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伊异常聪明。她的智慧机敏，巨大，突出——它把清醒、清晰同对抽象性和一般思想的适应能力，把逻辑一贯性同直觉的突然迸发结合起来。这些素质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同她认为值得注意的人们的交谈之中。她是一位罕见的，同时也是一位难以应付的——很多人都这样说——令人疲劳的交谈者。她寻找并敬重的颂歌便是由此产生的，那大部头的（显然已经佚失）关于沙皇家族灭亡的长诗——尽管她没有任何真正的君主制的思想，如同总的来说没有政治信仰一样——也是由此产生的。
玛·伊并不迷信，但是她赋予符号、巧合以特殊的意义，好像它们揭开了命运的意图。她出生在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半夜（1892年9月26/27日），她认为这是她人生道路的预兆——由黑夜走向欢乐，由凡世走向精神。不过这里面依然没有任何隐藏的神秘主义——不过是为想象提供的食粮。仿佛也不是社会制度的论据，不是政治理论使她对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性充满仇恨，这种仇恨以非同一般的力量和激情既表现在《捕鼠者》之中，也表现在数十首短诗里。这里也汇合了天性的因素——生就的排斥那些只要她一张口便能理解她的人们，她身上有一种高智能者的不耐烦劲头儿，仿佛她不愿意解释那些胡乱抛出的思想或者形象。这些东西应当赶忙地抓住，谈话变成了一场语言竞技，必须时刻地提防着，击退隐喻、引文和格言，猜想那些暗示和只言片语的真意。
也像诗里一样，玛·伊由前提一下子跳到结论，略过中间环节。对她来讲，最主要的是闪电般的简而明的答话——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否则游戏的全部狂热，由快速和恍然大悟而产生的全部激动便消失了。一连两三个小时如此紧张，我有时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我由于年纪较轻对此仿佛感到有些难为情，好像自己抵挡不住，所以我把这种表现隐蔽起来。只是过了多年以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对于这种文学比赛也有类似的感受。此外，玛·伊有时候随便讲起不久前的印象，或者自己的过去——谈到过去时只是三言两语，这时候表现出她的幽默感，表现出她喜欢开玩笑，喜欢描绘她的邻居的愚蠢和天真——但是她的笑声往往流露出挖苦和辛辣的讽刺。我没有感觉到她的言谈中怀有善意。
几乎总是同我刚一分手，玛·伊便紧跟着寄信来，她忍不住要把话说完，加以补充，或者援引一首最能表达她的感情和意见的诗。一般来说，她喜欢写信——有时候我觉得，她忘记了在给谁写信——她想消除沉默并且找到“友情的耳朵”的愿望是那样地强烈。这一点，从她的许多思想和情感的流露大概是找错了对象之中便可得到说明。她的字体清晰，工整，信尾带有“又及”，信中上下左右加以补充，有些话加以着重——用拉开字体的间距来加以突出，以便保持语调。在她的书信往来方面——这是她孤独时主要的解闷方式——她也是保持着“奔跑的速度”，像我对她说的那样。信一写完，她马上就寄出，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没有邮票，也没有买邮票的钱），就丧失了兴致，而如果信压了两三天，她索性就把它撕了扔掉。对于复信她也是要求这样急迫，而如果回信迟了，她就会狠狠地责怪收信人疏忽大意、漫不经心，以及其他一些罪过。
她在这方面时常发生冲突，例如，她对捷斯科娃说我不回复她的信，只是因为我由布拉格寄往巴黎的复信迟到了几天——这种指责是完全不公正的，若我说，是荒谬的。这只是在我们交往的漫长的年代里发生的许多误解之一，从玛·伊方面来说这种交往往往是很复杂的，而且在1925年以后有时是矛盾的，再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是常有的，而且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例如，1932年玛·伊由于我偶然指出各种类型的艺术的混合而非常激动。我说，在一个范围里的一种起源的自我流露的不同形式，以及手势和舞蹈恐怕在语言之先，它们表达着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的东西——狄俄倪索斯因素直到阿波罗。如同许多近视的人听觉非常发达一样，茨维塔耶娃不是看到的，而是听到的，于是她便同意这一点乃是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的根本区别。她从作为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学家的父亲那里什么也没有继承下来，绘画、雕塑和建筑以及舞蹈真正与她无缘——正如同作为钢琴家的母亲没能把从事音乐的意愿灌输给她一样。她觉得把在时间上运动的芭蕾舞与在空间里静止不动的建筑和静止的音乐加以比较（我再说一遍，不是我的比较）简直是无稽之谈，是对诗歌的亵渎，对神灵的攻击。“您是在把芭蕾舞与兰斯大教堂加以比较！”她不满地惊呼。于是又出现一场争吵，我接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教育，而玛·伊接受的是德国的哥特式艺术的教育，她本能地疏远希腊和地中海。最后，玛·伊确认她不喜欢那里的所有的碧蓝的海岸，而只承认海洋，更喜欢的是群山和高空。她仿佛写信对我说过，她最大的享受是登山，“毕竟接近天空”。
