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听说他活着，玛丽娜收拾着上他那儿去，曾经对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格里尼奥娃说：“玛鲁先卡，我去，就会有个儿子格奥尔吉！”
“儿子？也许——女儿？”
“不——儿子。你瞧吧！……”
1925年2月1日，玛丽娜生了儿子格奥尔吉（“穆尔”是“穆尔雷卡”的略语，一直用到他死。他十九岁给我写信寄到远东，就是这样署名的。他长大了，没有像那些怀着虚伪的羞涩心理的少年那样抛弃亲切的小名，表示对我的尊敬，这一点使我很感动）。
我收到穆尔的第一张照片，是玛丽娜从法国寄来的他的周岁照片：很结实，肤色像个黑人，光着身子坐在大洋岸的沙滩上，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令人吃惊地闪着一点也不幼稚的目光，而且早早地显露出一副美丽、端庄的面容。“你得看重那一双黑人式的白色‘掌子’，”玛丽娜信中写道，显然是指那一双伸开的、耀眼的脚掌。
后来，幼稚的脸框上了浓密的、金色的卷发：“你的拿破仑分子”，帕捷捷尔纳克在给玛丽娜的信中描写穆尔。
我看过他——而且，1927年在巴黎，看到他的时间有三个星期，和她母亲一起照料他（他害了猩红热），当时他两岁零八个月。这些，我已经说过了。他很像玛丽娜，和茨维塔耶夫家的人一模一样，从埃夫伦家继承的，是一点也不幼稚的那种温柔的魅力，玛丽娜小时候是缺乏这种温柔的。那身材（玛丽娜给他购买巴黎六岁孩子的衣服）——“我还给放大呢！”
他对母亲十分温存，猫咪似的哼着，爬上沙发去贴近她！……这一切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消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下子，而且伴着某种痛苦——母亲察觉这一点了吗？对待他，玛丽娜压根儿变成了另一个母亲！对待阿利娅的那种严格要求，连影子也没有……我从未见过她那种母亲的温柔，在她那融化于喜悦之中的、深受感动的、沉着的目光中辉耀着。
玛丽娜是幸福的。
……这里，我不逐字逐句，而是凭着记忆，援引玛丽娜信中说到穆尔的一些话。
“他令人吃惊地和大人一样说话”，过了几年，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奇迹般掌握着语言。很勇敢。喜欢说得不和孩子一样。完全不像阿利娅。总想爬到什么东西上去，站得高些，‘让大家都来呀’……”
当他八岁的时候，玛丽娜写道：“很成熟。很有洞察力。”
“‘玛丽娜，’巴尔蒙特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主义诗人。对我说，‘这正在成长的，是你未来的检察长！’”
这是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所得到的儿子。是完成了的理想！是母亲的骄傲。他不像“小鹰”，不像他父亲谢廖扎的儿子，而像法国的偶像，——关于这偶像，海涅的诗中写道：“俄国俘虏中的两个掷弹兵／曳着脚步来到了法国……”他聪明，很有才华，生来具有玛丽娜的气质。是个美男子！和她一样意志坚强……十三岁开始编辑法国现代诗选……
是的……但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在夸奖了他的聪明和知识之后）：“精神上没有得到发展……”
他来到俄罗斯是十四岁，是1939年。接下去的两年，我很少知道他的情况。他在战前读了七年级和八年级。九年级要在疏散的地方读。现在他已经十六岁了。8月底。学习才开始不几天。在这里，在楚赫洛马这个地方，能够学习吗？这种思想使他越来越不安分。这是造反。
我断言玛丽娜的死不是由于受不了周围环境中各种变得严重了的事态，人们听了，可能会认为我对她的环境没有确切的了解。
这是不对的。我什么都很明白，什么都考虑过，什么都想得很清楚：和丈夫及女儿的被迫的分离（分离已经两年）。战争。疏散。
在她的祖国的土地上，她本来可以指望躲避在西方所经受的灾难，可是却突然爆发了战争。我十分知道，她对于宣战的感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她本来以为这里不会有战争。她以为毁灭了她心爱的捷克的战争不会打到她的俄罗斯来。
使人狼狈的恐慌把玛丽娜整个儿攫住了。我清楚地记得，还在正式宣布疏散之前，她常常走到谈论着疏散的陌生人那里，央求他们带她和儿子一起走：“我不会成为累赘，我有粮食，有外国货……我甚至可以做一名家庭女工……”
她冲出莫斯科，是要拯救穆尔免遭燃烧弹的危险。——他常去扑灭燃烧弹。
她曾经颤抖着对Η。Τ。雅科夫列娃说：“要是我知道他被打死了，——我就一分钟也不迟疑从窗口里跳下去（他们住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5号七层楼上）。”但是，在格奥尔吉的心里，已经积蓄了一种最能燃烧的力量，渴望着摆脱母亲的管教，随心所欲地生活。
