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出洋，驻使外国，是1875年（光绪元年）以来，中国历史上一个创新的制度。最初风气，官场中安故守常，多数不愿担任使职，而且颇加讽议讥嘲。三十年后，渐有改变，其中固然因素很多，而早期出使的先驱，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的开辟功劳，以及其所建树的风范，均有重大影响。在此时代的驻外使者，尤其为世人所敬仰的人物，在光绪末年已有“三星使”称号，即指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三人。三人俱富有新思想，而以薛氏尤为宽广繁富，并具体系。
一、生平事迹
1.家世
薛福成字叔耘，又号庸庵，江苏省无锡县人。生于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他的祖父名叫薛锦堂，是生员出身，世居无锡。福成的父亲名叫薛湘，字晓帆，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薛湘与兄薛沅在无锡地方同以文词著名，薛沅仅为贡生，而薛湘则以进士出身，外放湖南省，任安福（今名临澧）知县。咸丰四年（1854）薛湘虽然升任浔州知府，却因为地方绅民劝留，并未前赴新任，咸丰八年（1858）终于病死湖南任上。其时福成与长兄福辰均随父亲住在任所，故而曾国藩前来吊祭，福成乃得一见。实为后来上书国藩，任职幕府的先导。
福成兄弟六人，均为顾氏所生。长兄福辰，咸丰五年（1855）举人，曾任工部司员，后来在山东任官甚久，为巡抚丁宝桢所器重，在光绪元年曾与徐建寅会同创办山东机器局，开山东现代工业之先声。故亦号称熟悉洋务，历官山东济东泰武临道。然其医术之精，驰名全国。因此他曾为慈禧太后诊病，并且治愈。后来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病卒于故里。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十五册，页57，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九日记：“夜，薛君福辰来。此人薛晓帆之子，能古文，通医，十年前工部司员也，今为济东道。其政事未可知，独于洋务言之甚悉，以为中国无事坐失厘金每年千万，是大失计。”仲兄福同，同治六年（1867）举人，卒于光绪三、四年间。福成排行第三，同治六年中江南乡试副榜。季弟名唤福保，县学廪生出身，很富有才识，先由曾国藩荐与山东巡抚阎敬铭幕下。后为丁宝桢罗致幕府，仍在山东巡抚幕，直至丁氏升任四川总督，始终追随，丁氏并特别两次疏荐人才保举他。当知对福保的器重。可惜他在光绪七年（1881）染患疟疾病故了。福成尚有五弟福礽，六弟福庚，事迹不易得知，只好略而不叙。
无锡薛氏望族，在当地很有名气，但福成一家并非富有。虽然三代都有科名，而在他父亲薛湘中进士以前仍然要连年四处奔走生活。道光末年在湖南任官县令，家道稍为充裕。咸丰八年薛湘病卒于湖南任上，福辰、福成兄弟相偕东返，当时因为太平军在江南活动频繁，无锡并随之沦陷，福成兄弟一家就陪同母亲侨居江北宝应县东乡。一直到同治三年（1864）江南平定，并未迁返故里。关于薛福成家世，除薛氏个人著作外，并参考《无锡金匮县志》卷十六、十七《选举表》；卷二十二《文苑传》。
2.佐幕
薛福成自从奉养母亲，避居宝应，在这七八年间，兄弟们砥砺学业，研读经史，可以说是一个从容进修的时期，在薛福成当是十分重要。因为这是他进入仕途以前，个人充实知能的最后一段准备。恰在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奉命督师剿捻。曾氏乘舟自江宁（今名南京）出发，转沿运河北上。曾氏并仿照往年在安庆时办法，出征之际，在江南北各地张贴招贤榜文。薛福成在此情势引诱之下，准备一封条陈，在曾氏船到宝应湖时，呈上这封万言书。国藩阅读之后，赞赏不已，于是就邀纳福成在幕府办事。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页2042，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六日：“阅薛晓帆（薛湘）之子薛福辰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至福成上曾氏书，已收入《庸盦文外编》，卷三。光绪十七年九月，福成复加识语云：“按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莫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世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此即已辩正曾氏日记手书所误写其兄福辰名字矣。这是同治四年闰五月的事，薛福成方在二十七八岁之间，也就是他生平任事开始历练的一个机会。
