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国内高等学府，尚未有男女同校之先例。只是在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他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文规定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然而，男女同校在实行中遇到了不少麻烦，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也是陆陆续续地实现的。封建旧势力认为，成年男女混杂一处，有伤风化，因此高等学校一直都是男女分校，哪怕是北京大学有年轻女子来探访在校学生，都是被严格控制的。教育部虽然屡次收到“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提议，都因怕担责任，缄默不提，因此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之事。
尽管舆论压力巨大，教育部对北大的监管和要求也比其他学校严格，可是，面对王昆仑提交的这份申请，蔡元培并没有怠慢。早在1919年5月，就有甘肃的邓春兰女士写来一封呼吁信，请求蔡元培允许北京大学招收女子，她十分愿意考北京大学，为中国女子开创先例。
后来，邓春兰的信被报纸刊登，社会反响极大，《少年中国》杂志等媒体竞相发表评论文章，胡适还写了《大学开放女禁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大学开放女禁“三步走”的观点。而且，蔡元培又在1919年12月9日收到署名“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信，声称代表全国女子恳求北大开放“女禁”。
蔡元培很清楚，教育部并无明文规定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于是他以先斩后奏的办法，批准王兰进北大，并没有先向教育部汇报和申请批示，以免引起非议或遭到拒绝。由于已过录取考试时间，蔡元培就建议王兰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一年级旁听，然后再通过统一招考进行考试。
从此，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学生。次日的北京《晨报》刊出“为北京大学收取女生之嚆矢”，北大开放“女禁”的消息传出，立刻惊动了整个北京城。这下，原本一直就对北大的改革不满的人，借此机会议论纷纷，加以攻击报复，主流媒体连续几天发表相关评论文章，多是抨击北京大学“男女混校，伤风败俗”。巨大的社会舆论让教育部面子挂不住了，点名批评北京大学，甚至连当时的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询问此事，暗中警告北京大学管理层，北大作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
连大总统都出面了，这让教育部惊恐不安，1920年4月15日给北大的函件就告诫道：“旁听生虽与正科生不同，惟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滋障碍，斯为重要。”而且还派官员前来责问蔡元培，强调大学招收女生是开创新法，按道理应该向教育部申请批准同意，否则不可擅自行事。
对于政府、教育部处理“大学女禁”问题的作态，蔡元培非常不满。早在1920年元旦接受上海《中华新报》的采访，他回答“大学开放女禁”的问题时就说：“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放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若有程度符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合格，亦可录取也。”
如今，北大招收女学生已成事实，再大的压力蔡元培也要顶住，并设法寻找一切机会，让社会理解大学开放“女禁”的必要性。他在北京青年会上举行演讲，公开提倡大学男女同校，呼吁男女平等制造社会舆论，还向《上海新报》的记者发表讲话：“如果向教育部门提议，一定不会获得通过。其实教育部的学制上并没有规定女生不能就读大学的条令，所以如果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就可以让她们参加入学考试，一旦考试成绩及格，就可以录取批准她们进入大学就读。我希望能够从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向民众伸张正义。
听说王兰进入北大之后，很多女学生羡慕不已，接着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查晓园和奚桢也携手来北大申请旁听，后来邓春兰也如愿地进入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11日，《北大日刊》专门报道了首批进入北大的9位女生。
1920年秋季，王兰等9名女学生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者获得北京大学正式录取为正科生，开创了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学生的先例。这消息在全国引起了惊动，社会各界对此表示支持，知识分子们热烈响应，教育界一片欢欣鼓舞。此后，全国各大高校纷纷效仿北大，也开始陆续招收女生入学就读。不管那些封建卫道士如何竭力反对，女生上大学已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而曾经强硬的政府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既然女生上大学已是趋势，教育部也只有顺水推舟，默许各大学招收女生，就这样，中国的女子终于真正与男子一样，拥有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十二节 开设平民夜校，学术服务社会
当时的北大，绝不是大门紧闭的学府，而是几乎面向社会开放的学术乐园，有“五大公开”。第一就是图书馆公开，不论是谁，有无学籍，贫富贵贱，都能进入图书馆免费翻阅书籍。第二就是浴室公开，学校浴室淋浴的蓬头一天到晚都有水供应，不论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淋浴。第三就是运动场全面开放，一到下午，操场上就挤满了人，外来人员比本校学生还多。第四就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在食堂买饭吃，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菜价。第五就是课堂公开。
当然，最受追捧的就是课堂公开了。那时候，不论是店小二还是工人车夫，或者是读不起书的青年，只要有求知欲，都可以进北大听课。学校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上课铃一响，只需在门口索要一份讲义，就可以走进教室听课。那时候的北大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里面存在着三种学生：一是通过入学考试正式录取的注册生；二是没参加入学考试，通过办理旁听手续进来的旁听生；第三就是偷听生，他们既无正式注册，也没有办理旁听手续，是未经许可偷偷来北大听课的。有不少人为求学，就在北大附近租下廉价的房子，长期在校内当偷听生。