康斯坦丁·费定康·费定（1892—1978），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告诉我的朋友、编辑马埃利娅·伊萨耶夫娜·法因贝格：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跑到他那里，求他不要让人家把她和儿子分开，——当时人们打发这样年龄的孩子离开父母单独疏散。于是他们就在一起了。人们没有夺走她的儿子。可是，生活发生了怎样的麻烦呢？他造反了。他不愿意住在叶拉布加。她违反他的意愿把他带出莫斯科。那里，他有自己的小圈子，有自己的一批男朋友和女朋友。他总是说些无礼的话。玛丽娜那颗母亲的心变得呆滞了，对于他的无礼一再忍耐着。她觉得，他在战争时期没有她的关心是十分可怕的！他还没有一时一刻离开过她的照顾。他不了解人们。他在叶拉布加交结了两个显然不相宜的年轻男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比他大得多。他不愿意听话。他不愿意治疗脚上的慢性丹毒炎。一举一动都和母亲争吵。最后两年父亲不在，她已经习惯了——忍受了——他的腔调。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说她对儿子有非凡的耐性，都说“她像奴隶一样盲目地爱着他”。这些话，我是从各方面的人那里听来的。
在他面前，她的高傲变成了顺从。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压成一团，把他抚养大。她记起自己在他这样的年龄——难道不也是这个样子吗？许多熟人惊讶地批评她作为母亲怎能忍受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可是她说：“他年轻，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俩人的周围，与人相处——一切都是那样轻松。
我知道，玛丽娜来到奇斯托波尔很凄凉（巴尔欣娜和Κ。Μ。阿谢耶娃都是目击者）。玛丽娜很想留在奇斯托波尔。所有的作家都在那里，阿谢耶夫也在那里。她和阿谢耶夫在莫斯科见过一面，来到奇斯托波尔之后，马上就去过他那儿。（H.阿谢耶夫的遗孀克谢尼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丈夫当时有病，不可能参加让玛丽娜疏散到叶拉布加的那次会议。她还说她丈夫曾捎来一张便条，支持玛丽娜关于留在奇斯托波尔的请求。）
后来我了解到，在那次作家会议上，曾经决定让她留在奇斯托波尔。
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战争把玛丽娜和许多人拉平了。战前，她处境艰难，而现在，那些曾经住在自己的别墅、生活舒适的人，在疏散中和她条件相同，和她一样挤在别人家的小房间里。如果说他们对这些小房间感到不习惯，那么玛丽娜已经住过许多年了，在布拉格城郊的乡村是这样，好几个夏天在大洋岸（她从巴黎去的）也是这样，——那里只有一间房间，一个煤油炉子，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
在叶拉布加，她给自己选定的那间房间连门都没有，只有一副乡村门帘。但是有床，有沙发，有桌子——在当时是足够她和儿子用的。和儿子在一起！全部生活所留给她的，使她称心如意了。儿子，她疯狂地爱着儿子。他和她在一起！
在戈利齐诺，他还曾经和她一起住在利西齐娜家的一间小房间里，两人共着一张疗养证。疏散，他和她在一起——她坚持不让他和作家们的半大孩子一起单独出发。他和她在一起。
与此俱来的表面安排上的各种问题都是次要的。
许多不熟悉玛丽娜的人断言，在奇斯托波尔，玛丽娜被拒绝担任作家食堂洗碗工，因而导致她的死亡。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连这样的食堂也不存在，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玛丽娜当时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一起，在一个什么人的房子里，就是她对马·伊·法因贝格说起的那栋房子；她们谈到应当组织一个股份食堂。每个女人都说她很会做事。玛丽娜说：“那我以后去洗碗碟。”并且抓起一张纸，马上写道：“请让我当洗碗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写好交给了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所以这张便条便保存在薇·瓦·斯米尔诺娃的手札卷宗里。（同是这位薇·瓦·斯米尔诺娃通知玛丽娜：已经给她登记好了。）
当时还不存在任何食堂。
玛丽娜没有灰心。“如果在奇斯托波尔找不到工作，”玛丽娜从奇斯托波尔回来，对女房东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布罗杰尔希科娃说，“我就去国营农场，在那里设法找工作！”
她说这些话，几乎是在直接临近死期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绝望地向她叫吼的穆尔所发生的威胁：“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就在此刻，生命停止了。
“抬我！”她心里哎了一声。
他死！那她就是唯一的对手，她所害怕的就是这个唯一的对手，就像昨天为了养活儿子而想出城一样，今天又响起了他的吼声：“远些走！到那边去！永远不要回来！”给他自由——他想要的唯一东西！
