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著
苏杭译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头儿不高——163公分，体形像一个埃及小男孩儿——宽肩膀，窄臂部，细腰身。她那少女时代的滚圆的身材一下子便永远地变成了强健而干瘦；她那踝骨和腕骨又瘦又细，步态轻盈而敏捷，行走起来轻快而急速，但并不唐突。如果在人多的地方，当她发现有人在注视着她或者甚至眼睁睁地盯着她的时候，她便把动作迟缓下来，放慢一些。这时侯，她的举止便变得谨慎而又节制，但是从来也不拘谨。
她的姿态端庄而挺拔：即便俯在书案上，她也依然保持着“脊背像钢铁般不屈的姿势”。
她的头发介于金黄色和棕色之间，年轻的时候卷着大花儿，柔软，很早地开始变白——这就愈加显露出她那黧黑而又没有血色的、暗淡无光的脸色；她那双绿色的、葡萄一般颜色的眼睛，镶着淡褐色眼睑，放射着光芒，炯炯有神。
脸的线条和轮廓精确而又明晰，毫不模糊，没有一点儿大师所考虑不周的没有雕塑的、没有琢磨的：那鼻子，鼻梁细长，稍微凸起，鼻尖不是很尖，而是有所收缩，呈平整状，由此像羽翼一般分开两个灵敏的鼻孔，看上去柔和的嘴巴严峻地勾勒出神秘的线条。
两条纵向的皱纹将两道淡褐色的眉毛隔开。
表面看上去是完全孤僻的、静止的脸，实际上内心里经常充满了活动，深藏在心里的表现力，像天空和海洋一样多变而又充满色彩。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识破它。
那双手坚强、有力、爱劳动。两只镶嵌宝石的银戒指（一只是雕有小船形象的图章戒指，另一只是光滑的边缘上有赫耳墨斯的玛瑙宝石雕刻，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和结婚戒指——从来没有摘下来，没有引起过人们对她的手的注意，既没有为她的手增色，也没有使它们受到束缚，而是自然而然地与它们构成了统一的整体。
嗓音像少女一样高亢，响亮，富有感情色彩。
语言洗练，对话简洁。
她善于倾听；从来不使谈话的对方感到窘促，但是争论起来却咄咄逼人：在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辩论会、讨论会上，她保持着严峻而又谦恭的分寸，迅雷不及掩耳地战胜对方。
她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
她朗诵诗时不是为了小范围，而是像面向着广大的听众。
她朗诵起来充满激情，意味深长，没有装腔作势的“嗥叫”，从不放过（漏掉！）诗句的字尾；通过她的朗诵，最复杂的东西也会瞬间洞若观火。
她很乐意，充满信任，只要一提出要求她便朗诵起来，否则不等要求，她便自己提出来：“想听吗，我给您朗诵一首诗？”
一生中，她对读者、听众以及迅速和直接地对所写的东西的反应的需求都是巨大的，而且是永不满足的。
对于初学写作的诗人，只要感觉到——或者想象到！——他们具有“天赋”的才华，就表示出友善和宽宏大量；每一个人她都觉得是笔友，是诗歌本身的——不是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对那些平庸之辈也会识破，并且无情地予以指出，不管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还是对于已经达到了虚假的高度的诗人。
她的确是与人为善的和慷慨大度的：急于助人，搭救人，拯救人——恨不得倾尽所能；与人分享仅有的，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她没有多余的。
她既善于给予，也善于毫不客气地索取；她很久都相信“善有善报”，相信伟大的、用之不竭的人类的互助精神。
她从来不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却总是无以自卫的。
待人宽厚，但对亲近的人——友人们、孩子们，如对自己本人一样苛求。
如她的某些肤浅的同时代人认为的那样，她也不排斥时髦，但是既没有物质条件去创造时髦，也没有物质条件去追求时髦，她厌恶地规避那些为了效仿她而哭穷的人，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她怀着尊严穿着别人的衣裳。
她最注重物品经久耐用：她不喜欢不坚固的、爱变形的、好破的、易碎的、容易受损伤的东西，总而言之——不喜欢“华而不实的”。
她很晚才上床，入睡之前看会儿书。起得很早。
她习惯于斯巴达式的简朴，饮食简单。
在俄国时她吸自制的卷烟，在国外时抽劲儿大的、男士的雪茄烟，普通的、樱桃木的烟斗，一次吸半支雪茄烟。
她喝黑咖啡：把浅色的咖啡熏烤成褐色，然后用古老的土耳其磨不紧不慢地研磨，那磨是铜制的，样子像小圆柱，圆柱上覆满花字图案。
她与大自然千真万确有着血缘关系，她热爱大自然——爱群山、山岩、森林——怀着一种异教徒般的把大自然视为神的力量的，同时要战胜它的爱，不掺杂旁观的态度，因此对于无论是徒步还是泅水都不能战胜的大海她却不知如何是好。她不善于一般地欣赏大海。
犹如沼泽的、泥泞的、芦苇丛生的地方，犹如一年当中潮湿的月份，泥土在路人的脚下变得不可靠，低矮的、平原的景色使她感到懊丧。
她童年时代的塔鲁萨和青年时代的科克捷别里在她的记忆里永远感到亲切，她经常在寻觅它们，并且偶尔在默登森林从前“皇家狩猎区”的丘陵地带，在地中海沿岸的高起的地方，在色彩和气息中发现它们。
她很容易受得住酷暑，对严寒却难以忍受。
对于采摘的花儿，对于花束，对于窗台上的花瓶里或者花盆里开放的一切，她都不以为然；而同花园里栽培的花儿相比，她更喜欢常春藤、帚石南、野葡萄、灌木丛——爱它们强健和长命。
她敬重人们以其才智参与到大自然中去，敬重他们与大自然的共同创造——公园、堤坝、道路。
她对猫和狗怀着一种永恒的柔情、忠诚和理解（甚至怀有敬意！），它们也对她给予了回报。
在散步的时候，她常常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到达某某地方，登上某某高处；她对那些“收获”——采摘的蘑菇、浆果以及我们住在捷克贫穷的郊外乡下的艰难时期里取暖烧的树枝，比买来的更感到高兴。
在城外她能识别东西南北，而在城里却没有方向感，即使在熟悉的地方也时常晕头转向。
她害怕高层楼房、人群（拥挤）、汽车、升降机和电梯。所有市内交通运输中，如果只身没有同行者，她只乘坐电车和地铁。如果没有电车和地铁，她便步行。
对于数学她一窍不通，对于任何一种技术她都格格不入。
她憎恨日常生活——由于这日常生活难以摆脱，由于要日日操劳无益的重复，由于占去了主要事情所需的时间。一生都在忍耐地和孤独地克服着日常生活。
