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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在这个世纪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一系列科学中，语言学的地位并不是属于最后的，还在19世纪时它已经在欧洲的土地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谈到19世纪的语言学，我们只指欧美世界，即经历了自己的19世纪的世界。因为至今为止，且不说部落，即使中国人、日本人和穆斯林民族都还没有参与到全世界的纯理论生活中，目前还没有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因此，只有在欧美土地上，在这个具有创造性的和先进性的一代人那里发展了真正的语言学，即认识和科学地研究语言，也就是人类言语的各个方面。
在18世纪，也就是更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发现那些思维流派的萌芽，正是在这些流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语言学的伟大画面。当时它们还只是数条狭窄的小溪，后来逐渐扩大和加深，融为了巨大的知识海洋。在开始时，发展的螺旋曲线只是慢慢转动的，接着逐渐加速，转速越来越快。
在19世纪逐渐促进现代语言学建立的小溪流，也就是原始推动因素有哪些呢？
在希腊和罗马语言和文学领域，不断进行的语文学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条主要的溪流。这其中包括了欧洲学者了解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语文研究，还包括了解属于18世纪下半叶的印度语文学，梵语和印度语法理论。
学者们在欧洲的学校中研究拉丁语，在其他一些地方研究希腊语，还有民族语言。因为需要正确地言说和书写，因此必须掌握个别语言的特点。有时人们甚至在校外学习外语，而这就需要教科书、实践语法和词典。除了这一纯实践性的方面以外，还有纯科学的，在精神上追求满足深刻研究不同语言学问题需要的方面。人们曾经尝试过确定一种或者若干语言的专门特点；通过对比词典或者著作的途径来对比和比较不同语言，尝试对个别语言和语族进行分类。
还曾经创建了哲学或者唯理（逻辑）语法（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思考过语言的起源问题（赫尔德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了从生理学角度研究语言，甚至设计出了能够发出人类言语若干声音的仪器（在18世纪下半叶，肯佩纶·克拉策施坦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
17世纪末18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注意到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类推现象及研究活语言的重要性。当这个原则（只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语言学的座右铭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且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了这一原则。在17世纪初，欧洲的传教士已经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语言记录了词语，试图描述这些语言的语法方面。操多种语言的国家君主也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
现代语言学，19世纪的语言学诞生在语文学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语文学的继续，反映了较新颖的世界观。在下列情况的影响下，语言学得到了最终发展与改变。
1）莱布尼茨思想开阔了语言研究者们的视野。
2）通过了解印度语法，人们开始注意语音特征，学会了将词语分为组成部分，并进行了分析。
3）自然科学中常用的观察法和实验法在语言学研究中部分得到了运用。
4）威廉·洪堡特的哲学架构和赫尔巴特的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在语言表象研究中的运用，使得语言学具有了真正科学的属性，即从心理角度研究语言。
5）近百年来流行的达尔文理论和进化论，影响了语言学者对语言生活的认识。需要指出，在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原则比在自然科学中使用得还要早，还要具有魄力。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比较语法”的部分是19世纪的产物。在方法上这个动力来自于印度语法学家。学者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分析语言和将词语划分为部分的方法。而这引起了不同“比较词典”中不同语言的对比。
