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发生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大萧条以后，西方出现了一股修正自由经济学说以挽救自由经济危机的经济思潮，有形形色色的统制经济思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且把取得的成绩向全世界广为宣传。西方和苏联的这股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也在处于“经济恐慌”中的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与深入探讨。结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弥漫中国，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流派。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
一、思潮概说
高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有国际思潮的强劲影响，也得到中国本身已经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奥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立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革命，但其经济平等的诉求往往压倒了生产力的诉求。他们认为19世纪的文明主要是打破政治不平等，而“二十世纪文明，必将打破经济不平等”，即“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240]故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开始是以一种经济思潮的形态出现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潮出现伊始，就开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私有制、竞争、贫富分化的激烈批评。康有为批判自由竞争之说“真乱世之义”，“最妨碍于大同太平之道者也”。[241]主张“公产”、“均产”与“均养”，倾向由政府来统一组织、领导和计划一切经济活动。但康有为也清醒地认识到，“若未至其时，强行大同，强行公产，则道路未通，风俗未善，人种未良，且贻大害”[242]。故康有为的现代大同主义并不是要立即实施的。
1902年，梁启超发表《干涉与放任》，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为“干涉主义”，即国家集权与干预，“集权于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监督之、助长之，其所重者在秩序”，“合人群使如机器然，有总机以扭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其必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243]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集权”论、“干涉”论、“人群如机器”论，在后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秩序中得到真实的体现。1903年，梁启超概括社会主义“最要义”为三：“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244]—产权公有与劳动价值论，在这里已经被明白地指示出来。不过，梁启超虽然向往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不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经济，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实施应在“在千数百年以后”。主张维护个人财产所有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奖励资本家为先，其次才是保护劳动者，反对企业公营。立足于国际市场环境大视野，梁启超主张先解决生产问题，后解决分配问题，这是梁启超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梁启超看到，“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此后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不过，梁启超还是主张实施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即“铁道、市街、电车、煤灯、自来水、铁道”等公共事业与独占事业国有或市有，推行强制保险法、所得税与遗产税等。[245]但梁启超忧虑地指出，由于政府之官僚主义与腐败无法清除，人民教育程度又低，“一旦举全国重要之生产事业，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遂终不可得避”。[246]
孙中山1912年10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讲，指出，自由经济学说在实业革命发生以前是有利于工人发展的，而在实业革命以后，则“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大害”[247]。批评“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248]，要求中国必须对“贫富不均”防患未然，以免“方来之大患”。办法就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相结合的“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以国家之力，达到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249]主要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250]。民生主义的性质是“经济革命”[251]，但并非“劫富济贫之法”[252]，“并非均贫富主义”[253]。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乃极贫之国”，“中国是世界上顶贫顶弱的国家”，[254]“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因此“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255]特别是“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实业”。[256]主张工业化与国有化两种革命并举，即“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257]“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258]。不过，孙中山并不主张一概国有，而是赞成私人资本的广泛发展和外资的广泛利用，即中小企业完全民营，外资可以多种形式参与国营大企业的建设。