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对我讲了讲疏散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他大概是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开始叫来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早已应邀而来——请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从叶拉布加迁居到奇斯托波尔来。谢梅宁认为这一提问是可耻的，是嘲弄人。“我们又不是侦查机关，不是警察局，这哪里是提问，简直就是提审了！”他向我反复说，“她想住在哪儿以及为什么——关别人什么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机械地重复着早已背熟的话：‘叶拉布加只有一家酒精厂。可我想让儿子上学。在奇斯托波尔我要让他进技工学校。我请求把洗碗工的工作给我……’她出去了，我们开始讨论。宣读了阿谢耶夫的信：赞同茨维塔耶娃的请求。然后特列尼约夫以一副十分令人厌恶的样子发言。他说，早在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就有‘依赖心理’……可是您知道，她在不倦地从事翻译呀！后来他认为有必要提醒同志们，现在是战争时期，大家知道，她丈夫和女儿都被捕了；又是战争时间，应当加倍警惕，他们不久前都是流亡者，她丈夫过去是白军军官。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让她住到叶拉布加去，那就让她住在那里好了。我们不应当干扰政府的安置……一套令人极端厌恶的蛊惑煽动。直到现在我还感到恶心。这与政府有什么相干？与战争时期有什么相干？这不过是作家基金会的决定，奇斯托波尔已经人满了，把作家安排到另一座城镇去……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德尔曼、薇拉·斯米尔诺娃都非常详尽地驳斥了特列尼约夫，我也说了几句……然后表决。特列尼约夫成了微弱的少数，几乎一致投了赞成票。”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站起身来，又把萨沙驮在肩膀上。小方特罗伊勋爵说什么也不肯把木勺还给柳莎——默不作声，但却毫不动摇。
最后还是还了。
我跟柳莎把他们父子送到拐角。
“幸亏您出席了会议，”分手时我对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说，“帮助战胜了特列尼约夫。”
“不管怎么说，还是让人感到恶心。”谢梅宁回答说。
我跟柳莎又坐了一会儿，带上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前往施奈德家。除了诗歌以外，我还给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为她的毛线团找到了一位买主。我八点准时到达施奈德家，但是使我吃惊的是，我却碰到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出乎意外的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不在那里。我白天走后，她在那里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用了午餐，然后突然声称，她应当马上到饭店与一个人会面。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送她去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答应八点钟以前返回来过夜。“她不会在回头路上找不到了？”我问。“不会的，她说有人送她。”
我们等到十点半。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穿着睡衣在单人床上躺着。体温38度以上。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出去两三次探望。我发现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实在难以忍受：疲惫不堪的脸上烧得一块块红斑。我该走了。在奇斯托波尔，十点以后就算深夜了。我们说好，我现在回家，明天一早我跑到集体宿舍去了解一下，一切是不是顺利，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不是回到那里过夜了，我再通知施奈德夫妇。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在宿舍门口我又遇到了瓦列里娅·弗拉季米罗夫娜。她劈头就说：“我正要去找您。”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集体宿舍过的夜。早晨匆匆回叶拉布加去了。她打算把儿子带到奇斯托波尔来，一起去找房子，找到以后就去找特韦里亚科娃把事办完。
“也好，这样很明智，”我写了一封信，打发柳莎给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送去，“儿子比我们更清楚知道，什么房子对他们合适。”
……据我推断，茨维塔耶娃是8月28日从奇斯托波尔返回叶拉布加的。过了几天，还是在那个邮局的那个小窗口排队时，我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儿子从叶拉布加来了，他给阿谢耶夫带来一封信，并且说：“妈妈自缢了。”
五
众所周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于1941年8月31日自杀身亡的。
我记载与她相遇的笔记已经是在得知她逝世的消息以后，也就是9月4日的事了。我的那个笔记四十年没有看过一眼。因此，如果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起茨维塔耶娃，我所说的都是我所记得的。我记得非常深的是她手上的口袋。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袋。出自《安娜·卡列尼娜》。当车厢从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身边开过的时候，她从胳膊上拿下来的红色小口袋。茨维塔耶娃的口袋不是红色的，不鲜艳，破旧的，但是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袋很相像。有什么地方相像，我不清楚，有点儿相像。在我的奇斯托波尔的笔记中，在得知她自杀的消息以后，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我看见了一位手中提着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口袋的妇人。”