1816年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这是一本比较其他一些印欧语言的小册子。应当认为这就是所谓印欧语言比较语法的开端。葆朴有力地证实了这些语言在起源上的亲属关系。这使得葆朴及他的同时代人，其中包括波特，建立了整体上的比较语法，而后来又逐渐完善了经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科学领域。我们在比较语法中找到了这些阶段固有观点的综合：施莱赫尔（1860和1870年之间）、勃鲁格曼和德尔布吕克（最近一些年）。
开始时，研究者盲目地重复着印度语法学家的一些错误，但很快就摆脱了他们。所以，比较语音学现在已经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只是在形态学方面需要一些根本的措施。欧洲和美国语言学者很难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各种残余及古典语文学的陈旧观点。这里有悠久的传统，所以习惯性更强一些。
他们按照印欧语系比较语法的例子，开始比较这个语系的个别语族（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尝试比较了日耳曼语、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其他语言的语法），还有其他语系的语言，首先是乌戈尔—芬兰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和闪语系。
与比较语法共存的还有历史语法。这种语法从语言文献中获取材料，从语言逐渐发展的历史顺序上排序材料。应当认为格里姆（1819）是历史语法的创建者。他非常清楚，并将之运用于日耳曼语中。
最后，所谓的“语言哲学”或者“言语哲学”成为了语言学问题中的特殊方向。威廉·洪堡特在19世纪上半叶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首先，在这个语言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成分曾经占据了主流，后来它逐渐让位于心理学成分。在这个方向施坦达尔及他同拉查鲁斯一道创建的杂志《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惠特尼、保罗、罗马涅斯、萨斯、布雷阿勒、波铁布尼亚、阿佩尔的不同著作都含有的概括与结论应当归类为所谓的语言哲学。
谈到科学的基本性质，现代语言学越来越成为心理语言学。冯特的新著很好地展示了一些一流的心理哲学家赋予了语言学研究重要意义。
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开始完全有意识地使用心理学资料来解释语言形式领域内的变化（舍雷尔、雷斯琴、萨斯、布雷阿勒，哈维特，勃鲁格曼和奥斯托霍夫）。现代语言学者不善于有意识地使用表象联想和联系，落后于科学自身水平。
在19世纪的语言学史上，可以发现逐渐和越来越强劲地摆脱不同的先见势头，摆脱或来自于以前的时代，或者出现在19世纪的缺乏理据的一些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摆脱了语文学的影响，及字母优于音素的做法。开始严格区分口语和书面语。从语文学中继承的关于任意替换字母的概念已经不再存在，取而代之出现了音素向音素过渡的概念，语音交替的概念。
不再用音韵学，即谐音去幼稚地解释语言变化，而是通过追求节省三个方向的语言行为：发音阶段或者语音构成、接收阶段或者听和感觉，最后是以大脑为中心或者语言思维为出发点解释语言变化。
就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开始摆脱印度语法学家的一些伪理论。
以前习惯崇拜语文学的博学，即认为只有那些用赞美和威严的符号标注的高尚语言、文学语言才值得研究。贵族作风应当让位于语言学思维越来越强大的民主化进程。如今根本不存在不值得研究的语言。
施坦达尔在著作《语法、逻辑和心理学》中对声名显赫的“论语言是有机体”（贝克尔）纲领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奥古斯特·施莱赫尔还认为，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并据此认为语言是统一的、完整的有机体。由于一些反对之声存在，这个理论必定会瓦解。因为曾经有人指出，语言不能脱离人而存在。而且，语言作为物理现象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个人传承性基础只能是心理的。
语言的谱系分类——这一分类建立在历史同源基础上——首先是谱系树理论（施莱赫尔、古尔提乌斯及其他人）。接着是波浪论（舒哈尔特、施密特）。无论是“谱系树”理论，还是“波浪论”都不能经受住批驳。一方面，这两个理论都将语言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现象，另一方面，两者都没有考虑到语言现象的复杂性。
因为语言谱系树的存在，科学已经摆脱了梵语好像是雅利安语言的原始语，比如古斯拉夫语或者古教会斯拉夫语是斯拉夫语系的原始语的观点。人们开始认为，这些语系和部落的原始语言在不同的方向中不可能保留下来。
一句话，摆脱形形色色巫医式的统治，摆脱即使表面上看来高尚和学术性的各种偏见就成为了19世纪语言学发展的特点。
逐渐发展、进化的原则被引入到语言学中。开始关注变化的相对年代性和语言过程中的时间连续性，开始区分语言中的个别特点，也就是研究历史前景中的语言现象，而不是像印度人那样，在一个时间层面上研究语言现象。进化论要求考虑谱系的传承性和适应性或者同化，同时科学地解释了所谓的“规则”和“例外”。