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发展。大量的社会主义刊物出现。其中属于中国共产党系统的刊物就有《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先驱》半月刊、《前锋》等。苏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特别是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得到传播，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党团机关报刊上发表了这方面的译介与讨论文章。对苏俄新经济政策进行述评的有李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259]；瞿秋白的《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260]；魏琴的《列宁不死》[261]等。另外对《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也有介绍与评论。究竟以社会主义还是以资本主义发达我国实业的争论十分激烈[262]—一切生产机关、生产工具、交换工具公有或国有，依赖中央权力并绝对服从中央权力去发展生产力[263]，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潮中已完全呈现。计划经济的基本理由，计划经济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也完全出现。[264]社会主义经济思潮深入人心，为1930—1940年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高涨奠立了基础。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思潮的最时髦名词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思潮的最时髦名词就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了。这两种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既联系，又独立；既呼应又分流。当时国人已经断定：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从“自由放任”而“限制干涉”，今已入“统制计划时代”。[265]国际上，因世界经济之不景气，与各国之信用恐慌币制恐慌继续蔓延，“统制经济”之呼声，甚嚣尘上；一般杂志论文，学术讲演，都以“统制经济”为流行的题目。[266]“经济统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变成了时代的标语，世界议论的洪水了。[267]统制经济这个名词，不单响彻了世界，中国也闹得甚嚣尘上了。[268]一般智识阶级正在兴高采烈地提倡计划经济统制经济。[269]这个时髦名词，忽然的几月之间，这样的风起云涌。[270]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271]经济界的争论是“经济统制化”呼声最高的时候。[272]由此还引起“复兴农村与发展工业等问题”[273]。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高涨的时期，国内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论著。[274]此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并没有消歇，而是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思想的进展，同时也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对中国人的整个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中，关于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体制的关系有三种看法，一种是把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完全等同，但把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区别了温和的与激进的，或民主的与专制的，或集中的与分散的，或全面的与局部的，或无限的（全能的）与有限的，或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等；一种是把统制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而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一种是把统制经济看作有限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专指全面的全能的政府指令经济。也有人把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统称为制裁经济或拘束经济。但制裁经济又区分为制裁的赢利经济（资本主义制裁经济或统制经济）与制裁的自足经济（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有人只提统制经济，或只提计划经济。
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主要流派有：温和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马寅初等）；民主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郑独步、谷春帆等）；同业自动统制经济（吴景超等）；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计划与统制”（祝伯英、朱偰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罗吟圃、戴霭庐、沈志远叶作舟、克己等）；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计划经济（张君劢、张东荪、张素民、戴世光等）；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或三民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国民党；罗敦伟、简贯三、程孝刚等）；乡村建设派（梁漱溟等）；新法家或经济国家主义（陈启天等）；法西斯主义或经济协力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S W、周毓英、周寒梅等）；战国策派或国家主义计划经济（林良桐、林同济、沈来秋等）；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许涤新等）；新资本主义（施复亮等）；新社会主义（周绥章）等。各统制经济流派聚集的社团有：代表自由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为《独立评论》社与中国经济学社等；代表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为《再生》社与中国国家社会党或中国民主社会党等；代表法西斯主义（或经济协力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为《社会主义月刊》社等；代表乡村建设派的，为《乡村建设》社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代表国家主义的，有中国青年党与《战国策》社；代表民生主义的为国民党；代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则为共产党。