这次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年，由于格伦斯基尼·巴·格伦斯基（1909—1934），青年诗人，死于车祸。1928年茨维塔耶娃与他发生了爱情纠葛。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墓志铭》是献给他的。我差点儿没同玛·伊争吵起来。她把他当作诗人捧得太过分了，可是他的诗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动，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激怒了她，她指责我冷酷无情。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争吵更深。我们的关系于1924年末至1925年初出现了裂痕，因为发现我们之间缺乏她所幻想的文学与个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是的，我们对诗歌以及一般来说对文字创作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许多意见和评价与玛丽娜的不尽相同，尽管她“尝试忍耐”，如我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她依然感觉到不满和失望。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她尊称我为“文学批评家”——这在她的语汇中是一句骂人的用语。
我们的个人的友谊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玛·伊在与罗泽维奇破裂以后的几个月里变得坚强了。她对破裂感到难受、痛苦，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需要有“一个友善的肩膀，好能够投入其中，埋在里面——忘却忧愁”，应当依偎在谁身上。她仿佛觉得，我能够给予她这种精神上的支持，而且此时我已同我的第一个妻子离异，在个人的麻烦事同病相怜的处境下，玛·伊认为有了互相理解的保证。但是我们的个性、激情和追求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冲突。第一，如同往常一样，玛·伊关于我创造了某种幻觉：她自己把我想象成是精神和一切美德的化身，根本不了解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爱好，激情或者缺陷。她升入九霄云外的高空，在那里没有翱翔多久，便坠落到地上，像往常一样，这使她受到了挫伤，给她带来了痛苦。第二，她要求亲近的人不与他人分享地奉献，毫不顾忌地融为一体，包括牺牲，同时她希望带领她的人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弱者会受到她的蔑视。
玛·伊在1929年4月给捷斯科娃的一封信里公开地承认：“从前，只要人们要，我就像暴风雨一般地给予！后来克制了。与我能够给予的相比，人们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但是问题首先是，她抛弃了别人所提供的东西——她想要更多的东西。而我既不能接受那种暴风雨，也不能接受她那种导致拒绝生活、拒绝自己本人、拒绝自己的道路的绝对现象。她记得有一次我回答她说：“一颗裸露的灵魂！甚至使人感到可怕。”她对我这句话不能原谅，而更加使她受到污辱的是，我对她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疯狂的爱，我做不到这些，我只能作为一个同志和使她感到亲近的人，对她表示忠诚和依恋。玛·伊写道：“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终生的和每时每刻（能够每时每刻）的朋友。有谁能永远地，甚至躺在灵床上也能使我感到快乐。”而我知道，我们的生活道路是不能汇合一起的，只是有时候交叉在一起，而且我们俩的命运完全不同。她由此得出错误的意见，似乎我在疏远她，而且却看中了一些卑微的女人，我宁肯要“石膏废物而不喜欢卡拉拉大理石”（她在《忌妒的尝试》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博·罗泽维奇的，但是马·斯洛宁（1894—1976）却肯定地说，是献给他的。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唱完颂歌以后，她便在见面时开始对我说一些挖苦话，背地里骂我。有一个时期她这样做时，几乎怀着一种仇恨，经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怀着她平时在追求一贯性而又达不到一贯性，在竖立基座而又毁坏雕像时的那种顽强劲头儿。我知道，她这样做并不轻松，殊不知我依然尽我所能地帮助她，在我的一切公开发言中维护她。但是，过了几年，在她化愤怒为宽恕以前，她已经深信我们的友谊是可靠的。