有两份文献促使我重读一遍笔记，并且循序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一份已经发表，另一份尚未发表。
现在从已经发表的谈起。
我收到了一本由格·斯特卢韦和尼·斯特卢威编辑的《玛·茨维塔耶娃：未发表的书简》，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姑且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笔记本”第629到631页中援引一段：“我在1940年9月5日在莫斯科恢复记这本笔记本的……
“谈谈自己，大家都认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谁比我更胆小。我什么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脚步声，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头脑，如果说这颗脑袋在笔记本茨维塔耶娃一向用笔记本进行创作，甚至书信也都写在其中。中是那样忠诚为我服务，那么它在生活中又是那样把我杀死的。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知道——，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重复一遍：“……已经有一年了（大约）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
笔记是1940年9月5日记下的。一年以前——是什么意思呢？前一年8月27日，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被逮捕，而10月10日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也被逮捕。瞧吧，她的目光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找钩子的，从这两次离别时间开始的。女儿被投进监狱，送进劳改营，被流放。丈夫被抓走——被处决。
我们接着往下读：
“……我有一年了在掂量着死。一切都是那么丑陋，那么可怕。忍气吞声——太卑鄙，跳河——又怀有敌意，历来难闻的臭水味。我不想吓人（死后），我觉得我只是害怕——怕死后的自己。我不想死。我想不存在。废话，我还有用……但是，上帝啊，我是多么渺小，我真是毫无办法！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
读完“我真是毫无办法”这句话以后，我合上书，在倾听。从遥远的地方，我的耳朵里传来了久远的四十年前在卡马河沿岸发出的叫喊声：“您以为我就行吗？”
她是多么地勇敢，是多么地能干——用不着证明：在我们面前摆着她那威力无穷的诗篇，她那散文，她那充满极大痛苦而又勇敢的一生。
但是即便具有壮士般的力量也会耗尽的。侨居国外时，她虽然贫困和孤独，但是她的作品还能发表。可是在家乡，除了译诗以外，在她归国以后几乎什么也不曾发表。而末日——精疲力竭，我认为是在1939年秋季来临的，因此我这篇微薄的回忆录最好不叫《临终之前》，而叫《精疲力竭之后》。
在阿利娅被捕以后，在丈夫死了以后茨维塔耶娃自缢之前并不知道其丈夫的命运如何。，她已经精疲力竭了，而在精疲力竭之后——又是战争，疏散，无望的贫困，新的屈辱，叶拉布加，奇斯托波尔……
“您为什么认为还值得活下去？难道您对未来还没有看透？”
没有未来。没有俄罗斯。
“我以前还会写诗，可是现在却不会写了……”“多么可怕的街道……”“我什么也不会……”“洗餐具我还可以。”
……第二份文献还没有发表。由于一连串的死亡和意想不到的继承，有一张小纸片落到了我的手上。很轻的一小张纸——甚至不是一张，而是半小张纸，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笔触急剧、清晰、均匀、苍劲，仿佛在蹂躏这张可怜的小纸条一样，纸上写着：致作家基金会委员会：兹申请担任即将开设的作家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敬请接纳为荷。
玛·茨维塔耶娃
1941年8月26日
食堂于11月开张。此时我已不在奇斯托波尔。谁得到茨维塔耶娃曾经企求的洗碗工的工作，我不得而知。
1981年10—12月
佩列杰尔基诺
题解：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9—1996），俄罗斯女作家、文学评论家。父亲科尔涅伊·丘可夫斯基是苏联著名作家，兄弟、女儿也是作家。丈夫在“大清洗”时期遇害。主要作品反映“大清洗”时期的恐怖。1974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1985年作协恢复其会员身份。主要作品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被作协开除记》、《关于安娜·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日记回忆录》等。其中文版作品选《捍卫记忆》出版后在中国影响颇大，“捍卫记忆”成为2011年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这篇回忆文章提供了茨维塔耶娃临终之前最为可靠、震撼人心的生活片段。8月26日那一天，利季娅很长时间都陪着茨维塔耶娃，几天之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笔记。她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莎士比亚悲剧性格的人物：遭遇劫难的诗人。这个女人身材不高，形容消瘦，面色发灰，内心却蕴藏着诗人的伟大精神，此刻戴着一顶贝雷帽，怀里抱着装着毛线的布袋子，徘徊街头，举目无亲，可怜无助，又一次体验到了二十年前她自己诗句中描写过的“无上幸福的孤独时刻”。她心慌意乱，用目光追逐着行人，似乎在恳求他们千万别抛弃她；她的心情时时在发生变化——从希望转变为绝望；从短暂的平静转变为突发的恐惧。利季娅不仅如实记录了临近最后时刻的茨维塔耶娃，而且准确捕捉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内心活动，读者无不为之动容。这篇文章是利季娅回忆录的一个代表作。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