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生平治史，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用心最多，致力最勤，前有三书问世，此时又要刊布一书，俱要公之于世，就教同道方家。向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拙作与先驱史家之开放坦荡用心相同，愿为中国学术披荆斩棘，为后圣之前驱，备世人之问刍。
本书之暴表方式与前三书形式不同，盖鄙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自初始即立下宗旨，要自一代之问题入手，就其创生不同观念，一一加以追考探究，分别独立考校，逐一展布于世。质言之，乃是以问题为主，一个一个分别研析讨论，而并不以思想家人物为主。前者所出三书，全循此同一形式。识者可以覆按。本书著作形式却并不同前者，乃是每篇俱以人物为主，未再蹈循旧路，自是转换一种形式与世人相见。
二十世纪后半（五十年代以后），研治思想史者蔚起，余为庸众之一，未免追逐潮流，多数学者重视名流大家，特以中国史上先圣先贤，为同好共趋，风气上承清末梁启超之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书，民国以来从袭者尤不在少数，大多数集于清代以上，而以先秦为最盛，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中国史上名贤大家，几乎全被网罗。惟于近代（十九世纪以后）人物则所涉甚稀。偶可一见者，则有演论曾国藩之书。惟自六十年代以后，研究重心始降及于近代。不但中外竞选名家研究，即吾同门诸学长亦多从事研究人物思想。惟吾则仍以研治思想观念为宗，而人物则俱附同一时期之有相同观念者，顺笔提到而已。
余之前者三书，所本立场，所持方术，早先已有声叙，自无须于此重述。而今之书，乃是以人物为主，并明言各家皆小儒也，当有申解，以释同道之质疑。
吾所在之研究环境，治学风气有共趋之方向，亦有专司之区别，有全同之领域，亦有异趣之重点。吾等受刘广京先生之启导，有六七人研究明清两代经世之儒，多人俱以人物为主，而余亦后进末学，在诸友之中，追随附骥。故而书最晚出，全落在他人之后，乃为实情。不惟如此，同道之中学长多已在此领域选择一代硕学名儒而研治之，吾当避免争竞，才学不及他人，因而只选一些较次要人物作为探索对象，则不至与他人有所重复。
本书所收为向之研究近代经世小儒有十四人，无一人可称之为大儒者。惟鄙人向来研治思想史，近代人物所经搜辑而各能具反映当年识见者，在十九、二十世纪期内，其人物不下四五百人。有者略一提到，有者陈叙较多，惟其中重要名家，早已为人反复研讨，此则有洪亮吉、魏源、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唐鉴、刘蓉、曾国藩、方东树、康有为等。我自无一涉及，其所以甘居末流者，乃事实之当然，岂可冒滥？
我所涉论诸家，可谓身份背景不同，职司阅历不同，生活遭遇不同，志趣节操不同。可算是很为驳杂。不过同是一代，面对变局，其各家反响，则一致创生因应变局之思想。虽是各有不同感受与辩识，却俱足表达应变之觉识。乃是人人不同身世，却各能就识力学问，提呈论析判断，自然表达各人具体观感，流布于文字陈说，是即思想言论结晶。本人所汲取者乃在于此。
何以又出一书？本书则与前者三书相同，自是要看清十九世纪，在西力冲击的震荡之下，中国人的反应，其见识如何？认知如何？因应的智术如何？观察中国的遭遇与未来趋势如何？总的要看中国人有无能力走向自立自强。其一国之反省、众庶之信持、主政者之能力、制度之改变，以至国力恢复之希望，俱在备为估断之列。鄙人所得到之通体印象，当然是抱乐观之思。有信心，有根据，付之刊印，以供世人参阅。
吾印此书，以人物为论题，与前此之三书不同，然在个人著作而言，实早已着手试探，非晚近所为。其中论王韬、姚莹、薛福成等文，俱为三十年前之作。自非一向不重人物，所以前以问题为主者，乃个人治学心志所钟，一般循此方法，须先集百家名人资料，工夫要大要久。比之专攻一人物之思想较为费时费力。前时之事，乃代表鄙人一家风格。今之专以人物为主之作，乃是追随向来学界惯例。今日本书之出，亦非另开新路，个人立场，仍置问题之作，代表吾之本色。
说来吾亦未尝不赶潮流，而不肯随众所趋，亦用心于重大思想家之研究。吾与李云汉先生合写孙中山思想，出有两书。吾之单篇论文，专言孙中山思想者亦不下十篇。惟我仍是抱定不以专写人物为职司。在此工作上言，我仍是有主有从，而且只以今日之本书为向学界求教之代表。
国内学界朋友相接识者不多，却得同道友人推毂揄扬，肯定所见，实倍感汲引厚爱。兹特备载各家大名，以志不忘，并申感谢与求教。其在京津者有：王戎笙、陈东林、耿云志、欧阳哲生、张海鹏、贺照田、关捷、侯杰等先生，其在上海者有熊月之、陈绛、易惠莉、顾卫民、冯金牛、忻平等先生，其在南京者有张宪文先生，其在长沙者有钟叔河先生，其在杭州者有陈学文先生，其在山东者有戚其璋先生，其在福州者有林庆元先生，其在广州者有韦庆远、林家有、桑兵等先生，在此一并申陈感佩与受惠之意。
至本书之出版，承上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费神经营以至刊印行世之安排。谨表感谢。
2007年4月23日
写于台北之善刀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