萌芽现象，各类旧时的残余，各种因素的互相融合，尤其历史传统和语言发展的某时代固有的生理—心理原因的融合，所有这些新概念都描述了19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学发展。
严格和巧妙地洞察语言过程的历史连续性，认为更晚些时候的语言分支属于一个可预测的共同源头的观点，使得构拟以前的状态和预测所研究语言的未来发展变为了可能。
如今我们知道，语言犹如生活的其他现象一样，永远是变化的，永远处于运动状态。此时无限小的但经常起作用因素的影响，也会引起语言的根本变化。
以前认为语言特点与操某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和情绪有联系，而概括个别的变化则表明了经常变化的方向和相互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高等数学中的函数关系。
语言学方法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方法：精确分析和抽象现象越来越多。数量思维应用越来越广。我们可以在统计数字的基础上描述语言，引入无限小值、无限小差异的概念，萌芽差异（зародышевыхразличий）概念、一定方向的发展极限概念。
为了解释语言现象，我们还使用了力学概念。比如，使用和确定心理和生理能量，我们确定稳定性和变化的条件，即一些语言形成的可变性。
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语言学与其他因某种原因与之接近科学的联系是19世纪科学思想发展的标志。确实，在研究问题方面越来越专业化。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追求经常性的综合、概括，确定一般性观点的倾向。越来越认为有必要确认各种科学的共同思维基础，剔出任何的巫医术以及对待事情的非批评性的态度、崇拜不需要批评的权威的任何行为。一句话，从真正的科学中剔出任何其他时期思想发展的残余。科学方法应当是不同的，但思维的基础却是共同和一致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19世纪语言学的内部分支，看一下语言学研究的不同方面，语言学者研究的专业问题。
在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部落和民族语言的同时，开始认真地研究个体语言。不断发展，即准确意义上的发展，是个体语言的特点，而研究个体语言完全属于普通语言学范围。与此同时，研究拥有传统和历史的任何部落或者民族语言属于历史语言学范围。与社会、谱系生活不同，研究个体生活首先引起了语言的萌芽学和病理语言学的出现。在萌芽学中我们研究儿童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而在病理学中研究语言上有障碍人的语言。
追求适当研究语言进化树的方法，使得研究或许处于思想发展低级阶段的部落语言，还有动物语言，包括与人类接近的猴子语言成为必需的内容。根据人类学和生物学事实，必须同意一点，那就是人前期或者是真正的人在直立行走以后才进入了语言发展阶段。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如，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的相关假想）也对语言起源问题感兴趣。
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人类语言是单源的，还是多源的？语言是在某时某地形成的，还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形成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在科学基础上提出的，摒弃了所有的在思想发展其他时期的宗教信仰中穷尽自己智慧的巫医术观点。
19世纪语言学材料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发现了属于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还有小亚细亚的古代语言。由于研究最古时期的代表性文献，包括伊朗语族的曾德语和古波斯语，意大利—罗曼语族的民族拉丁语，日耳曼语族的哥特语及其他古日耳曼语言，波罗的海或者立陶宛—拉脱维亚语族的古普鲁士语，斯拉夫语族的古斯拉夫语，发现了对这个语系中个别语族而言非常珍贵的材料。
除此之外，不仅发现和研究许多其他已经消失、只反映在文献中的语言，还有一些至今存在的语言。这一切都开阔了语言学的视野。破解了阿卡茨基语和苏美尔语，研究伊特鲁里亚和巴斯克语言，准确描述了许多高加索语言、乌戈尔—芬兰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美洲语言、非洲语言、奥地利语言、波利尼西亚语言、东西伯利亚语言及其他语言。
有时成功地确定了新发现语言和已经了解的语系之间的谱系联系或者亲属关系。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破解阿卡茨基和苏美尔语文献使得我们有权利将这些语言看作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或者“都兰”语族的古代代表，只是它们具有另外一些形态结构而已。根据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汤姆逊的最新研究，可能古伊特鲁里亚语言也与这个语族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