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北上，印象深的是“红果”——北方的柿子树印在蓝天上真美，且形状和一派浑圆憨傻相的南方柿子略有不同，多了一点小收腰（所以作品里写到吃柿子是“揭开盖子”）；我们这里的平地木，晶莹粲然的一粒粒红玛瑙挂树上；满街可见的是炒红果，被包在纸袋里叫成雪球；火棘果是市井处处闻的一串串俚语，南天竹配腊梅是冬日小品。
热烈的红色，让人想起某种危险，灼热，易燃易爆的性格。
茨维塔耶娃曾自比花楸树：“像红色的流苏，花楸树在燃烧。树叶纷纷下坠，我则来到人间。”而阿赫玛托娃纪念她的诗里则称她为接骨木——这就是一个女诗人对另外一个女诗人的成像。我特地跑去谷歌了下接骨木的图，原来它是忍冬科，浆果成熟不是平稳结果而是爆炸式的，从平静的绿叶中突然爆发出一串串响亮的烈焰。那黑暗中的力量，正像女诗人那蹈险而来的诗行。而她本人则厌恶正常体温般的日常生活，一定要在激情中才有浓郁的存在感。
说说自己吧。平日穿的都偏素淡，有天心血来潮买了件枣红高领毛衣，那衣服是第三方店家在京东开卖场的，物流很慢，某日终于到了，我没什么惊艳感，但我妈！你知道，她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热衷红色，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和我妈的审美区域重合了！我妈摸索着那件胸部为扭麻花针，腰部为上下针的毛衣，盛赞其美。为了让她高兴，我就一直穿那件衣服，我妈见一次就会赞叹一次。这么廉价的取悦，何乐而不为？此乃“彩衣孝亲”之当代版。
小时候没少为红衣服和我妈吵架，赌气，我特别厌恶高饱和度的颜色，喜欢冲淡调和的色感。觉得我妈那种审美简直是恶俗之极。有次我过生日，舅妈送了半斤红毛线给我，我妈不舍昼夜地帮我织了件毛衣，我不肯穿，那红彤彤的色调，还有那娃娃领泡泡袖的土气款式，我一见就生气！我妈妥协了，把袖子拆掉，让我当背心穿，我也不屈服。其实我妈那时眼底已经开始恶化，根本就不应该对着这么刺激的颜色劳作，她后来发作的眼底出血不知和这件衣服有没有关联，不敢想。
我妈他们那个年代，禁锢深重，对人性极度压制，女性都穿得很灰暗，能翻个红衣领出来就算是大胆时尚。到了风气解禁时，她们都老了，也穿不了花花绿绿，这是被碾压和残害的一代人。我妈到了很大年纪还穿大摆裙，看琼瑶电视剧流泪，这种与年纪不匹配的浪漫，其实是时代过度禁锢的一个反弹。这些，又怎是年幼的我所能理解的。那拼命反叛，走到另外一个对立面，只穿黑蓝衣服，看晦涩书，爱老男，讥讽她的幼稚爱情观的我啊，是多么的没心没肺——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话说昨天我又订了两件衣服，一橘红一墨绿。本想买一件领口有两条细白线的，最终还是选了全无修饰的一色款。纯色衣服，如果版型好，材质好，才真是气质凸显，打败缤纷细节款。
虽然浅尝艳丽，但其实我的本色还是心仪“素”，不仅是色系的选择，更是生活方式：像胡桑写的辛波斯卡，“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其实内米洛夫斯基也是。二十三岁结婚，丈夫上班时就写作，连打字机都没有，就是躺在沙发上摊开笔记本，身边一只猫，一朵郁金香，她大概是哮喘病，不能多放花草。平淡的生活更足以滋养笔底波澜。素以为绚，其实是素以养绚。
还有我喜欢的意大利画家莫兰迪，在创作历程中，他曾经一路走过绚丽斑斓的印象主义，技巧纷繁的立体主义，在缭乱的尝试之后，他归于平静——后期他一直使用调和后的中间灰色：灰绿、灰蓝、灰赭，穿插的淡紫红，灰白，以及微妙的蓝，这些不同色阶的灰色，素颜纷呈，折射出他内心找回自己道路的宁静和笃定：“我从来过的都是一种非常安静而隐退的生活……我唯一希望的东西是获得平和安静，以便工作。”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