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治民要义，以顺平民之好恶为宗旨，当为儒家民本论之实践。所见至为精辟深入，足为其吏学精华。载于致李信斋同一函中：知其病而药之，则投剂必有其方矣。虚者补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导之。虽扁卢无以易。此夫子所谓与民同好恶者，非为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民恶盗贼，而我严缉捕；民恶匪类，而我诛强横；民恶狱讼，而我听断以勤；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也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宽以容奸，而有犯必惩。惠以养士，而非公不见。调和营伍，平心以臻浃洽。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下情。防患于未萌，慎思以明决。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滞，尚何病之不治哉？同上，页20—21。
姚莹举其治台方术，以起贫养民，生财致富为管钥，掌握要领，步骤简明，执行有方，而以实践十年期其绩效。姚氏吏治经验，真可垂式百代。正足见儒生亲政，以息养民生为念之根本。所论见其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致汤鹏（字海秋）函：
台湾近时之病固不止此，其大者，则在乎官民两贫。官贫则心有所馁，不暇远谋；民贫则争利愈急，难与为善。古人云：瘠土之民好义。此言地土本瘠之民，习于勤俭，故无淫佚之思也。若台本沃土，民久习于奢淫。富而忽贫，常人且不能安分，况海外浮动之区乎。以不暇远谋之官，治难与为善而且思乱之民，必无济矣。夫官胡为而贫也？官赖维民，民赖维物。物力耗竭，富安从来？台民生财之道：一曰树蓺；二曰贸迁。及其敝也，一耗于奢淫，二耗于词讼，三耗于械斗，四耗于乱逆，五耗于盗贼。五耗并至，其竭固宜。今欲治之，必先富之。其道奈何？曰养其所以生，去其所以耗而已。夫民有地自能树蓺，民有货自能贸易。惟有扰之者，斯害其生。苟去其耗，则得其养。二者虽殊，其道一也。今吾躬行节俭，凡道署中向所取给于属吏者，减之裁之。吾不扰吏，然后可使吏不扰民。凡奢淫之事，以渐禁止。所谓耗者去其一。督饬所属，勤理狱讼，不能无讼也，惟速结之。所谓耗者去其二。一县千数百庄，庄有董事十数。董事举一总理，理之董之。能无械斗者有赏，斗者有罚。所谓耗者去其三。周防于未乱之先，迅办于为乱之始，善筹于既乱之后。所谓耗者去其四。家自为守，人自为保，无业者有以资生，为盗者即行捕治。所谓耗者去其五。去此五耗，民乃可生，生得其养。比及十年，富将可复。治台以此，其庶几乎。《东溟文后集》，卷六，页17—18。
姚莹治理地方，以儒者民本精神为根，极为重视民生，安定民生，治之先使不乱，经乱更须使之复登于治。自以人民永久安乐，为最理想之治法。关键所在，仍当以民之本身入手。而姚氏识见，特重在易于致变乱之游民，取抚养疏导之法，而不穷治至于铤而走险。基本观念是：无论乱民游民，原先本俱为良民。由是主张除其枭杰，而收抚游众。道光十八年（1838），姚氏上议收养游民状与闽浙督抚，申明游民之本质：台湾大患有三：一曰盗贼；二曰械斗；三曰谋逆。三者其事不同，而为乱之人则皆无业之游民也。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游荡无所归束，其不为匪者鲜矣。道光十二年，张丙之乱，渠魁仅数十人，而贼众何止二万。若辈附和，非必欲作贼也。徒以无业荡游，贼招之则为乱民，官用之则为义勇。此皆可良可贼，视能食之者则从之耳。《东溟文后集》，卷三，页5。
姚氏继提具其收抚游民办法：
窃谓与其但事搜捕，适成为丛驱爵之形。莫若收用游民，以为化莠归良之计。夫游民众矣，将收用之，必筹所养，而不必官为养也。计嘉义一县，三十五保，一千四十二庄。彰化一县，十三保半，一千四百二十七庄。大庄约数百人，小庄约数十人。无业游手者十只一二。除实系逆案巨匪及抢劫盗犯，或命案正凶之外，其仅止惰游强悍与匪类往来者，大庄不过十数人，小庄数人耳。今使各总理董事，查明本庄似此者凡若干人。收使归庄，赦其前罪，准予自新。由董事劝谕，本庄公给饭食，作为庄丁。无事则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仍造具年貌名册，送官存案。责成总董稽查约束，不许更与匪类往来。如此则游民自愿归庄，无业皆为有业。虽有大奸，而党散势孤，易以成捦矣。同上，页6。又，同上，卷四，页6—7，同文件云：“夫法不可屡更，今必期信守。此收用游民之法，非于旧行章程有所更改也。正即清庄联甲之法而推行之。所虑愚人惜费，或以为难养闲人。然台地年来大熟，米商不至，各庄皆有余粮。以数百人之庄，而养十数人；以数十人之庄，而养数人。常不至于不给。且此本庄之人，非其族邻，即其戚属，并非外至。向来台俗，遇有匪类械斗，及逆匪到庄，皆有派饭章程，民间习为之矣。有事以之养贼，害且为之，无事以之养民，有利无害，何惮而不为？”
