衰弱，但精神绝不能衰老。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落于时代之后，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理。因此，我对只作为一个肉体而存在的人是十分厌恶的。我们在肉体有生之日，应该保持精神同在。
注释：
[1]元龟：日本年号（1570—1572）；天正：日本年号（1573—1591）。
[2]藤田东湖（1806—1855）：日本幕府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
[3]会泽恒藏（1782—1863）：日本幕府末期的学者。
[4]烈公（1800—1860）：德川齐昭的谥号，日本幕府末期水户藩主。
[5]田中馆：即田中馆爱橘（1856—1952），物理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旧贵族院议员。
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
只要做事堂堂正正，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涩泽荣
即使到了德川时代的末期，日本社会在沿袭传统之下，对一般工商业阶层的教育与对武士阶层的教育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武士所学的主要以修身齐家为本，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修身，还要学习如何治理他人，也就是以经世济民为宗旨。而对农工阶层的教育，则并不在于教他们如何治国治民，只是一些浅层的教育。
由于当时能够接受武士教育的人很少，所以所谓教育都是寺子屋[1]的，由寺庙的住持或富豪的老人来办教育。当时农工商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国内，与海外毫无关系，所以农工商者只需初步的教育就足够了。加上主要的商品均由幕府及地方诸侯统筹运送贩卖，真正与农工商者有关系的部分非常少。当时所谓的平民，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更糟的是，武士还享有可以随意殴打、斩杀平民等自由，可以我行我素。这种情形，直到嘉永[2]安政时代，才逐渐改变。接受经世济民学问的武士，倡导起尊王攘夷[3]理论，终于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大改革。
我在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就当上了大藏省[4]官员。当时的日本，在物质科学方面的教育几乎是零。武士教育中，虽然有种种的高尚精神，但农工商方面的学问却是一片空白。不但如此，普通教育也只是低层次的，大部分是政治性教育。尽管海外交流已经开始，却无任何涉外知识可言。尽管十分想要国家富强，但对如何使国家富强却一无所知。
一桥的高等商业学校，虽然在明治七年就设立了，却被迫关闭了几次。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商人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我曾费尽心力大声疾呼，为了与海外交流，无论如何要具备科学的知识。值得庆幸的是，机遇渐渐来临。至明治十七、十八年（1884、1885）之际，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才学兼备的人。
自此之后以至于今，仅短短三四十年时间，日本的物质文明已经丝毫不逊色于外国了。但这中间，又产生出了很大的弊害。德川幕府的独裁专制政治虽然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但却使政治变为军阀政治，也就是造成这个弊害的原因。
不过，在那个时代受教育的武士当中，尚不乏品行高尚、目光远大的人。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经济进步了，财富累积了，但可悲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仁义道德观念在今日社会，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也就是说，精神教育完全衰微了。
我从明治六年（1873）左右开始，全力以赴地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时至今日，全国已到处可以看到有实力的民间企业家，国家的财富也大大增加了，但想不到人格修养反比维新之前退步了。不，不只是倒退而已，我甚至担心日本人的道德是否已经到了沦丧的地步了。所以我说，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反而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我一向坚持，精神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必须同步，从这点说来，人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虽然我出生在农家，所受的教育也很低，幸而修习了汉学，由此获得了一种信仰。我并不关心什么天堂和地狱，只是相信，做事堂堂正正，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注释：
[1]寺子屋：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8）寺院所设的私塾，又作寺或寺小屋。
[2]嘉永：日本年号（1848—1854）；安政：日本年号（1854—1860）。
[3]尊王攘夷：日本明治维新前主张拥护皇室，排斥西方的政治思想。
[4]大藏省：即财政部。
大正维新的启迪
在青年时代，为了正义，任何危险都不要怕。若畏惧失败，就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可言。只要自信是正义的事，那就应以进取心及刚健的精神奋斗到底。
