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者在提到ъ和ь及其他结尾的元音在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中消失的情形时，倾向于在这里发现语音区别的影响。好像，在俄语历史上，结尾的非重音元音的消失是从高元音开始的。相对于中高元音而言，这些元音可以达到零状态。比如，在18世纪初时，阴性单数第五格形式oj代替了oю，而且结尾的j完全没有表达出来（请看：索博列夫斯基，《俄语语言史》，1891，90页）。我们也看见了在单数命令式中ь代替u的情形（请看：索博列夫斯基，《论文集》，225页），而且纯粹的语音区别在这里没有意义。在命令式、不定式及其他形式中，非重音u开始模糊，然后完全模糊，一方面是追求结尾元音消失的结果，另一方面，即使没有u，该形式在意义上也是确定的，因此，结尾的u似乎就是多余的：后缀t就是不定式的充足特征。而词干的最后一个辅音舌面音，或者甚至根据这个辅音的语音组成，在它不可能与特殊的舌面音组合（j或者ǔ，ж，ш，щ）的情形下，使用没有任何动词命令式特殊特征的动词词干，便是动词命令式作为表示意志的动词形式的充足特征。但是，不同格（比如，кости，благодати，ночи，суши）的结尾u就没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因为在这些格中没有这个u，就不可能有格形式的确定性和表现力。正如单数格形式Ojy的结尾у是任选的音素、可能的音素一样，也就是或者是说出的音素，或者只是在心理上能够存在的音素一样，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音素，语音组成oj借助于语境完全能够清晰地确定格形式的意义，而在阴性宾格形式中，这个对于格典型的结尾y类似的模糊，简直完全不可思议。但是不止这些高元音i和y遭遇到了在词尾的这种模糊和完全消失的现象。在同等程度上，这一现象也涉及了“中高元音”e、o、a。指出比较级сильней、красивей代替сильнее、красивее的情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поле、море、ложе却不变化；指出там、как、так代替тамо、како、тако的情形也是如此，但сено、дело、окошко却不变化；指出сь（делаюсь、становлюсь、защищаюсь）代替ся（делается、взялся）的情形也是这样，但баба、ложка、кобыла却不变化等等情况。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语音区别和语音条件。我建议将其称为“心理重音”，即对于形态和语义联想而言的语音位置的相对重要性。“心理重音”的存在使得该音位在它的发音表现上变得稳定，缺少“心理重音”音位的表现力越来越减弱，经过发音阶段的任选性（факультативность），即发音的唯一可能性，但不是必须性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脑中心世界变为零，彻底消失。
在保留了рукэ（руке）∥рука发音形式的情况下，кисть变为тисть，гиря变为диря，偶发性的变化与好像有利于类似的偶发变化的词头区别完全没有关系，与不发生变化的词尾也没有关系，但却取决于一点，即在词语所有形式中，кисть、тисть和与其同源的所有词语中总是有含有软音k、г的组合，即ки和ги。而且在руки、руке中，软舌根音k与同源形式和词语рука、руку、рукою、рук、рукам、руками、рукав、рукоделие中常见的硬音k发生语音交替。与固定的，没有复杂化的，舌根硬音k类似的形式和词语的结合，重复含有固定的，毫无疑问的舌根音的这个音位的发音印象，也支持着руки、руке形式的软音k的舌根性，而失去了任何支持的词语кисть和гиря中的软音k、г，被动地接受了语音上追求以软前舌音代替软舌根音的影响。
我认为，这些观点应当是打消了我们作者对“禁令性的类推”（прогибитивнаяаналогия）的误会和疑虑（267—268论纲），也就是已故的克鲁舍夫斯基暗示给他的疑虑。克鲁舍夫斯基宣扬“语音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和无例外性”的教条。博戈罗季茨基在宣扬这一教条的同时，声明道：“既然在希腊语中有元音之间σ向h不断变化，直至零的规律在起作用”，那么这样的过程应当出现在σισοα（→σισοαι...σισοδι...σισω...σισψ）的组合中。试比较原始变位的相关形式λúη，后来经过类推构成了σισοαι。这一形式并不是原始形式的继续，而是新形式（267论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与博戈罗季茨基争论，愿意接受他的解释，但反对动机的教条性和先验性。如果σισοαι就是“新形式”，那么不应当将保留原始语音组合的所有情形都归类到这个概念中。
在词源上与斯拉夫语НБO、НБC，希腊语γεψο，梵语nbhas同源的立陶宛语debesís中，作者借助于非鼻音化或者闭合从下打开的鼻腔，在开始下一个音节的非鼻音辅音b的影响下，从原有的n引申出d。第一个音节ne处于重音上最弱的位置，促进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其他的语言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但是也可能对这个替换的偶发性和无例外性有质疑。或许，“民俗词源”，也就是使得这个词语与在词头含有原有的d的其他词根等同，促进了这种替换。为了证明这个推断，可以列举斯拉夫语的девять和立陶宛语中的devyní。它们在相邻词语десять和dēimtis影响下，用辅音d代替原有的开始的n。但如果认为立陶宛语中的debesís，在只有下一音节中的b影响下，用d替换原有的n是偶然性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质疑下面关于俄语语域中的虚假并列现象。“所分析的情况类似于元音领域和大俄罗斯土语：забодот，зоростот的同化。”我认为，这里完全不是前置词за中的元音a同化下一个音节的元音，而是用另一个含有o的前置词，类似于по，до，под，со，во，ко……同化这个前置词的外表。由于这个系列的前置词，形成了元音o的表象与前置词或者前缀表象联想。非常有趣地指出，在这些土语中没有重音的前置词на、над会是什么样子。