姚莹历任牧令，亲民日久，屡清讼案，接触频繁。其所据以裁判基础，本于学者理性思考，有其基本做法。即师儒化民训俗之心，以了解人性共通特质，早有认识，掌握根荄，洞烛机先。实亦有预警之言，如其所撰《通论》：
且夫天下之民，其循分自安者，大抵椎鲁无识，仅为人役而已。若小有技能，即不免过分之望。况夫山川精气，间有所钟。其人既挟殊常之能，非常之志，类皆自矜贵而贱人。幸而有业自存，固无论。一有失职，彼其能俯首帖耳，甘贫贱而无事乎。天下之患，常中于所忽。朝庭晏安，四夷宾服，又且人主聪明，谨守祖法，勤于政事，大臣夙夜恪恭，以求无过，甚安也。是时天下即有奇才，而无敢倡为高论，轻议时事。智者无所用其谋，勇者无所用其力。举世以为太平矣。而非常之患，即伏于其中。何也？奇才智勇不虚生，不能见于国家，彼将自见于天下。吾恐其荡佚自恣，将伺隙而生端也。且世之所谓太平者，果能风俗不偷，人心朴厚，忠正盈朝，府库充实，四时无水旱之儆，海内无师旅之役乎？将不能也。此数者，一有不然，足为大患。况其备之者，乃犹习故常，不以人才为急，吾深为执事者惜之。《东溟文集》，卷一，页1—2。又，按姚氏之论虽为就士民本质立言，亦就人才出处立言，备主国政者之参考。故又有如下之论。载同前书，卷一，页2—3。“昔者东晋之际，王谢诸公，励志中兴，而不能得王猛。苻坚得之，遂霸中原。庆历之间，韩范当国，贤髦毕登，而不能用张元、吴昊。夏人用之，卒为西患。论者未尝不惜其以人材资敌也。夫以人材资敌，甚于以兵借敌，以地予敌。苟罗而用之，彼皆吾材也。胡为以助敌乎？王、谢、韩、范诸公，岂其智虑不及此，而竟失之者。狃于故常之见，忽于耳目之前故也。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不能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有不为乃可以有为，释其小乃可以见大。举世不觉，而独言之者，必有观时之识；举世共趋，而独不顾者，必有经远之谋。接其人，察其议论，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是在执事者之鉴择矣。夫阔大者多疏，沉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迈者多奇。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若夫谨言曲行，与众俯仰，岂所望于国士哉！”
姚莹重民知人，为施行吏治管吁，生平久为牧令，甚得人心，实为成功良吏。然于知人之外，姚氏亦颇重法，惟以儒家中道观点处之，任法而不务苛细，慎刑而不趋宽纵。虽儒者以仁术为心，决不至舍法不用。见其道光四年（1824）上书台湾道孔昭虔云：自古有道之国，不赦有罪。盖法者本诸天祖，虽天子之权，不能以意为轻重。今则拘于阴德报应之说者，往往有意减释人罪。莹尝苦口争之，以为是纵也，非宽也。夫所谓宽者，特举其大纲，不为苛刻繁细附会深文而已。故圣王在上，网漏吞舟之鱼，然未尝废网而不用。武侯治蜀，用法颇峻，而蜀人百世怀之。子产称众人之母，而铸刑书。此其义至为深远，非浅见俗士习妇人之仁者所能知也。虽然，法者圣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为已甚，其中有权衡焉。苟矫纵弛之弊，而一意峻法，则或有不得其平者。
《东溟文集》，卷四，页20。
综观姚莹生平，重大成就，多在地方牧令之表现。亲民有法，治事廉能，自为一代循吏。虽其后晋升台湾道员以至广西按察使，军政表现，有足称述。终不及其于地方吏治阅历之深，经验之富，识见之卓越而广博。论其经世思想，实以其吏学言论最有系统，最见精彩。
四、鸦片战争变局之遭遇
道光十八年（1838）姚莹接任台湾道员，为台湾地区最高地方官。次年广东以查办禁烟，与英国冲突，引起鸦片战争。至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攻破厦门，并进攻浙江，占领舟山。中国沿海告警，各地戒备。台湾孤悬海外，尤为紧张。姚氏职司守土，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力为防守之计。