玛·伊的生活是悽惨的，她的孤独和不能与人长期交往在这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她是一个爱情专一的人，尽管有过着迷和变心，她真正爱的只有她丈夫谢尔盖·埃夫伦一个人。后来，当弄清楚，尽管他们彼此如此相爱，但是他却既不能放弃他的政治活动，也不能放弃独立的、与她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她便把整个剩余的尚未耗尽的温情移到了儿子身上。同女儿的关系也发生过挫折和冷淡。通常老是与其他人断绝关系——她不是过分苛刻，就是过分“不珍惜”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合她的心意，她要不就为他们竖立起纪念碑，要不就把纪念碑砸得粉碎。而对那些准备为她赴汤蹈火的熟人，她仿佛视而不见——也许她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她以冷漠和充满蔑视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使他们受到屈辱，把他们吓跑了。但是就连对她总是忍让的人，她也不承认是真正的朋友。比如她对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伊兹沃利斯卡娅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死于1974年），文学家和翻译家，写有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墙上的影子》和《必遭毁灭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曾将《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献给她。、对电影导演图尔然斯基一家、对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列·尼·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的第二个妻子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她谈到安娜时曾说，她是“火眼金睛，就是在黑夜森林里她徒手都能抓住夜莺”）、对图卡列夫斯基、对列别杰夫，突然产生一种好感、投机感，只是刹那间，但是没等建立起持久的、经常的联系，她的感情便熄灭了。她同起初对她恶意诽谤，后来表示悔悟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1890—1939），俄国评论家、文学史家，1932年返回苏联，1937年被捕，1939年死于距马加丹200公里的阿特卡劳改营中。有过短暂的友谊，1926年他曾邀请她去伦敦两周，在他返回俄罗斯之前，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她，——但是她却与他很少，只是偶然地见面。与格伦斯基和施泰格尔阿·施泰格尔（1907—1944），诗人，茨维塔耶娃是通过施泰格尔的姐姐，女诗人阿·戈洛温娜认识他的。1936年施泰格尔患肺病，并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心灰意冷，茨维塔耶娃对他深表同情，因此每天给他写一封信并有献诗，以解除他的烦恼，鼓励他，但施泰格尔却从疗养院又回到他在巴黎原来那个圈子，茨维塔耶娃对此充满愤懑。的友谊，如我已经谈到的，是精神上的，而同捷斯科娃的则是通信的。我认为，1925年儿子出世以后，玛·伊再也没有过任何的爱情生活，广义来说恋爱生活。本文这里说得不太确切，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有过无数次恋爱，无论在她儿子出生以前还是以后；但是大多是精神方面的恋爱，她自己也毫不隐讳，在给她的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到她的一些爱情纠葛。有的还转化成为作品。当时她已经33岁。不管怎么说，恰好是在穆尔出生以后，玛·伊决定离开布拉格，摆脱掉她在那里常常体验到的闭塞感。她希望在巴黎能找到新的朋友，读者，听众——开辟更广阔的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要知道，在俄罗斯人侨居的柏林日落以后，巴黎成了我们的侨民的首都。
我不敢相信，玛·伊在法国会实现她的所有计划，但是我不想跟她争论，况且她的离去牵连着许多实际的和经济的困难，因而她请我给予帮助。在实行南森式护照南森式护照是一种临时身份证，根据1920—1921年国际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F.南森的建议，由国际联盟发给无国籍的人和难民，以代替护照。的年代里，要想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需要经过特别准许。我同法国领事很熟，因此为埃夫伦一家弄到了所需的签证。然后需要为玛·伊盯紧捷克提供的作家资助以及《俄罗斯意志》的预支。在这些未来的收入的保障下，捷斯科娃得以从一位熟悉的妇人那里办了借贷，于是1925年10月31日，把丈夫暂时丢在布拉格，玛·伊战栗地、激动地与穆尔和阿利娅一起登上了旅途。与她同行的还有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安德列耶娃，她把一切使玛·伊感到担惊受怕的麻烦事都包在了自己身上，甚至包括照顾几个月的婴儿。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的布拉格的阶段就这样结束了。11月1日她已经身在巴黎，在这里她要度过艰难困苦的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