——涩泽荣
维新就是《汤盘铭》上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一个发挥勇猛活力的时代，自然会产生新的魄力和锐意进取的活动。所谓的大正[1]维新，也是这个意思。必须要立一种决心，努力展现出上下一致的奋进。但因当时社会保守退缩之风相当兴盛，所以就需要格外地努力奋斗。故与明治维新之际的人物比较起来，执行大正维新的人就值得好好反省一番。
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事业中，虽然有些也逃不过失败，但大多数的事业都是以非凡的精神和魄力，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的。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促成其发展，但当时所表现的气魄与精神确实是相当伟大的。
青年时期血气方刚，如果能够善于利用这种血气来奠定今后的幸福，那就尽量地加以发挥。不像年纪大了以后，就容易陷入保守的境地。即使有想法，也总觉得危险而不敢行动。
在青年时代，为了正义，任何危险都不要怕。若畏惧失败，就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可言。只要自信是正义的事，那就应以进取心及刚健的精神奋斗到底。本着正义的信念，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有着穿透岩石的钢铁决心，且以天下无难事的决心干下去。只要有这种意志，则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即使失败，那也是因为自己的失察。如果心中对此无丝毫愧疚，反能由此得到极大的教训，养成更坚强的意志，更增强信心而勇猛前进。及至壮年，终会有所作为，无论对国家或是个人，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物。
对于日后要肩负重任的青年来说，此时应有所觉悟，要下定决心，以便投入到日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倘若以今日得过且过的状况过下去的话，国家未来的前途实在令人担忧。只希望青年们凡事务必处心积虑，以免他日后悔莫及。
明治维新之际，是一段百废待举、杂乱无章的时代。今天的情况与那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百般秩序均已完备，学问广泛普及，做事也方便。如果能以周密的心思和大胆的行动充分发挥活力去经营大事业，必能感到非常愉快。只是，在这种有秩序，一般教育普及的时代，常比在动荡的局势中进步缓慢，如仅以卓越的热情来干，是很难推动、改造大局势的。同时，由教育所引起的弊害多少会有一些，故还须发挥强大的勇猛心，充满澎湃的活力，打破各种各样的路障，以求向着目的地迅猛地前进。
注释：
[1]大正：日本年号，公元1912年至1926年。
丰臣秀吉的长处和短处
做事成功的要素不是在成功之日造就的，而是长久以来逐渐培养起来的。
——涩泽荣
乱世之中的豪杰不拘于礼，以致家道不齐的事例，并不仅限于明治维新之际的元老。无论哪个时代，乱世之际莫不如此。我也不敢夸口已经到达齐家的境界，甚至像丰太阁[1]（丰臣秀吉）那样的旷世英雄，也是一个不拘于礼的人。当然，这本来不是值得夸耀的事，但生逢乱世，只好认命如此，不能过于责备。不过对丰太阁来说，他最大的短处就是持身不谨和有机智却无谋略。若要说他的长处，那自然是他的努力、勇气、机智以及气概。而丰臣秀吉长处中的长处，莫过于他的努力。我对秀吉的努力是由衷敬佩的，希望青年子弟们一定要学习秀吉努力的精神。
做事成功的要素不是在成功之日造就的，而是长久以来逐渐培养起来的。秀吉之所以能成为旷世英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努力。秀吉在信长[2]手下担任侍仆时，称木下藤吉郎。当他为信长拿草鞋时，一到冬天，秀吉总会把信长的草鞋放入自己怀中以便保暖，所以信长的草鞋穿起来都是暖暖的。除非特别努力，否则不会注意到这么细微的事情。此外，在信长有事要一大早出门的时候，虽然还不到随从人员聚集的时间，但只有藤吉郎能随时应声而到，伺侯其左右。由此可以看出秀吉的努力和不平凡。
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被其部将明智光秀[3]谋杀。当时秀吉正在备中攻打毛利辉元[4]，闻此消息，迅即与毛利议和，并从他那借得弓、铳各五百，旗三十及骑兵一队，从中国率军折回。在距京都仅仅数里的山崎，同光秀军作战，终于大破敌军，诛光秀，并将其首级悬挂在本能寺示众。
从头到尾秀吉所费的时日，从信长在本能寺被杀算起，仅十三天而已，也就是两周以内。当时，既无铁路又无汽车，交通极为不便，京都发生事变的消息一传到中国，秀吉就立即与对方达成协议，并借来对方的兵器士卒，然后引兵折返京都。这一连串的事所耗费的时间竟然不到两个星期。这充分显示了秀吉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实干家。若没有这种实干精神，纵有机智，有非常强烈的为主君报仇的愿望，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一切。从备中到摄津的山崎，听说秀吉的军队日夜兼程，急忙行军赶回，并很快平定了叛乱。
次年，天正十一年（1583），秀吉在贱岳之战中打败了柴田胜家[5]后，终于统一了天下。天正十三年（1585），秀吉已荣升关白[6]位（官拜首相）了。从本能寺事变发生到秀吉统一天下，只有三年的时间而已。秀吉固然天赋异禀，但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实干，也不会有如此成就。
据说，在秀吉刚到信长麾下不久，有一次，他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将清州城的城墙修筑完竣，令信长惊愕不已。虽是传说，但也不能一概认为这是稗史小说的无稽之谈。如以秀吉这种努力和实干的精神来看，这样的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注释：