无论是有限的（或局部的）计划经济还是无限的（或全能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观点是：政府能够合理地管理经济，既创造比放任经济更快的发展速度，更高的经济效率，也能够达到社会平等和民生幸福；有限的计划经济，往往是政府指导型计划经济，而无限的或全面的计划经济，则往往是政府指令型计划经济；有限的计划经济有部分国营与非国营两种类型，而全能或全面的计划经济则是基本上国营，即完全公营，但包括集体与国营两种形式，其中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在国共两党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难以克服的弊端就是国营经济的官僚经济化以及官僚经济的恶性膨胀。共产党的试验主要在农村，而农村主要还是小农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没有占主导地位。
二、概念辨析
关于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与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含义，在思潮中有多种说法。当时人就觉出，“涵义极其暧昧”[275]。朱偰甚至指出，关于统制经济，不但各国学者尚无划一固定的意见，即统制经济的名词，亦不能一致。无论在名词上、在实际上，所谓统制经济都是异常含混的，不能成长为学术上的名词，而只是新闻报章上、政治上的名词罢了。[276]
根据思潮的实际情形，笔者就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及其含义归结成八种观点。
第一，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含义完全相同。代表为马寅初、郑林庄等。一般报刊与国民党的各种经济建设会议对这两个概念往往混合使用。
马寅初认为，中国人所说的“统制经济”，是日本人对欧美言说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 or Economic Planning）一种译称，我们沿用的不过是日本人说法而已。[277]马寅初指出，所谓统制，并不是由政府办银行，办合作社，办工厂，不过完全处于指导地位，使这四个团体能切实合作，以达经济建设之目的。[278]
郑林庄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是就现状整理出一个系统，而将此系统纳入一个权力集中的最高机关的指导之下。[279]可说是一种均衡联络各工业部门及平均生产与消费的国家经济。[280]曲直生也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一回事，因为统制经济，必先有计划，而后可以施行。[281]另外，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学说也是把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视为一回事的。1933年11月北平民友书局出版的《计划经济论》又名《统制经济论》。
第二，认为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在于立场和目的，因此有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别。
宋斐如指出，计划与统制是相辅为用的，是一种东西的两面，并且事实上尚无一个国家不计划而能行统制或单做计划而不行统制的。两种经济政策在实施方法上并不大差，自各方面经济的计划开始以至实行统制，二者都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各国也常用计划经济的名词。这两种政策的区别不在于名词上或实施的方法上，而在于立场和目的上。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是同一形态。区别只在于是社会主义型，还是资本主义型。[282]
第三，单提统制经济或单提计划经济。
克己单提统制经济，把统制经济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是“企图树立以社会为中心的经济机构，依预定的经济计划，统制国民之生产并消费的一切的经济生活的”，而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是“以营利经济为基础的，依国家权力的发动，实行总体的‘经济统制’”。[283]
张素民也是单提统制经济，他本人提倡民主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批评统制经济派差不多事事要统制，过于迷信“统制经济”一词，死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圣经”，绝不回想马克思、列宁辈所认为理想社会的唯一意义，即在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盲从者甚或主张省统制经济、县统制经济。[284]
中国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周寒梅，把统制经济区分为国家统制经济、Bloc统制经济与世界统制经济。又把统制经济区分为资本主义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和法西斯统制经济。认为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不能把握并解决资本主义病症的核心，而以资本国有、废除私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共产主义纯粹计划经济）根本还未存在过，苏联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统制经济，而且这种经济模式牺牲太大，主张施行以国家至上、否认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为特征的法西斯统制经济。[285]另一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道平，把“独裁政治”与“统制经济”分别看作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组织主义”。而把“统制经济”看作一种排斥“个人本位经济”而施行“国家本位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一切财富均属于国家和社会全体，个人对于财富的关系只有经营权和使用权。死后遗产应仍奉还公众，利息应该绝对禁止”[286]。
叶作舟单提计划经济，按现代经济组织的不同，把计划经济划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287]
