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茨维塔耶娃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们起初（凭一时的热情！）还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头脑冷静下来，便不再理会了，他们嗅到了异己的气味：那里的气味。内容似乎是‘我们的’，‘而声音却是他们的’。”
对于通常被称为政治的那种东西，茨维塔耶娃是天真的、固执的、真诚的。1922年我同画家艾·里席茨基共同出版《作品》杂志——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出版。玛丽娜自动为这个刊物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揭露性的诗《下流坯，你们听着！》译成了法文。到了30年代，当她对俄罗斯的文德的热情早已冷却下来以后，她依然不能适应新的历法。（我想起了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年间的几个故事；勃洛克曾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激烈地捍卫古老的缀字法——他什么都接受，但“森林”这个词如不加Б在他看来就不成其为“森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维塔耶娃写道：“德意志，我的疯狂！德意志，我的爱！”（她在这种爱中不是孤独的——勃洛克也曾谈到他对德国文化的溺爱。）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德国的师团开进被出卖了的布拉格，于是玛丽娜便诅咒他们了：“啊，狂妄！啊，伟大之木乃伊！燃烧吧，德意志！疯狂，你创造疯狂。”
30年代，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很偶然、很空洞。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的；我也不知道她写了哪些新的诗作。这些年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和认真工作的时期；现在我看见了她在诗歌上的成长，摆脱了最后的几件“外套”，找到了普通的和锐利的词句。
她生活得很不好：“丈夫有病，不能工作。女儿一天编织帽子赚五个法郎，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名叫格奥尔吉）就靠这五个法郎糊口，这就是说，我们正在慢慢地饿死。”
谢·雅·埃夫伦成了“返回祖国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表现得很勇敢。玛丽娜对自己的儿子、对那些在父母侨居国外的时候诞生的年轻人写道：“别去追悼你们不曾到过的那座伊甸园……”阿利娅到莫斯科去了；谢·雅·埃夫伦不久也跟着她去了。
但是连茨维塔耶娃自己也不曾到过那座假想的伊甸园。过去的世界从来不是她失去的乐园。“当不能笑的时候，我也喜欢笑。”正是因为“不能”，她才爱得很多，她不在她的邻人们鼓掌的时候鼓掌，而且独自望着落下的帷幕，她在演出正在进行的时候离开观众大厅，跑到幽暗的、无人的走廊上去哭泣。
玛丽娜在幼年时代很迷恋罗斯丹的《雏鹰》以及他那假想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迷恋逐年加深：歌德、《哈姆雷特》、《费特尔》法国17世纪伟大剧作家拉辛的悲剧…她有时用法文和德文写诗。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她在任何地方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她的一切——从青年时代的“火热的花楸树”直到最后一株血红的接骨木，都同祖国的景色有连带关系。她的诗作的基本题材是爱情、死亡、艺术，而且她是按俄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题材的。对于她说来，爱情就是丘特切夫所说的那个“注定的搏斗”。关于普希金的塔吉雅娜，茨维塔耶娃写道：“哪一个民族有这样可爱的女人：大胆而可敬，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眼光远大而可爱？”她最憎恶爱情的代用品：“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人用雪白的和红中透青的手吃喝，整整几个王国都围绕着你的嘴巴低声地谈情说爱，卑鄙啊！”她自己就是一个钟情而又坚贞不屈的女人。
1939年，茨维塔耶娃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祖国。在她晚年所写的诗中，有一首仿佛是在法西斯分子攫取了西班牙并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写成的：“我拒绝在别德拉姆别德拉姆是伦敦一所疯人院的名字，此处指疯子的国家。做非人的蠢物。我拒绝同广场上的狼一同嚎叫……”谢·雅·埃夫伦死了。阿利娅在远方。玛丽娜就是在莫斯科也是孤独的。
1941年8月，她曾找过我；我们在多年的阔别之后相见了，但由于我的过错，这次会见却并不成功。那是一天清晨，无线电广播说：“我军放弃了……”这时我的思想正在远方。玛丽娜马上察觉到这一点，便把谈话转到事务性的话题上：她说她是来商量翻译作品的问题。她临走的时候，我说：“玛丽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以后便自杀了。
玛丽娜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我现在有时见到阿利娅；她把玛丽娜未出版的诗都收集起来了。
茨维塔耶娃的某些诗行是我至今犹难忘怀的——它们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终生不会磨灭。这不仅仅由于诗人的高度的才能。我们的道路是互不相同的；在人生的长途上存在着许多十字路口，一个人每行至此都要实在地或仅仅在自己的幻想中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我同茨维塔耶娃似乎从来不曾在这种十字路口碰过面。但是在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的命运中却有一种对于我是十分亲切的东西——对艺术的权力始终表示怀疑，而同时又离不开艺术。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并回答说：“除了形形色色的寄生虫以外，所有的人都比我们（诗人们）重要。”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她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同人们在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说来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它是同她所说的那个唯一的朋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桌子……”她从来没有去过“洛东达”，也不认识莫吉尔扬尼，但她写道：“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区。围墙和壕沟。别期待怜悯。在这个最忠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诗人们都是犹太坯。”“注定负有特殊使命”一词可能会使人莫名其妙；但是茨维塔耶娃认为“犹太区”并不是一种傲慢的孤立，而是命运的安排：“古往今来的诗人哪一个不是黑人？”
每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忘记了诗歌而陷入回忆之中，想起了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了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题解：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苏联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其实，三者中还是政论影响最大，二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世界各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在这部回忆录里，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本文选自《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三节。爱伦堡跟茨维塔耶娃的关系严格说起来并不十分深入。1921年3月，爱伦堡出国，随后不久茨维塔耶娃写了一首诗，托付爱伦堡帮她寻找心爱的丈夫。7月14日，茨维塔耶娃得知丈夫尚在人间，并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爱伦堡从他不肯泄露的渠道打听到谢尔盖·埃夫隆在君士坦丁堡。茨维塔耶娃很感激爱伦堡的帮助，写了一系列诗送给他。1922年5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女儿阿利娅抵达柏林，爱伦堡夫妇对她们非常关照。茨维塔耶娃在柏林跟人约会见面的机会多得出奇，在柏林逗留十一周期间，她的约会与交往安排得一个接一个。茨维塔耶娃把这些活动安排归功于爱伦堡。刚到柏林不久，她的两本诗集《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就在这个城市出版了，她非常感激爱伦堡为这两本书的出版花费的心血和努力。还在茨维塔耶娃在莫斯科为出国作准备时，爱伦堡就采用书信形式发表了友好的文章，对茨维塔耶娃《给勃洛克的诗》和《离别集》两本诗集进行评论。他这样评说茨维塔耶娃所走的道路：“您自有主意，智慧过人，您勇敢地面对世界，决不随风摇摆，独自在鲍里索格列布巷的阁楼上生炉子，过日子。”爱伦堡到海滨休养，暂时离开了柏林，不过他仍为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出版事宜操心，可茨维塔耶娃忙乱得无暇复信，这让爱伦堡心里不是滋味。而且，因为“赫利孔”出版社创办人维什年科的关系，茨维塔耶娃与爱伦堡渐渐疏远，通信不再，友谊就此中断。茨维塔耶娃写于1923年2月9日的一封信似乎专门在解释为什么会跟爱伦堡“绝交”。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