[1]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
[2]信长（1534—1582）：即织田信长，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的武将。
[3]明智光秀（1528－1582）：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
[4]毛利辉元（1553－1625）：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
[5]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
[6]关白：辅佐天皇的大臣，位在太政大臣之上。
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
无论如何不应轻视小事，务以勤勉、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圆满地将它完成。
——涩泽荣
青年当中，总有人感叹：想做大事，可无人引荐，没有人支持。的确，不管你多优秀，若你的才气、胆识未被前辈或社会发现，你也就无从施展你的抱负。若一个年轻人能被有力的前辈引为知己，或者本来就有有力的亲戚，那他被认同、器重的机会当然就多一些。这种人是比较幸运的。但这是对才能普通的人来说的。
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有头脑，虽然有力的知己、朋友或亲戚没有为他说话，但是社会也不会埋没他的。当今社会，人口众多，无论官场、公司还是银行，人员都严重超编，但是，能让前辈上司安心委托的人却寥寥无几。所以，只要是优秀的人才，任何地方都非常需要。就像桌上已摆好了大餐，要不要吃，完全取决于拿筷子的人。美食既已献上，前辈们是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来夹起美味送进你嘴里的。一切要自己动手才有的吃。
丰臣秀吉由一介匹夫，跃登关白之尊、布衣卿相，如此大餐并不是织田信长平白送进他嘴里的，而是他自己用筷子夹来的。所以只要你想做事，就必须凡事积极，自己动手。无论是谁，都不会一开始就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像秀吉这样的大人物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替信长拿拿草鞋而已。
现今有些青年，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要和学徒一样，拨拨算盘，记记账，实在是大材小用，太没价值了。因此认为前辈用人不当，私下里免不了有不平之鸣，这就错了。的确，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去做卑微的工作，从人才经济上来看，是很不明智的。但前辈们如此安排，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是愚蠢的行为。青年们应该先按前辈的要求做，看能不能胜任，专心致志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如对交给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平，想要辞职不干的人，当然不行；轻视卑微的工作，草率从事，马虎应付也是不行的。其实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也是大事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好，一味好高骛远，最后怎么能成就大事？譬如时钟上小针的齿轮怠惰不动，大针也就不得不停下来。不论多大的银行，如果有毫厘的计算错误，这一天的账目就对不上。
年轻人心高气傲，对小事不重视。但这些小事日后难保不会引起大问题，就算日后不会成为大问题，但一个对小事粗心大意的人，终究是成不了大事的。水户的光国公有壁书曰：“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军事上，包括对任何事情都要抱着这种心理去思考。
古语有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即使自己有信心能做大事，但大事仍然是由许多小事累积而成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应轻视小事，务以勤勉、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圆满地将它完成。秀吉能被织田信长重用的原因，也就在此。拿草鞋的任务他也认真地对待；让他带领一队兵马时，也完全做好一个部将的工作，所以得到了信长的赏识，受到特别提拔而与柴田[1]及丹羽同列为将军，拥有同等的身份与地位。
由此可知，无论是当传达员还是记账员，一个人能以全力来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才能打开“功名利禄”之门。
注释：
[1]柴田：指柴田胜家，见前注。丹羽：指丹羽长秀（1535—1585），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
立大志与立小志
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
——涩泽荣
除天生为圣人者，自应另当别论，我等凡人在立志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各种困惑。或者是被当前社会风潮所鼓动，或者是受到周围事情的影响，使许多人不考虑自己的能力，贸然向自己本领以外的领域迈进。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立志者。
尤其在如今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一旦立志，再想转变方向，是非常不利的，故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同时有必要深入考虑自己的境遇，看它能否成全你的志向。例如身体强壮，头脑清晰，所以立志想要一生追求学问。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那就很难完成心愿。
