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的失败者造像
这部小说，动笔于2007年。
它起源于一个情境：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在得知女友怀孕后开始失眠。他独自面对漫漫长夜，在黑暗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断地回望自己的来路。直到另一个夜晚，他向女友求了婚，才终于卸下了心头的重负，总算是睡着了。
也许是和个人的性情有关吧，我不太喜欢过于激烈、极端的叙述，当时也有意以小说的形式为同代人——也就是今天大家所津津乐道的“80后”——写一首唯美的抒情诗。遗憾的是，写到中途，小说的味道就变了，“抒情诗”竟然成了“讽刺剧”，还有些“后现代”。这些变化，一度让我非常苦恼，觉得自己的美好想象被什么给破坏了。
不管怎样，小说的初稿还是完成了。紧接着，我去了上海大学，在哲学系读研究生，开始读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也是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化并非全然是坏事，而是有合理的一面。从抒情到反讽，首先和小说的主人公告别了青春期（生理或心理意义上的），开始进入另一人生阶段有关；从更深的层次来讲，这也正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处境，尤其是“80后”这一代人的现实处境。
“80后”出生、成长的这二三十年，中国大陆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例如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大学生由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就业困难、竞争激烈的“蚁族”……种种变迁如此迅猛，影响范围如此深广，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被裹卷前行。
我也知道，并非每个“80后”都活得这么不堪。记得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曾这样描述欧洲社会转型的时代：“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我们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们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狱。”类似的悖论或张力，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也在在可见。面对它，我们难免会觉得百感交集。然而不管是怎样艰难的时势，都是能造就一些英雄的。即使是从代际的角度看，也有不少“80后”是如鱼得水、青云直上的。他们的成功，也得益于这个时代。若是换了另一个时代，他们出场时，或许就不会这么华丽，这么众声喧哗，这么魔幻、摩登。只是在我身边，有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时常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时代的变迁，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不少同代人的性格里都带有浓重的悲观气息——所谓的“末世情绪”，许多人的精神内部，都有一些黑暗面。和许多的“60后”、“70后”相比，“80后”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却也不得不承担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风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注意到，许多同代人并非生来就没有信念、没有信仰，只是现实太复杂，变化太快，个人又太渺小、太无能、太无力，有时候不得不匍匐在地，甚至因失去生活和意义的支点而被飓风卷起，落入深渊。
这个时代的成功者，那些随风而起却有能力、有智慧御风而行的成功者，所得到的赞颂和关注已经不少了。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将目光投向那些心思散乱、肉身沉重的失败者，用文字来记录下他们绝望的眼神，或是无奈的叹息。换句话说，我希望以小说的形式，为这个时代的失败者造像。
我所写的，大多是一些正在沉沦或早已沉沦到底的人。让他们沉沦的原因，除了大面积爆发的时代病，也和命运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关。命运是无法解释、无从追索的，是更可怕的深渊。每个人都有他的时势，也都有他的命运。每个人的言与行，都会受制于他的具体经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主义者。
也许是因为我也隶属于这个时代吧，对于小说里的一些人物，我的态度也是吊诡的。我“创造”了他们，让他们从“无”成为“有”，这过程如此艰辛，我如此执着，对他们却谈不上喜欢；有时候，感觉他们离我很远，在另一些时候，又觉得离我很近；我偶尔也会和他们一样恍惚，犹豫不决，又不认同他们那含糊的态度，更不主张消极。在我看来，一个人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不妨先压下飞升的愿望，努力站稳，也可以适当地弯腰，甚至匍匐在地，但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心灵也跟着下沉，放任自己一味地往阴暗里走。否则，人生就真的再无希望可言了。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以反叛的形式追求幸福”并不是什么好办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和时代对抗，和命运争辩，往往是要失败的。我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他挥出去的每一拳，最后都落在了自己身上。我为他所受的伤害而感到疼痛，也为小说里另一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而揪心；我试图理解他们，又希望能和他们保持距离。也许，作为一个作家，我正是以这种暧昧的方式，来和这个时代建立起血肉相连般的关系。
借此机会，我还得说些别的事情。
读研究生以前，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学术研究。我得承认，当时选择进哲学系，多少有些“曲线救国”的味道——我还不想工作，同时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念书。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我常常在创作和研究之间徘徊，并因此在写作上经历了漫长的停顿。徘徊和挣扎的结果是，我终于发现学术研究也有可爱的一面，并立定主意“以学术为业”——既是职业，又是志业。
“重返”写作的路途，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得感谢谢有顺、王十月等老师的鼓励，感谢我在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的同门，还有我的朋友们。小说里《那些年》这首诗为“80后”诗人胡桑所作，它写出了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有的感受，与我的小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感谢胡桑慨然同意我将它收入本书。至于我的家人，说再多的谢意都嫌不够。
2012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