在儿子绝望的吼叫中，向母亲露出了他的真情：他们“在一起”——已经结束！他已经不需要她了！她妨碍他……
生命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她已经不写诗了——而且，和为穆尔而担惊受怕相比，诗是一文不值的。还有一件事也使她担惊受怕：要是战争不很快结束，那么穆尔也要投入战争的。
是的，她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而且她也写到过这一点。但是念头与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1940年她写道：“我掂量着死亡已经一年了。但现在还需要我。”由于这种需要，她坚持下来了。从玛丽娜自己的意愿说，她无论怎样困难也不愿意离开穆尔。
玛丽娜多年盯着天花板上的钩子，时候一到，需要的不是考虑，而是行动——一枚钉子就够了。
我看到，在那个时刻，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快些——去……死在他的前面！只有这个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生活的一切纠缠已经结束。战争也好，诗也好，被歧视也好，孤独也好。一切都解决了。只有这一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他本来是唯一的朋友！情况突然明朗了，一切事务、一切操心都摆脱了。而儿子，没有她会更好些！孤儿——人们不会抛弃……
手里的笔并不颤抖。玛丽娜给阿谢耶夫阿谢耶夫（1889—1963），苏联诗人。写信。阿谢耶夫有妻子，有妻妹。“请您收留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他。他是值得收留和抚育的。”
母亲签署托孤信。这是自己最后的心爱之物。可是他们并不需要他。和人们在一起自有天地。她给儿子写告别信。“原谅我，我疯狂地爱着你，可是往后会更糟。”写到丈夫和女儿：“要是你什么时候见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我爱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
第三封信：“亲爱的谢廖扎和阿利娅，原谅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但是……”
“往后，谁也没有读到这封信。”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告诉我。“穆尔随身带走了，以便交给他们。”
从1911年起，谢廖扎向她说了弟弟和母亲死去的情况以后，她就一直把这两个人记在心里；这两个人，对于他，对于她，都是最亲的人！谢廖扎的弟弟自缢的时候，不是十七岁，而只有十四岁。当天夜里，母亲重复了儿子的行为。穆尔发出了自己的威胁——玛丽娜本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比起那位母亲来，玛丽娜要幸福得多，整整地拯救了一个生命！她和那位母亲一样地去了，但她去得根本不同：保存了儿子的生命！……
人们会说：“对小孩子在激烈争吵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认起真来，不是很奇怪吗！”
局外人理智的谈论——在那个时候对玛丽娜来说，有什么意义？她会像一个离魂的梦游者，从他们的言论中钻出来，沉浸在自己痛苦之中……科季克，一个愉快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一双蓝色的眼睛，完全是个小孩，走向了死亡而且带走了母亲。对于这两位母亲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是对世人的规劝？在一天也不能够忍受的时候，需要的只是——赶快！
……玛丽娜的死，我极少加罪于穆尔：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会和他通信的（在我的地位，这是我当时能够做到的一切）——不会那样热情地等待和他见面：把他们两人捆在一起的那个炽热的结合，我了解得太清楚了。难道可以为了行为和语言所表示的那种盲目的热情，而责怪一个十六岁的人吗？！
他童年时候本能地接受的、来自母亲的一切——现在，当他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都大了，便再也不能够忍受。他疏远了，直到不叫她母亲，而称玛·伊。甚至在玛丽娜死后那可怕的岁月，当他已经满了十八岁、十六岁时没有彻底治好的脚还在发痛的时候，当他十九岁在塔什干挨饿的时候，他从军队给我写信，谈到母亲竟放胆说：“玛·伊总是为自己保留这种行为的权利。”他称我为“亲爱的阿霞”。（这个名字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他两岁零九个月在巴黎患猩红热的时候那模糊的记忆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