因此，要把确实有可能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且有希望成功的方面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才可以确定方针，计划下一个步骤。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细密考察，只是追赶社会一时的风气，轻易决定自己的志向，最终必然无法完成大业。
如果已经确立了根本的大志向之后，接下来便须日日思量如何立成其枝叶的小志了。任何人随时都会因为接触到某些事物而激起一种希望。假如他有实现这希望的信念，这也是一种立志，也就是我所说的立小志。举个例子：一个人由于某一件事而受到社会的尊敬，这使其他人也激起一种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这也就是一种立小志。然而在想办法实践这个小志向之前，应该注意的是：无论如何，你的小志向都必须在绝对不动摇贯穿一生的大志向的范围内去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由于小志向在性质上常常会有所变动，但不管如何变动迁移，必须注意不要动摇了你的根本大志。也就是说，小志向和大志向二者之间不能产生矛盾，应该时常调和使其一致。
以上所述，主要是如何在立志上下工夫，下面让我们以孔子的立志来看看古人是如何立志的。
我平常是以《论语》作为自己处世的行为规范的，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来看孔子是如何立志的。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来推测，孔子在十五岁时，就已经立下了志向。但是他所说的“志于学”，是不是指自己以追求学问作为一生的志向，尚有疑问。但他必定是大力追求学问的，这应该没有疑义。
进而所说的“三十而立”，可能是指孔子此时已成为卓然独立的人物了，自信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从“四十而不惑”一句来想，可知孔子已进入一旦立志，绝不再因外界的刺激而有所动摇的境地。一切作为都是有信心的行动，到了这地步，立大志也大约有了结果，而且已经很坚定了。
由此可知，孔子的立志是在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有志于学的时候，立志还未坚定，尚有点犹疑不定；到了三十岁时，已略见其决心；及至四十岁时，立志才算是大功告成。总之，立大志是人生建筑的架构，立小志只是其修饰。一开始就要充分考虑配合，然后动手，否则难保所立的志向日后不会毁于半途。
对于每个人来说，立志是人生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得轻视它。立志的要领首先在于了解自己，其次要考虑周遭的人与事，最后再树立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我相信，一个人假如能依此步骤量力而行的话，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发生失误。
君子之争
人不分老幼，无论是谁都有自己不圆通的地方。否则，他的一生也就全无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
——涩泽荣
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当然，我不喜欢与人争执，但也不是完全不争的人。要一直把正确的道路进行到底，那就不可能完全避免争执。如果人人想要与世无争，安然度过一生，那善就要为恶所战胜，正义也就无法伸张了。我虽不肖，但也不想成为一个圆滑但不中用的人，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不与恶做斗争，反而让路给它。
虽然人的处世要圆通，但也不能没有棱角，毫无原则。古歌中有句话说得好：“过于圆滑，反而容易跌倒。”我并不像社会上人们所说的那样圆通，乍看之下，好像很圆通，实际上多少有不圆通之处。年轻的时候，我就如此。到今天，即便我已经超过七十岁了，如遇到有动摇我信念的东西，我还是会断然地与之力争到底。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我是决不退让一步的。这就是我不圆通的地方。
其实人不分老幼，无论是谁都有自己不圆通的地方。否则，他的一生也就全无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人生处世，虽应尽量圆通，但过分的圆通，“过犹不及”，正如孔子《论语·先进》所说的，太过圆通反易变成毫无性格的人。我绝对不是这样圆通的人，相对的，我也有棱角。我就用一些事实来证明——用“证明”这词似乎有些异样——就姑且谈一些吧。
当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在记忆中就没有诉诸武力与人相争过。但年轻时的我与今日不同，外表看上去似乎有点儿倔强，所以那时在他人眼中，好像更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实际上，我与人相争都是用议论的方式，至于为了权利而争，或诉诸武力的，则从未有过。
明治四年（1871），我刚好三十三岁，正在财政部担任总务局长。当时，财政部的出纳制度作了一项重大改革，颁布了改正法，采用西方的簿记制度，用传票的方式来处理金钱的出纳。
但是，当时的出纳局长，姓名姑且不提，对这个改正法持反对意见。在传票制度实施之后，我时常发现很多错误，故对当事者加以斥责。这一来，本来就反对改正法的这位出纳局长，有一天竟盛气凌人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来兴师问罪。只见那位出纳局长怒气冲冲地逼近我，我正打算静静地听他说些什么。
