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近代经世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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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1)

一、绪言

自英国产业革命发生,带使世界进入科技时代。列国追随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世界工业化,形成激烈竞争局面。冲击动力广被于美、澳、亚、非各洲,得风气之先者,占尽天时地利,其族繁衍,其民安富尊荣。承其敝者,不知创新,不甘仿效,不求进取。其国日削,其民困敝穷苦,流离失所,至于消亡。厥咎何由?实为主国政者昏聩因循,贪私苟且,无知无能所招致。持国之君后,负天下安危,不能诿过于其他。

追考中国近代之衰敝,虽问题丛错,头绪万端,仍可一言概其大要,则在于中国政府应变之成败而已。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刺激中国朝野,未尝没有敏觉之士,提出追习科技改制仿效之议。魏源之《海国图志》反复言之,并列图文。而政府官场因循苟且如旧。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军打进北京,火焚圆明园,刺激中国反省,而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应世局,并展开自强运动,推展种种新政。此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之第一步,亦为拯救中国之重要途径,端看其识见高低,进展迟速,因应是否灵活适当,进而考究其成败原委,责任谁属,关键所在。自为近代史上重大课题。惟问题庞大,不能不由众多专家学者分头就个别关节考究明白,再进而归纳出全般情况,以为检讨思辨之根据。本文未能就全局大者研考,仅抽取自强工业中电报一项,作为入手,俾能提供一方面之参考。盛宣怀为创建中国电报重要关键人物,深值备为检讨思辨之资。因而定为本文研究论题。

西方人研究发明,以金属导线通电传递讯号,为时在十八世纪,而付诸实用,发明电报机以为通讯工具,为时已在十九世纪初,约当中国嘉庆中叶。及欧美广泛使用,组织公司,经营电报事业,为时已至清道光间鸦片战争以后。至于辗转传入中国,实由于美国教士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在咸丰元年(1851)以中文撰写《哲学年鉴》,把西方电报原理传输中国。黄嘉谟:《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台北,1968年印。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北京,中法议订《北京条约》之际,法国专使葛罗(BaronGros)向恭亲王解说电线通讯方法,并允将法国出版电报图书赠送中国。及图书送到,恭亲王竟以其无用,辞却不受。充分表现中国政府领导人之短视无知,因循守旧,不知应变。同上。

咸丰十一年(1861)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L. de Balluseck)一再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架设由北京至天津电线,俱为总署所拒。然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俄使再照会总理衙门,要约声明,如中国境内允准外国设立电线,应以俄国为优先,请求中国复文存案。总理衙门未及发觉俄国阴谋,竟予照复允准。此项承诺,于中国电报利权构成严重威胁。事后长期成为俄国架设电线交涉之理据。考究总理衙门照复,以见其适应当时世势之舞弄公文,搪塞敷衍。亦足以察知中国近代致败之根由。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1862年2月16日)总署照复:本王大臣查发铜线法施之于中国,诸多不便。所以未能见允。今接阅贵大臣照会,将来如准他国设立此法,自必先以贵国为始。相应照复可也。《海防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印,丁编,《电线》,页1。巴留捷克照会及总署照复,俱载此页。

向外国引进工业技术,乃知识与商业行为,惟在十九世纪列强之对付中国,无时不用外交手段干扰中国。举凡中国兴办工业若轮船航运、电线、铁路、矿务等等,无不饱受西方列强外交力量之挟制与欺骗,形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一项特色。此所以不慎之中一定丧失工商利权之主因。列强之外交介入与干扰,为自强运动中重大特色。世人不可不知。

中国自设电线之先,丹商、美商、英商先后均有海线到达东方各国。施用种种外交交涉,以至乖巧强施手法,要在中国陆上设线,使总理衙门穷于应付。但是直迄同治末年外商并未得逞,然而在此十三年期间,中国主政者竟不能察觉电线通信奇速之优点,以及列强何以竞相采用之用意。真可谓昏昧顽冥之至《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其中于早期列强向中国中央及地方设线交涉述论甚详…如此政府领导,带使中国落伍,能不负担误国之责?

中国官方觉悟者未尝无人,最早有李鸿章(同治四年)、沈葆桢(同治九年)均曾委婉表示中国为维持利权起见应自行办理电线。《海防档》,丁编,《电线》,页8—9,同治四年二月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存而匆论可也。鸿章仍随时设法严禁,决不稍有松劲也。”又,同前,页95:同治九年七月,沈葆桢致总理衙门函:“闻电线之设,洋人持议甚坚,如能禁使弗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庶于海疆公事无所窒碍。若听其自作,则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矣。”而南洋大臣曾国藩亦曾在同治十年(1871)考虑架设江宁(南京)至福州电线,路线方式,均作详慎设计,而最后并未施行。《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

自咸丰十年中国政府领导人得悉铜线通信之法起,迁延推诿,犹豫疑虑,辗转贻误十五年时光不论。而列强官商求信息灵通一再哓哓交涉不止,清廷亦毫不肯屈从。如此坚持不办,终须受到一次严重损害,方始醒觉。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向美国租船,进入台湾南部烧杀牡丹社番民。中外商民早借电线通信传播各地,清廷政府尚懵然不知。由此刺激,方知军报远逊外人,除立即派遣沈葆桢渡台查办,及运淮军六千赴台防守外,同时允准丹商大北公司架设福州电线。大北公司迅速以十二天工程完成福州至罗星塔电线。可以加速闽台间军报。至此应视为中国电报起步一项重要开端。惟此事招致后日俄使抗议,据理要求中国架设电线,须使俄国优先。日军侵台事件平复后,终由中国买回拆除,运台使用。《中国电线的创建》,《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而总理衙门经此一次教训,方知坐失戎机,使国家置于危险,不能不思考改弦易辙,接受电线通信之法,以应付列强竞争之世局。