她好与人交往，殷勤好客，喜欢结成友谊，而不喜欢拒绝往来。她更喜欢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怪人的那些人的圈子，而不喜欢“正人君子”的社会。况且她自己也被认为是怪人。
在友谊中和怨怒中她总是偏激的，但是并非永远一成不变的。“不可为自己竖立偶像”的诫命经常受到她的破坏。
她尊重青年，敬爱老年。
她赋有文雅的幽默感，她不认为明显的可笑的或者粗鲁的可笑的东西是可笑的。
对她的童年产生过影响的两种因素——造型艺术（父亲的领域）和音乐（母亲的领域）中，她接受了音乐。形式和色调——确实可触觉的和确实可视觉的因素，对她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能对所描绘的事物的情节感兴趣——孩子们就是这样“看画儿的”，——因此，比如说，书中的版画，尤其是木刻（她喜欢丢勒、道尔），与油画相比，同她的气质更接近。
早年醉心于戏剧，部分原因是受她的年轻的丈夫，他与她的年轻的朋友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兴趣与她的青年时代一起留在了俄罗斯，既没有超出成年的界线，也没有越过国界。
在所有的类型的视觉艺术中，她喜欢电影，而且喜欢默片甚于“有声的”，因为默片为观众提供了较大的共同创作、共同感受、共同想象的可能性。
对于从事创作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同志般的深厚的敬意；游手好闲，寄生生活，只顾个人需求，犹如松松垮垮、懒惰成性、夸夸其谈一样，她本能地感到格格不入。
她是言行一致的人，只覆行职责的人。
尽管十分谦虚，她却知道自己的价值。
她是怎样写作的？
把所有的工作，所有刻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的、瘪瘪的。
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
此时此刻书桌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
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
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
她从不用散页的纸写作——只用笔记本，任何的，从小学生作业本到总账簿，只是墨水不洇便成。在革命的年代里，笔记本是她自己装订的。
她用的是普通的木制笔杆的（学生用的）细笔尖钢笔。从未用过自来水钢笔。
时不时地用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呷一口咖啡。口中念念有词，在试语音。她从不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寻觅失落的东西，——而是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坐在书桌后面。
如果来了灵感，就记下来主要的，把构思向前推进，速度常常是令人吃惊的；而如果处于只是全神贯注的状态，就做一些诗歌的辅助性工作，寻找那种最恰当的词汇概念、定义、韵律，把写就的诗稿中那些冗长的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删掉。
找到了确切的词语、意义和音响的统一以后，便一页接一页地填满纵行韵脚，数十个诗节方案，一般来说不急于把否定的东西勾掉，而是使它们告一段落，另起炉灶。
在着手写作大型作品以前，使作品的构思最大限度地具体化，拟订出不许自己偏离计划，以便作品不至于把她引入自己的航线，变成一部难以驾御的作品。
她书写的笔迹非常独特，圆圆的，很小，但很清晰，这种笔迹在她生活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由于逐渐增加一些缩写而变得难以辨认：许多词语只用第一个字母标出；手稿越来越变成了给自己一个人看的手稿。
笔迹的个性早在童年时代便已确立下来。
一般说，她认为字迹潦草乃是书写者对未来的读者——任何一个收件者、编辑、排字工人不尊重的表现。因此她写的信字迹特别清楚，而给印刷厂的手稿，则用印刷体字母亲手誊清一遍。
她复信从不拖延。如果收到早班投递来的信件，往往立刻在笔记本里拟出回复的草稿，仿佛把它记入当天的创作的流程。对于自己的书信也当创作看待，几乎也像对待手稿一样要求严格。
在一天当中有时候也回顾一下笔记本。只是在年轻的时候，才连夜写作。
她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工作，我指的是各种。
她的工作能力和内在组织性的才华与诗歌的天赋是相媲美的。
合上笔记本，打开自己房间的门，——开始从事一天当中的各种繁忙的琐事。
题解：
阿里阿德娜·埃夫伦（1912—1975），昵称阿利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阿利娅聪颖不凡，幼年即展现观察和写作的天赋，从小即和母亲患难与共，是和母亲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其所著《回忆录》一书文笔简练，妙趣横生，是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面貌的非常重要的文献。该书第三部分是阿利娅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对于理解茨维塔耶娃尤为珍贵。长期在国外的困苦生活，加上父亲的影响，1937年3月，阿利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1939年8月27日深夜，阿利娅突然被捕。经过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阿利娅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然而，母亲早在1941年8月31日在小城叶拉布加自尽。阿利娅将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的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精疲力尽，于1975年辞世。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