不曾想，这位局长对他自己在传票制度上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一味地指责我采用欧洲式的簿记法，甚至说了许多狂妄的话。他说：“你只知道醉心美国，事事模仿他们，提出什么改正法，用簿记法来办理出纳，才会造成今天这些过失。与其说这个责任出在造成过失的当事人身上，不如说出在提出改正法的你身上。因为是你要求我们采取簿记法，才造成了我们的错误，这就不能责怪我们了。”他说了一大堆令人愤慨的话，没有一点自我反省的意思。他这种无理的态度，虽然令我感到非常吃惊，但我还是好言相劝，谆谆导以“要使出纳业务正确，必须采用欧洲式簿记法、使用传票记账”等等。
然而，这位出纳局长却丝毫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三言两语的争执之后，只见他满面通红，挥起拳头，朝我的眼睛打了过来。这位出纳局长与小个子的我一比，显得非常高大。不过，他因怒火中烧，脚步不稳，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强悍。而我在青年时代，曾学过武术，身体锻炼得不错，臂力也并不小。只要他诉诸暴力，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三两下就能打败他的。
因此，在见到他离开座位站了起来，握拳举腕，如一尊阿修罗般凶猛狂暴地攻打过来时，我也立即离开座椅，机灵地闪过身去，退到椅子后面。他的拳头落空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立刻利用这一空隙，泰然斥道：“这是办公的地方，你要搞清楚，不允许像车夫走卒那样动蛮，你要考虑清楚！”
在我大喝一声之下，这位出纳局长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立刻将高举的拳头缓缓放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的总务局长办公室。之后，有关这个局长的去留问题，便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在政府机关内对长官挥拳头实在是不像话。但我想他如果知过能改，就让他继续保留原职。不过，同事中为我愤慨的人，将此事详详细细地向太政官[1]打了报告。太政官也不能放任不管，结果将他免了职。到今天，我对这件事依然感到十分遗憾。
注释：
[1]太政官：日本律令制度下执掌国家司法、行政、立法大权的最高国家机构。
社会与学问的关系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念，没有把握大局的睿智，就会失望气馁，勇气全消，而陷于自暴自弃，以致在山中郊野狂奔乱冲，最后陷于不幸的境地。
——涩泽荣
学问与社会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学生时代却想象得非常大，以致进入社会看到活生生的现实时，大有出乎意料之感。
今日的社会与往昔不同，形形色色，十分复杂。在学问上，也划分为许多科目，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此外还有农科、商科、工科之分。而且在各科之中还要细分，如工科就有电气、蒸汽、造船、建筑、采矿、冶金等各分科。即使是看起来比较单纯的文学，也有哲学、历史的分别。因此，从事教育的，写小说的，一切也都是各从其好，复杂而多歧。因此，实际社会中，各人的活动方向并不像学校所学或桌子上所看的那样分明，稍不注意，就容易迷失犯错。对于这点，学生必须多加注意，要着眼根本，不误大局，站稳自己的立脚点；也就是说，要时时注意自己与他人的立场。
急功近利而忘却大局，是人的通病。过于拘泥于事务，以细枝末节的成败，来判断自己的成败，稍有寸进，便心满意足，而小有挫折，就沮丧不堪。刚从学校毕业的人，之所以会轻视社会实际工作，误解实际问题，多数是由此而来。这种错误的观念务必要把它改正过来。
为了说明学问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学问与社会的关系其实就像看地图与实地步行的关系。打开地图一看，世界尽收眼底，一国一乡都不过咫尺之间。军队参谋总部所制地图相当详细，从小河小丘，到地形的高低倾斜，都描绘得清清楚楚。即便如此，与实际地形比较起来，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差距。如果对此不作深入考虑，以为看完地图对地形就已经十分熟悉了，那当你踏入实地一看竟然大不相同时，就会感觉茫然一片而完全迷失方向。
在高山深谷、广袤森林、长川大河之间觅路而行，有时迎面而来的是崇山峻岭，无论如何攀登，也难到达山顶；有时被大河所阻，无路可循；有时道路迂回曲折，不易前行；有时进入深谷，不知何时才能走出无底洞天，到处都是困难重重。在此紧要关头，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念，没有把握大局的睿智，就会失望气馁，勇气全消，进而陷于自暴自弃，以致在山中郊野狂奔乱冲，最后落入不幸的境地。把这个例子运用到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上加以应用考察，应该就能明了。
总之，社会上的事物相当复杂，纵然事前已有所了解，也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实际中，料想不到的意外情况仍然很多。因此，身为学生，平常就必须用心地研究社会。
勇猛之心的培养
品性恶劣的行为不是勇气，而是野蛮狂暴，不但会贻害社会，最后也会导致自身的灭亡。
——涩泽荣
精力旺盛，身心活泼，自然能干大的事业。但是干大事业的方法如果不当，就会招致莫大的过失。因此，一个人平常就要注意，认真考虑应该如何猛进。猛进的力量若有正义观念在背后鼓舞，必然可以助长其声势。可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断然实行正义的勇气呢？那必须从日常生活做起。首先要从肉体的锻炼开始，即武术的磨炼和下腹的锻炼，使身体保持健康。与此同时，还要充分陶冶精神，从而在行动上保持身心一致，产生自信心，这样，必能提升自己的勇猛之心。