二、中国各地电线网之建立

中国政府对于电线通讯之利,真正醒觉来自甲戌(1874)日军侵台的刺激。军报远落人后,无法与列强竞争,永远居于被动,是立国最大危机。然福建地方大吏,不识主权轻重,不明总署立场,为仓卒架设电线,竟给予丹商大北公司过多利权,再加俄国要求优先,遂不得不出价购回,收由中国自办。惟于创设电线之政,则自甲戌年已进入实践阶段。福建设线与大北订立及收购交涉,其情颇多复杂转折,详载《海防档》,丁编,《电线》,页120—200。黄嘉谟文亦作扼要清楚之叙述,足备参考。

由于日军侵台,台湾隔于海岛,军报甚难传递,因是事后以福建巡抚时往台湾留驻。有大员就地决策行事。丁日昌时为福建巡抚,颇留意加速台湾建设。南北消息,极须沟通。乃于光绪三年(1877)四月,将购赎大北公司之福建电线运台架设。自南部旂后港(今高雄)接连台湾府城(台南)直通至鸡笼港(基隆)。但实际仅通至安平港。此条电线,纯由中国自办,丁日昌委命福建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负责经办,并将通报洋文字改为汉字。当知中国电报之创始,应以1877年为正式开始年代。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印,册6,页334—335。

丁日昌识见高远,超越恒流。任江南海关道时,与洋人交涉最多,创设江南制造局,习见外洋精巧机械。为中国之自强,极力主张吸收西方技术,并推行新工业建设不遗余力。惟其综核名实,察察为明,不合于官场因循习气,颇使同官妒嫉。独有李鸿章最加赏识重用,视为同道,引为得力助手。近代中国创设电线,丁日昌实为倡导前驱,自强新事业之实行家,亦与李鸿章意趣一致。可惜宦途蹭蹬,不能久于其位。丁氏于光绪四年即因病休致,而在光绪八年(1882)去世。

除丁日昌以外,仍以李鸿章见机最早,主张吸收西方新技术最力。除其早期在同治初年开创兵工业外,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轮船招商局,均为大力推动中国工业化。至于主张中国自设电线,则早于同治四年(1865)已向总理衙门婉转陈述。当时实在总理衙门一再申明禁阻外人在华设线指令之下作此建议。

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调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维系京师门户,承担国防第一重镇。军国要政万急,必争时效,有两件时事引致其警觉注意,使之严肃思考,立即开办电线通讯。因是于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二日奏请创设南北陆路电线,自天津直达上海。并以两件时事为立说理据。其一云: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师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8,页16。

其二云: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李文忠公奏稿》。又,李鸿章试验电线通讯,早于光绪三年(1877)已在天津机器局东局(另有西局)架线先作实施。由机器局至李氏天津行辕,相距十六里,而通报迅速,李氏叹为奇捷。于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致书丁日昌云:“此间水雷学堂,兼习电报,诸童颇有进益。昨将东局(天津机器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需费数百元。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询属奇捷。闽中学堂已散,台地电报将如何试造。幸速筹办,俾可逐渐推广。”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7,页12。

事实上李鸿章曾有试验而见明效,早于光绪五年五月架设天津至大沽口,以及天津至北塘两条官线。此次奏请,实为创办商线起见。意义价值,尤为深远。中国商用电报,实以李氏此奏创其先河。

李鸿章奏请创设津沪陆路商线,奉到上谕批准,即委派道员盛宣怀招商经营。创议筹资商董即有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而以盛宣怀总司其事。计自光绪七年(1881)三月开办,五月初开工,自天津紫竹林起,中经大沽口计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以抵上海,此七处并设立分局安置机房、打报、译报工作。十月竣工,十一月初八开始通报营业。当时盛宣怀合众商董向李鸿章禀明,此一电报局自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起,作为官督商办。电报总局设于天津。同时创办电报学堂,造就技术人才。至所耗用安设电线经费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两余,则招商股于光绪八年三月及六月已缴还官款六万两外,五年后再缴二万两,按年各缴五千两,免计利息,是为八万两之数。其余欠款,则就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平时互通电报之费,按数扣还。此外维护沿路电线畅通,须有兵弁巡防。每年需用兵弁马干口粮,及汛房修理,均开支湘平银一万一千两。亦自光绪八年三月起,五年之内由淮军军饷内开支,五年之后由电局负担。《李文忠公奏稿》,卷44,页22。

事实上,盛宣怀自光绪六年受命办理电报局,所有体制格局、人事运用、经费来源、工程进展、电报营业、地方巡护,多出于其个人承担处置,设想安排。盛氏精明强干,心思细密,眼光敏锐,治事熟练,交际灵活,于李鸿章北洋属僚之中尤长于经商。由于盛氏家族自其父盛康起即广治经营钱庄当铺,久操官商绅民活动资金,可谓半官半商世家。而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多年,于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方法,又获得不少经验,故深得李鸿章信任。今李鸿章委命创办电报局,实凭其特殊条件与才干,自非侥幸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