对待他们这样的偷听生，北大教师们从不排斥驱逐。教授们认为，学术应该是天下的公共财富，是属于求知的人，只要他们想听，就大胆放心地听。他们想去偷听谁的课，就偷听去，甚至可以追着教授质疑提问，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请求指正，也没人盘问他们的来历。
1918年4月14日，北大开办“校役夜班”，为社会上求学的人而设。不论对方是什么年纪，是什么身世、国籍、学历、职业，只要想来听课，到学校办理登记手续就可以。为了保证夜校教学水平的质量，保证每一位夜校生来到课堂能学有所成，蔡元培给上夜校的教授设立了一些促进其积极性的惩奖条例，以不违背“民主、自由”为原则，更好地发挥每一位教授在这个社会上的作用。
“校役夜班”开办一年多后，蔡元培又积极倡导“成人教育”，借此扩大社会民众的受教育范围。1920年1月18日，北京大学开设“平民夜校”，首次开课的典礼上，蔡元培发表讲话，向前来求学的普通老百姓解释“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并发动在场的听众，“把你们所已知的传达给他们——你们的亲戚或朋友——使他们的子弟也入他们的平民夜校去求学”。
蔡元培是想通过“平民夜校”对百姓进行启蒙，打通社会与学校之间的隔阂，彻底扫除北大沉积多年的官僚气息，以及北大学生高傲自居的思想，拉近了学术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平民夜校”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结合的实验田，成了蔡元培实现“教育救国”的园地，同时也成了中国学府与社会结合的典范。
第十二节 守旧势力反应强烈，改革之路压力重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困难重重到眼看只有走人的地步。北京大学原本就是一个利益紧扣的大集团，实行改革，破除旧制度，必定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引来反对是必然的。
就拿北大开讲元曲的事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这样说，戏都唱进教室里去了，学校和妓院还有啥区别？学校提倡白话文学，开骂的人就更多了，有人说用樵夫渔民之流的语言来写文章不成体统，有些守旧派教授更是直接在课堂中骂起来：“这上课，都把《金瓶梅》当教科书了！”说那些新派教员愚昧无知，就知道奉承。
在当时，北大的改革备受全国媒体关注，这更加剧了一些封建旧派的强烈反对。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掀起反对北大的舆论先河之后，紧接着，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发出猛烈攻击，由林琴南写公开信给蔡元培，公然指责他的改革失误，首先批判正在大搞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抓他的私人行为大做文章，揭穿他有赌嫖的恶劣作风。借这舆论风头，维旧派媒体大肆批评新文化运动，林琴南更是公开激言指责蔡元培，给北大列举罪行，要求校方驱逐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正学术之风气。
对此，蔡元培并不示弱，他拿出民主斗士的架势来，撰写公开信给林琴南，据理反驳那些对北京大学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指责：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存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元培的这封信，虽然让林琴南有些无言以对，但是并不代表其他反对势力就此黯然退下。蔡元培身负使命，独自担当，竭力保护新文化的火种。可是，就因蔡元培这副“硬气”，教育部表现出不满，同时也引来了北洋政府对他和北大的高度谴责。
1918年11月16日，为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教育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蔡元培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负责主持演讲。在现场，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讲话，提出了凡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不论是提供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劳工。他呼吁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劳工的价值，敬仰劳工。这场演讲效果显著，引来现场的一片欢呼，同样也让北洋政府更加担忧。北洋政府认为蔡元培他们在利用集会的力量，当众煽动反抗政府的言论，再加上陈独秀时常散布新文化思想，北洋政府认为北京大学早就成了文化革命的据点，于是暗中对教育部施压，甚至派人跟踪蔡元培。
蔡元培与林琴南在媒体上对决不久，教育部就委派官员上门奉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胡适等人，并在背后推动认识蔡元培的人去劝他，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从北大撤除。
1919年初，某报纸登出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和学生们争风吃醋，当街打架，还打伤了妓女的丑闻。这下，那些时刻将矛头对准北大的反对派抓住了把柄，驱赶陈独秀等人的声音迭起，就连教育部都打来了谴责电话，要求北大立刻下发陈独秀的解聘书。
这件事非同小可，蔡元培不能不予以重视。3月26日晚，蔡元培和学校的几位元老在汤尔和家聚首，就此事的解决办法商谈到深夜。汤尔和、沈尹默极力劝说蔡元培，都认为是否解聘陈独秀，已成了关系整个北大生死存亡的关键。如今他已成众矢之的，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而牺牲整个北大，这样的代价不值得。
蔡元培一向尊重汤尔和和沈尹默的意见，如今连他们俩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可见陈独秀等人难以保全了。可是，爱惜人才的蔡元培却狠不下心做驱逐的决定，望着天花板一直沉默。沈尹默又提醒蔡元培说：“陈独秀、胡适两人的言行中确实有反政府的意思，你作为北大校长不加以管理，北洋政府本来就有不满，如今还坚决抗拒的话，恐怕是对你不利，而且据我所知，政府已派人监视你和学校了。”
这时，蔡元培却站了起来，大义凛然地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个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为了北大，为了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蔡元培不惜牺牲自我，他爱惜每一位人才，为了保护北大能有繁花似锦的学术盛景，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当然，陈独秀最终还是离开了北大，但蔡元培对陈独秀等人一直以来的支持，促使了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让新文化在全国遍地开花，完成了中国文化历史性的输血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