姚莹、达洪阿于道光二十年九月起会同乡绅提督王得禄布置台湾海上防备，集合水师、营兵以及乡勇，进扎环岛重要港口，以防英船来犯。
姚莹：《东溟奏稿》，卷二，页1—4，《会商台湾夷务奏》。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之间有英国双桅大船驶近鸡笼海口，触礁搁浅，为沿岸官兵包围截杀，斩白人十人，黑人二十二人，生捦黑人一百三十三人。此外又有数白人头目投水自杀。并夺得炮铳图册各件。姚莹、达洪阿联衔奏报，以为战功。道光帝闻讯，甚为欣喜，并亲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以为中英开战以来前所未有之胜仗。所有立功官员，均予优叙升赏。达洪阿与姚莹均予赏戴花翎。《东溟奏稿》，页5—13，《鸡笼破获夷舟奏》。
姚莹、达洪阿在台湾防守，捕捉白人黑人多名，径自奏报朝廷，当亦同时禀明闽浙总督及福建巡抚。按之清朝官制，姚莹职分不过道员，并无资格专折奏事。惟因地在海外，凡任台湾道员，均加按察使衔，具有监司大员资格。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则加提督衔。于是二人可以联衔入奏。然闽浙总督为直属上官，先有失守厦门之事，计欲以台湾所俘英人交换厦门，因是令泉州知府致书姚莹，使将俘虏解赴福建省城。姚莹复书据理拒绝，引致上官恚愤。《东溟文后集》，卷七，页6—7。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复泉州太守：“承惠书台湾破获夷囚，大府意令解至内地，以厦门鼓浪屿尚未收复，欲示德于夷帅，亦一策也。窃思此事若出自英夷则可，盖以百余囚人，易回鼓浪屿，无损兵威，复可布德，计诚无善于此者。今夷初无此意，方且大肆鸱张，既据厦门，旋夺定海，又寇乍浦，所至残破。其势甚锐，而志益骄。藐视中国甚矣。彼方以厦门为囊中物，据之以通浙粤之咽喉，安肯以百余被获不甚爱惜之人，遽弃其胜算哉！为此谋者，徒出我之私计，希冀为之，设夷挟其狡诈之威，阳许还我厦门，及囚人既得，仍逗连不去，或巧易他词，复夺厦门，又将何以处之。且夷囚亦安能解至内地乎？台湾内渡三口，厦门已失，不必言矣。闻泉州之蚶江，福州之五虎门，皆有夷舟停泊，台湾起解夷囚人至百余，事难秘密，必有奸民往告。夷囚及口，徒所为劫耳。何能至泉州福州待我之求耶？鄙见以为此计殊不可行。幸转陈于大府。事势如此，非敢方命也。”又，（姚莹）《年谱》，页18，略述其事经过。
姚莹拒送英国俘虏至福州，本已招致上官不悦。随即又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生捦英国黑、白人四十九人及中国汉奸五人。是为第二批俘虏（白人十九人，黑人三十人，华民五人）。更先后在道光二十一年间，将所获俘虏问明口供。于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上奏朝廷，议请就地正法。并奉到道光帝批，准其所议。而于四月初五日正式奉到上谕云：“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百三十余名，均着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东溟奏稿》，卷二，页57—58。
姚莹奉旨执行，遂将大批俘虏，在台湾就地斩决。于是更使闽浙大吏深恨姚莹之贪据己功，而不经上官之手，并绝其换俘之计。姚氏虽上书闽浙总督怡良，解释经过，然遭上官忌恨，终伏因于此。《东溟文后集》，卷七，页8。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覆怡制军（良）言夷事：“台湾前获夷犯，已遵旨分别留禁正法。泉州府沈守两次来书，深以逆夷性好报复为言。尝熟思之，夷性畏强欺弱，我捦其人，久而不杀，彼以我为惧彼，是明示之弱也。沈守又以舟山厦门失守，为夷人报复之证。试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岂有仇乎？逆夷垂涎台湾已久，即不杀夷囚，彼亦可以破舟丧赀索偿于我，前所斩溺之夷，无不可为报复之词也。不杀徒自示弱，杀之犹可壮我士卒之气。惟当安抚人心，益修守备，严捕奸民，尽心力而无懈耳。两军对垒，势必交锋，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畏彼报复之见，何以鼓励士卒乎。愚昧之见，伏乞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