博戈罗季茨基教授的观点：“词素或者形态部分不是假象的本质，而是词语的实际部分。”（250论纲）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唯一可能的。我自己也将其作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语言论著的基础，比如1868年发表的《波兰语变格中类推行为的若干情况》。
博戈罗季茨基用若干完全准确和成功的论据强化了这个观点（250—251论纲）。
243论纲分析了所谓的“民俗词源”或者民族构词（народноесло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现象。但并不妨碍确定“民俗词源”和“类推”的区别。
当然，二者都是改变词源和形式的联想，引起语音变化和发音变化的结果。但民俗词源体现在具有不稳定的形态—语义划分的词语中。这种划分只有借助于民俗词源的过程来实现。而所谓的类推，体现在已有明确划分的词语中，只是一种形态取代另一种形态而已。在这两种语言心理过程之间，还有一类改变词语和形式联想的形式，即词语结构的“再整合”（переразложение，переинтерграция），也就是移动个别词素或者在形态上已经划分的词语各个部分之间的界限，移动形态部分或者划分词语。
我们的作者在提到“民俗词源”时非常公正地指出：“追求理解不明白的词语是建立在习惯词语意义基础上的。”
在244—245论纲中，博戈罗季茨基指出：“被称为民俗词源的过程是由若干个最简单的过程组成的。在言语中，这些过程不仅可以一起，而且也可以单独地，或者在个别组合中出现。当然，与此相关，过程的一般性质会发生变化。”他发现了三类这样的“最简单的过程”：
1）“音响的替代音素”（或者按照波兰语文学者杨·卡尔洛维奇的术语“ассонация”）。
2）“形态化”（按照卡尔洛维奇的术语“аррадикация”）。
3）“语义化”（按照卡尔洛维奇的术语“адидеация”）。
作为第一个个别过程例子，我可以列举在俄语中losipéd（лосiпэд）代替велосипед的情形。我们的作者枉然称“形态化”是“形态的再整合或者形态简化的特殊类型”（244—245论纲）。当创造词语небель、некрут的普通人第一次听见词语мебель、рекрут时，对于他而言这些词语在形态上是不可分的，他必须将它们划分为небель、некрут。所以，这里不可能阐述“再整合”，而只能谈论“分解”和“理解”。
如果在喀山省的切博克萨雷（我想，不只在这一个城市）可以遇见以“дифтерик”代替“дифтерит”发音的情况，那么当然不是由于另一个音素代替一个音素所致，而只是因为音素组合it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后缀，而且作为活的指小后缀uk，要求将其纳入这个形态上不清晰的，因此不能分解的词语结构中。
为了解释“语义化”，作者以很有趣的、发生在自己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为例：“在谈话中我听到了词语‘полиция’（比如抓进警察局），但是从没有看见полиция（警察局）。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在相似词语‘полица’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这个词语的表象，所以想象着полиция，我认为就是一栋房子或者一个房间，四面墙上都有‘полица’。我是这样解释词语‘полиция’的，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具体的内容。我只是借助于我熟悉的相似词语，在脑海里才形成了具体的内容。”（245论纲）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解释语义化。即在波龙斯基《回忆录》中关于屠格涅夫童年时的事情。
“……日祷之后，小屠格涅夫在饭桌前宣布，他知道魔鬼叫什么：它叫Мем。当问到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解释说，在教堂里助祭说‘走开，Мем！’，他不是在驱赶魔鬼，又是在驱赶谁呢？”（245论纲）
很遗憾，这个例子不是很鲜明。首先，应当解释，助祭的哪句话在音响上可以被理解为“走开，Мем”……
关于所谓的“简化”或者整合，首先，在形态上可以分解的词语是一个不可分解的词语整体，我们的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尤其在童年，是将复杂的词语理解为简单词语的时期。（每新一代）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邻接性联想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一联想建立形象或者表象与作为简单象征的名称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一来，上一代人构成的在形态上已经表现出的新词语，下一代人可能感觉非常简单。”（258论纲）
同样，博戈罗季茨基教授完全正确地解释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结尾和后缀脱离了自己的前一个词素的音素，而不是相反。“与词语的物质部分相比较，形式成分具有较高的重复率。这种倾向与此有关。事实上，相对于第二变格中词语的结尾ο、ου及其他情况而言，某一个词语χοδψο希腊人在日常言语中很少说。高频率地使用词语形式成分——结尾和后缀导致了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在自己的前面拥有一个音素或者音素综合体，由于与这个经常在它们前面重复的音素或者音素综合体相似，它们开始相互之间产生联想。”（275—276论纲）
据此，我们的作者巧妙地猜测到了所谓词干元音的来源和第一性的后缀构成。比如，猜测到关于名词词干元音ě∥ǒ的起源。“在印欧语原始语言中，有一系列以这些元音结尾的单音节词根（比如，qo，to），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意义，后来归属到结尾中（即os，os，ot）。根据类推，这类结尾后来开始补加到其他以辅音结尾的词根中。”换言之，词根词素部分，即它们最后的音素，元音，甚至辅音，开始随着时间的推进成为了“词干元音”。
应当将我们的作者关于“重音经常是区分的特征”（269论纲）的论断限定为这样的意义，即在俄语和其他带有形态上可移动重音的语言中是这样的。但在重音的作用只是加强语音词语的音节的语言中，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