福成在二十七八岁开始佐幕，在学识准备上当然相当充分，在能力见解上也可以说达于成熟阶段。福成古文基础最好，尤其长于议论，一开始就受到曾国藩的欣赏，并且加以鼓励，邀入幕府，立即介绍他和几位长于古文的幕友相切磋。
福成既入曾国藩幕府，所执何项职司，已经无从考察。但就他自己文集所收录代曾氏撰写《忠孝录序》及《丹阳束氏族谱序》，当可知道属于文牍之类。国藩幕下，人才济济，职掌文类颇细，重要者如章奏，如牋牍，如钱粮，如刑律，当非福成所得参与。次要者如咨札，如启帖，以至应酬文字，当不免有所代劳。而福成凭恃古文根底，则杂驳多样的应酬文字，自必多所承担。
福成自同治四年开始佐幕，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前后号称八年之久，俱在国藩幕下工作。初始二年为战时军幕，随于行军大营，虽不免奔波劳苦，却可因战功铨叙官职。及同治五年十一月，国藩回任两江，福成乘机而参与同治六年江南乡试，得中副榜。仅次于举人出身。同治七年曾氏总督直隶，同治九年又回任两江，福成全都追随幕府工作，始终其事。
福成佐曾幕八年，最初以同知任。同治七年因西捻平定保叙直隶州知州，加赏知府衔。但他最大收获，尚不在于谋求任官资格。就一般而论，政事的历练，在幕中观摩学习，获得丰富经验，以为后日任事的参考，实最为重要。就做人处世而论，在曾国藩领导之下，幕友多以师长看待国藩，日常受其教导陶冶，于立身应世也学习不少。再就社会关系而论，国藩幕下人才众多，同为幕友，乘此交结不少贤俊。当时关系密切的有向师棣、黎庶昌、莫友芝、陈宝衡等。同幕尚结交李榕、钱应溥、屠楷、程鸿诏、刘翰清、王定安、方宗诚、吴汝纶等人。由幕友的切磋交游，无论学问德行，自必有所增进。是以在曾幕八年，对于陶铸品格，酝酿识见，历练能力，对于福成实在均有重大帮助。
曾国藩去世之后，福成有两年无所依附。但在光绪元年（1875）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罗致幕下，担任重要职司达十年之久。观察福成各类文集，自光绪元年至十年，各年均有代拟的文件，包括奏疏最多，其次则有函牍、序文、墓志铭等典雅文字。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文献，就是参预李氏幕府机要而拟具的各种策略。如光绪二年所拟《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是应付烟台议约的对策，光绪五年的《筹洋刍议》是应付当时一般外交的政策基础。同年的《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是为避免赫德于财权之外再扩张军权而提出的建议，光绪八年的《论援护朝鲜机宜书》是应付壬午朝鲜之变的建策，光绪九年的《论援救越南事宜书》是为中法冲突而提出的援越对策。这些尤其足以代表他对重大事体的个人见解，并且显示福成在李氏幕府中参预重要策画的地方。
3.浙东筹防
薛福成久在直隶佐幕，追随李鸿章。中间曾在光绪七年一度代理宣化知府，可以说是他直接处理政事的开始。但真正担任实职，仍应算在光绪十年的受任宁绍台道。这时福成已四十六七岁，无论才智阅历，俱已十分成熟。尤其先后久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自然见闻广阔，经验丰富。
光绪十年（1884）五月福成在北京引见之后，赶赴浙江宁波任所，这时正当中法战机紧张之际，沿海奉命加强防御。福成到任，就必须承担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海防任务。而且根据往事的经验，浙江沿海是兵家必争之地。1840年代，中英鸦片战争，定海首先被英军占领，并且骚扰宁波、绍兴两府。这次对法备战，宁绍台地区尤其要加紧防范。是以福成任事，一开始就要担负艰巨，必须兢兢业业。
