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穆尔回忆起来比较困难。他与母亲的关系太复杂了。尽管有许多很好地和长久地了解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见证人，我大胆地断定，在我的眼睛里，在博尔舍沃，她对待儿子从来都不是温柔的。恰恰相反，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他是严厉的，不公正的，因为琐事，无缘无故地突然发怒。他是很沉重的。他对此极端仇视。有一次冲突以后，穆尔差点儿没去卧轨。
“……在我们两家当中，阿利娅是第一个被捕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这座房子是1939年8月。被遣送回国的人被捕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大家都了解，这种非理智的灾难犹如洪流可能卷跑每一个出现在它路上的人。成年人已经准备好，他们不得不与许多毫无罪过的人们分享命运，难道说只是因为极其热爱自己的祖国而有罪。等待着每个夜晚，虽然白天尽力做出样子，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
“惊慌、紧张、恐惧的氛围——所有这一切都精心地企图以精明强干、严肃认真、勤奋努力而加以掩饰。而且只有我和穆尔仿佛退出了这种氛围并且感觉到这种氛围是对成年人的不公正的残酷性，这些成年人当我们乱跑和快乐的面孔触怒他们的时候，才不与我们往来并且从这种处境中走出来。成年人中最能自持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我从未听见过他高声谈话。最容易发怒的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知道，穆尔和她之间的对立状态恰恰是在1939年夏季发生的。当时我和我的父母之间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是不太明显的，因为我比穆尔小而且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我和穆尔不能明白，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温情和爱哪里去了。我们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更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简直是不理解，她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当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件事，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在‘我们的凉台上’柜子后面的一角哭了，虽然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而我是一个不太爱哭的女孩。起初我们不知道阿利娅被捕了。他们向我们解释说，她不在是因为出去了……父亲被捕使穆尔震惊。过了一个月，这种震惊、惊愕和对世界的仇恨的状态我也感受到了……从前我是一个随和的人和喜欢交往的孩子，可是很多年来，我却成了一个与之交往而给人们带来痛苦的人，即便是对我很有好感的人们……1939年秋天，穆尔的粗鲁、暴躁和不愿意迎合母亲，与其说是因为少年的极端主义，毋宁说是因为心灵受到震惊的结果。穆尔是聪明的，天才的，热情的和大无畏的。当他把不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周围的东西突然推开的时候，他很像母亲。那时候他像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样是冷酷的和傲慢的。当他从自己的孤独中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以轻蔑的不理解环视周围——这是在哪儿？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性格孤僻、内向。周围生活在进行，人们在活动，在聊天，可是她却不在这种生活当中。不喜欢存在。她不化妆。与大家接触仿佛是迫不得已的。然而无论是轻蔑，还是懊丧，像阿利娅那样，她都没有。冷漠的，尖刻的，但是从来都不是鲁莽的。
“穆尔和我哥哥米佳很要好。穆尔十四岁，而米佳十七岁。穆尔长得很结实，是一个胖胖的男孩。乱跑，胡闹。有时候突然成了少年，同米佳谈起了哲学。阿利娅来了，带来了食品，有时候住上一两天。她经常在莫斯科姑姑那里住。
“……傍晚大家都集中在客厅里的壁炉旁。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走出来用餐，平静的，‘灰色的’，枯槁的，步履轻盈，目光暗淡，略微礼貌的，规避的。突然发起火来。大声喊叫。声音是刺耳的、剧烈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总是使穆尔难过。他非常痛苦。他是被折磨的，受污辱的，而且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人们责怪穆尔，说在叶拉布加母亲逝世以后，他却精心地熨烫衣服。穆尔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在所有条件下都是规规整整的。熨烫和清洗自己的上衣对他来说是必须的，正如刷牙和梳头一样。条件反射。如果他没有陷入深思，是和蔼可亲的，是乐于助人的。当他在博尔舍沃上学的时候，他衣着总是非常整洁的，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多么干净利索！如果他被什么剐破了，就整个伤痕抹上碘酒。
“在塔什干以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1882/83—1945），俄罗斯作家。帮助穆尔入了文学院。穆尔总是饥饿的。他常常住在阿廖沙哥哥那里，哥哥是在挫伤以后回家的。在开赴前线以前，穆尔送给他和伊琳娜带花字的银质汤匙和自己的照片……”
经过四十三年，索菲娅·克列皮宁娜来到了博尔舍沃那座别墅，痛哭流涕。写了一首即兴诗——《给妈妈》（献给安·尼·克列皮宁娜）：
你和从前一样年纪轻轻，
你同我一起来到
篱笆门前。
你把金块般的叶子
拿到眼前，
有如当年。
松树在屋顶上方
沙沙作响。
世界又重新倾听
变化无常……
我们的整个灵魂
早已死去，
而且我已经
五十有余……
经过成年人的意志的努力（上边已经说过：谁到哪里），很快穆尔和索发终于上学去了。穆尔上了著名的科斯钦公社学校。他在那里读的是第一学季。总共才两个月。暂时找到了他的四名同学，他们记得他而且饶有兴趣地谈到他。他们记得他跟别的所有的男孩子不一样，仿佛是从西班牙回来的。
博尔舍沃的居民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舍利工程师帮助我找到了穆尔在博尔舍沃科斯钦公社学校读七年级A班时的同学，我记录下来他们的回忆。简略地介绍如下。
柳夏·阿扎罗娃的回忆，1925年生：
“我们同他比仿佛是乡村人。他送给我一本薄薄的诗集，有他的亲笔题词。是什么诗——不记得了。没有保存下来。他画画得非常好。高高的、有趣儿的、淡黄发的男孩子。男孩子们都羡慕地看着他。据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一两次他护送过我。给我拿着书包。他画漫画。他把画好的画分送给女孩子们，并且有题词。他有点儿驼背。穿着浅色的上衣，系着皮带，一双浅色的皮鞋。”
柳德米拉·哈里托诺娃的回忆，1926年生：“就在这儿，不是年初开始，新来一个男孩到我们七年级A班。高高的个儿。很漂亮。举止优雅。很轻松。很普通。我们一起放学回家到‘新生活’区。沿着小路，顺着树林，走过小栈桥。我知道，男孩是从国外归来的。他讲述了西班牙的一些事儿。他用墨汁画的讽刺法西斯分子的画，很棒。并且立刻分送大家，还签上名——格奥尔吉·埃夫伦。我当时有许多画，遗失了。关于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他稍加照顾，因为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恐怖。”
奥丽加·瓦茨凯利（沃尔夫）的回忆，1924年生：“秋季的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名我们的新的同学。他比大家高出一头。胖胖的。面部很有意思。知识分子型的。他的服装很使我吃惊。要知道，我们穿的是少先队员服装。他穿着裤子，蓬起的，扣子在膝盖以下，还有皮绑腿。皮鞋的底子很厚，上衣有许多扣子和小口袋。小口袋里有很多支笔。他受到大家的注意。他不怕见生人。课间休息时，一堆男孩子围上他。他非常自主，有信心。他的语言很好。关于这个男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走到铁道那里就往哪儿拐弯了。他的同路同学有柳夏·阿扎罗娃和奥列格·彼得罗夫。他画的漫画引起友善的笑。我记得，埃夫伦的德语得了一个‘良’。这件事很难理解。他德语讲得很好。我屏着呼吸坐着。当时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说：‘我对德语了解得很好，我认为分数不对。’老师是一位反法西斯分子，叫捷格拉什，他回答他说：‘您能阅读，能讲话，可是语法您不是强项，有错。’我们从来也不敢这样谈话。后来他消失了。我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