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户殷实的农家。19岁时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22岁时，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被录取。
1919年12月1日董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6个月后，他决定进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被分到第九期炮科。1922年春董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另外13名同学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当见习官时，他不惧下层军官的艰苦生活，自愿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到1927年时，董振堂升任师长。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多有奢靡习气。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200多块大洋，却依然十分简朴。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月的薪饷发下之后，全部让警卫员代管。属下中谁有困难了，他让警卫员从自己的薪饷拿钱给慰问。但却从来不往家里捎钱。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吃饭的时候，董振堂让警卫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他又送给郭参谋2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董振堂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军中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次年，蒋介石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队伍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改编后，董振堂所部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1931年初，蒋介石下令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第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实际上是被红军包围的一座孤城。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原本就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又加上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痢疾，部队官兵心情苦闷，都想着离开这里，希望尽快返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沦陷，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不准部队离开，派出重兵阻拦，第二十六路军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到上海去治牙病，日常军务转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回宁都后，董振堂陷入矛盾之中，他不愿继续跟红军打仗，想返回北方，又此路不通。他在思考着这支部队的出路到底在哪？这时，他也想起了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董振堂多次闪出要追随这些人参加红军的念头。
随着第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工作的展开，赵博生等人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由于当时党的纪律，董振堂不可能知道赵博生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长期共事，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能够通过赵博生这条渠道，灌输给董振堂。
经过精心策划，赵博生提出了以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的计划，并提出争取第七十四旅一道行动的设想，得到董振堂的坚决赞同。
董振堂下定了起义决心后，内心便再也不苦闷彷徨了。他把第七十三旅旅部搬到了第七十四旅旅部的东边。从此，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更加密切。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经常利用相互借阅书籍和打猎的机会，进行密谈，并决定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让部队出操、上课，积极做好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
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设宴请客，大摆酒席。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楼上招待的是团以上军官，楼下招待的是他们的侍卫随从。楼上，赵博生向到会军官讲明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和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并当众宣布起义加入红军。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下了他们的武器和私章，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达命令，调动他们的部队按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接着，预先布置好的警卫营士兵一举解除了卫兵们的武器。总指挥部的行动胜利结束后，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是预先约定的全城行动信号，各支起义部队按预先指定的目标行动起来。15日清晨6点钟，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第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汇集在宁都城南水口塔下，宣布起义成功，并将部队开往中央苏区。
12月16日上午，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了委任状。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同时任命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何长江、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宁都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团，经迅速整编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紧要关头，红五军团指战员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被称为“铁流后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0月，第三十、第九、第五军次第渡过黄河西进。11月8日，过河部队正式称西路军，董振堂所率领的第五军（由红五军团改称）仍然担任后卫。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1日接连攻下甘肃省临泽县城和高台县城，但随即陷入了马步芒、马步青部队的重围之中。“二马”以5个旅的兵力，猛攻红五军驻地高台县城。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20日。20日凌晨，敌人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董振堂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但终因寡不敌众，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战斗中不幸大腿中弹。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
董振堂在高台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撰稿赖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