当时浙江巡抚是淮军旧将刘秉璋。巡抚驻扎杭州，杭州地区也必须加紧海防，当然无法离开杭州。刘氏用兵重点，也把宁绍台看得最紧要。当时就派令薛福成总理宁绍台营务处，统筹这一地区防守设备。浙江提督为湘军水师旧将欧阳利见，原来驻守此区，此时则统率楚勇二千五百人，及本标练军一千人（就是提督所统率的亲军部队，称为提标），镇守大浃江海口（甬江下游称为大浃江）南岸险要金鸡山。再派抚标（巡抚的亲军部队称为抚标）亲兵统领提督杨歧珍统率淮军二千五百人，镇守大浃江口北岸招宝山。海口北岸重镇，就是镇海县城，沿岸南北有重要炮台，称做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是由淮军守备吴杰镇守，并有兵船“元凯”、“超武”两号巡防，专门防备海上船舰的进口。此外，又派淮军旧将总兵钱玉兴率淮军二千五百人及练军千人，沿甬江一路各要隘布防，并对金鸡、招宝作策应。这是刘秉璋对宁波海口的军事布置。
军事布置构成战防的基本条件，而实际运用仍然是变化无穷。尤其法国军舰在中国沿海游弋，乘机寻衅，不知何处会遭受攻击。宁波沿海沿江布置，除军力分配之外，实质上的防务是在如何防御法舰近岸，当然要看炮台的火力和对法舰行动的侦测。更麻烦的是如何阻截法船驰入海口，除炮台以外还要看中国兵船的防御能力和进口水面的拦截布置，这些都是福成主持营务处的重要工作。
福成对于宁海防务颇为用心筹划，全局的基本观念以和众为主。因为他虽为主持防务之人，却并不是指挥调度之人。指挥调度，大权在于巡抚。福成则代为综理一切防御的经营，有责任而无实权。尤其浙江提督驻防这一地区，福成更是无从以小制大，故他在筹防任务的执行上，以联络众志、集合众力共同尽心为入手。所幸这时有两个能干的同僚帮助福成，实心任事。一位是宁波知府宗源瀚，一位是试用同知杜冠英。是他策划防备种种设施的重要执行者。此外还有两个能干的助手，在他手下处理与外国有关的琐事，一位是洋务委员李圭，一位是幕宾杨楷。
自海口起，南岸有金鸡山，北岸有招宝山，中间水道号称蛟门，是进入甬江第一道海口。南北两山各有重兵防守，并有重兵专管炮台。而对海口水道防备则以北岸的镇海城为经营中枢。这里一切行动，全由杜冠英驻在镇海经理。首先防备是海口以至入江水道打桩沉石拦阻船只进入。两岸增修炮台，添布炮位。口门中间，仅留华尺二十丈宽孔道，以备船只出入，但在战事吃紧之时曾一度填塞。另一重要设施，即自宁波至镇海陆程四十里之间架设电线，使镇海军情能够瞬息相通；镇海设线之外，并架支线通金鸡山欧阳利见军营，使两岸呼应更灵。这些设防，仍是通常之举，而更为周密的行动，是通知海关关闭海上灯塔，拆除外海浮标。由于七月福州马江之役的教训，福成把四位外国领港员先后以付酬金条件，订立合同，使之不为法军利用。至于舟山岛与镇海隔海相望，实则孤悬海中，防守最难。福成乃利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国退还舟山的声明，宣称英人有协防义务，并翻成英文刊登英国报纸，用此声势，使英国不能坐视，而法军也不敢进占。这是福成实质上外交运用的成功。
战事的吃紧，发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先是在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1884年8月23日）福州马尾为法舰攻击，中国兵船被击沉七艘。南省海上防御力量薄弱，为了协助闽台防务，又自江南调派南琛、南瑞、澄庆、开济、驭远五艘兵轮，由总兵吴安康统率，进援闽海。他们在十二月二十九日（1885年2月13日）驶行到浙江潭头山洋面，突遇法国兵舰七艘来攻，仓促分散退避，南琛、南瑞、开济三船驰入镇海海口，驭远、澄庆两船则驶入三门湾内之石浦港。可是两日后，就在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85年2月15日）清晨，法军用浅水轮船，驶入石浦港，施放鱼雷，将驭远、澄庆两船击沉。于是镇海洋面就更形吃紧了。
当开济、南琛、南瑞三舰驶入镇海洋面，当然会招使法船来攻，薛福成更须加紧设计防御与应战。不久又因驭远、澄庆沉于石浦港内，而法舰来犯，将更是不可避免。福成对此情势，与海口各军密切联系，沉着应付。由于福州马江之役船首朝内的教训，令购置三千五百磅重巨大铁锚，分系开济、南琛、南瑞三船船尾，以使鹢首始终对向外敌，使船首重炮施放得力。此外则建议刘秉璋严电饬令吴安康（吴之座船即开济轮）坚守海口，不得向口内逃遁，否则就地正法。三船官兵自此愤励用命，不敢再有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