下腹部的锻炼方法，现在有很多，如腹式呼吸法、静坐法、息心调和法等，都非常盛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脑部容易充血，这样自然神经过敏，容易为外物所激动。但是，一旦养成将力量灌注到下腹部的习惯，人就会心宽体胖，稳健沉着而勇气百倍起来，甚至敏捷过人。因此，自古以来武术家的性格一般都很沉着、敏捷，因为练武除了锻炼下腹部之外，还使人养成了一种出手时倾注全力的习惯，从而使全身能够自由自在地活动。
勇气的修养，除了进行肉体上的锻炼，同时还要注意内心的修养，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你可以通过自我阅读，从古代勇者的言行中接受感化，向其学习。亦可接受长辈的感化，听他教诲，然后身体力行去实践，一步步使刚健的精神得到发展提高，以培养正义的趣味和自信，一旦达到言行不离义的境地，自然就会产生勇气了。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青年时代血气方刚，切勿意气用事，不分青红皂白，逞一时之勇，以致行为变得蛮横粗暴。品性恶劣的行为不是勇气，而是野蛮狂暴，不但会贻害社会，最后也会导致自身的灭亡。对这一点务必要多加注意，决不能松懈平日的修养。
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因循姑息、稳稳当当承继过去的事业就可以心满意足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但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更须凌驾其上。因此，举国上下要有觉悟之心，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为能达成这个目标，青年必须不断地促使身心健全发展，保持旺盛的精力，这才是我衷心期望的。
一生所要走的路
为了国家的发达，必须图谋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我就决心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了。
——涩泽荣
我在十七岁时，曾一心想当一名武士。因为当时的实业家和农夫、商人的地位一样卑下，甚至连普通人家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其卑微状态诚不足挂齿。门第家世被过分看重，只要生于武门之家，即便没有才能，也能跻身于上层社会，凡事可以依仗权势随心所欲。对这种情况，我也十分生气，凭什么不是武士就没有价值呢？
当时，我多少修习了一些汉学，也读了《日本外史》[1]之类的书籍，知道了日本的政权如何由朝廷转移到武门的经过。因此产生了慷慨之气，深深感到一生做个农夫或商人，未免没有出息，所以强烈地想要当一名武士。但我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想要当一名武士而已，更想在成为武士之后，有可能去影响当时的政体。如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就是抱着作为政治家而参与国政的想法。这就是造成我离开故乡四处漂泊这一错误行动的原因。
后来一直到供职财政部为止，共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几乎是毫无意义地虚度了。每每追忆及此，还不胜痛惜！
老实说，我的志向在青年时期是不断改变的，当我最后决定投身于实业界时，大约已是明治四五年的时候了。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决心才是我真正的立志。本来，从我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来看，我早期投身政界是朝着自己的缺点突进。那时，我对这一点已经有所觉醒了。并且，当时我还感到欧美各国之所以能有那样的昌盛，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工商业发达的缘故。如果日本仅维持现状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呢？
因此，我内心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国家的发达，必须图谋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我就决心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了。尔后四十余年，我的心志始终如一，不再动摇。所以对我来说，那次的立志，是真正的立志。
回顾起来，在此之前所立的志向，由于无法跟自己的才能相应，是不自量力的立志，所以不得不反复变更。而后来的立志，竟能保持四十余年而不变。由此可知，这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素质和才能的立志。
如果我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从十五六岁起就能确立自己真正的志向，开始向工商业迈进的话，与我三十岁左右才踏入实业界相比，中间相差十四五年的岁月。相信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必然已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有关工商业方面的知识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今天大家看到的涩泽，一定更有成就吧！
不过很可惜，年轻时被一时的冲动所误，把人生最重要的青春时代的大部分光阴都浪费在了方向错误的工作当中。我想，这个前车之鉴对正要立志的青年来说，应该会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吧。
注释：
[1]《日本外史》：史书，赖山阳著，二十二卷。按各家分别记载了从源平二氏到德川氏的武家兴亡历史，并插有史论。汉文体。1827年拜呈松平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