第四，认为自由经济的对立面是统制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即拘束经济。
古占把“拘束经济”等同“统制经济”，而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288]郑独步本人使用统制经济，而不用拘束经济，但他指出，西方学者大都采用拘束经济（Cebundene Wirtschaft）概念，熊彼特（Schumpeter）的解释是，拘束经济，即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对于私有经济之运用，加以原则制裁，即为此种团体之一切计划经济的统制行为。米塞斯（Misses）的解释是，拘束经济是依政治团体的方法，对于个人经济活动的种类及范围加以根本限制。[289]
第五，以制裁经济涵盖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朱偰是其代表。
朱偰认为，制裁经济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制裁的赢利经济（即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或称资本主义制裁经济，即通常所说的统制经济，如欧美意大利；另一种是制裁的自足经济，即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俄。制裁经济（包括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自由经济（盛期资本主义经济）之对，系一切经济制裁的形式的总称。制裁经济是纲，计划经济是目。制裁经济之发生：一为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之制裁，如限制市场，支配物价；二为自由经济本身所产生之制裁，如托拉斯，康采恩。朱偰对制裁经济含义的理解与郑独步的拘束经济论一样，完全引用熊皮特与米塞斯的解释。不过，朱偰认为，在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认为统制经济没有出路，反对“统制经济”，主张“计划经济”。朱偰强调，或完全采取经济自由主义，或完全行计划经济。否则枝枝节节，加以制裁，既无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利，且兼有二者之弊。[290]
第六，以计划经济涵盖统制经济。郑独步为其代表。
郑独步把计划经济分为完全计划经济与部分计划经济，而所谓部分计划经济，即统制经济。他对统制经济的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形态与现实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统制经济形式历经三次演进：传统统制、自动统制与指导统制。传统统制为惯习统制，即习惯及道德的统制。自动统制，即私经济体之自动的互相调节。指导统制，即在国家特定意志与特定计划之下，统制各国经济体的活动，使其趋向和步调一致，以达到国家特定的一贯的目的。目前的统制经济（指导统制）呈现三大形态：国家统制经济；Bloc统制经济；世界统制经济。三种形态又分为民主的与独裁的。国家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相对，就是国家以协调国民生活、发展国家经济为目的，对于国家经济行为的总体加以合理的统制，而扫除经济行为上的矛盾与冲突。国家统制经济求社会经济的均衡，是达到社会经济平均发展的手段与方法。Bloc统制经济是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或弱小国家的经济行为，给一种限制与压迫，而积极发展本国的经济势力。世界统制经济，对于国家统制经济与Bloc统制经济加一种消极的限制，不准各国经济利益冲突尖锐化，以减少世界战争的暴性而已。一般所说的统制经济，即中央统制经济，或国家统制经济，就是以国家力量统制一国经济的全部行为，履行国家既定计划，达到国家一贯目的。有完全统制（如苏联）与部分统制（如日本）。国家统制经济按国家统制方法可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与国家协调主义的统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将国内资本收归国有，不准私人财产的存在，以完成共产主义的纯粹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就是用累进律重税的方法，将生产机关渐次公有化或社会化，以达到国家支配经济全体的目的。国家协调主义的统制经济，就是以私有财产制为原则，用行政力量，裁制全国经济行为，使劳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他本人赞同民主的统制经济。认为，民主的统制经济是可以顾及国民全体利益，以协调全民生活。主张完善的统制经济，一定要保持民主性而排斥独裁性，方能实现民主国家统制经济的精神。[291]
第七，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含义有别。谷春帆、诸青来等为代表。
宋斐如指出，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是有区别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范畴。计划经济是在国民经济上作成整个计划以进行经济活动的办法。而统制经济，不过是在国民经济上加以统制罢了。[292]
谷春帆区别现代经济运行方式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放任经济。认为统制经济是国家管制指导私人经济，使它向一定的目标努力；而计划经济是国家定一计划，自己去做。放任经济则是国家全不计划，也全不去做。[293]
诸青来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有根本区别。统制经济主张公私事业并行不悖，对于私人企业，政府行使其统制之权，而计划经济偏重国营，对于私人企业，设法使其消灭；统制经济在私有化为公有时，予以赔偿，而计划经济则予以没收；统制经济奖励合作事业，但对于非合作者并不苛待，而计划经济则强迫农民合作，或者避强迫之名，行驱使之实；计划经济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实为一党专政，而统制经济则行民主政治，即使专政，也不以阶级之名行之。[294]
第八，区分管制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简贯三为其代表。
他认为管制经济是顺乎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出来的，统制经济则是为医治1919年以来的经济恐慌而推敲出来的。管制经济的依据是：财产权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而以社会利益为根据；以保护国家民主的生存，促进社会人群的福利为目的。管制经济比统制经济的历史更久远些，范围广大些，意义深远些，效果显著些。计划经济是以整个的国家或社会为单位，比管制经济的范围更广大深入些。管制经济往往只注意生产问题，而计划经济则企求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的合理解决。管制经济以管理统制的方法为首要，以促进社会福利为次要，计划经济是先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存在理论的体系，再由这些理论的体系，规划实践的方法。管制经济加上高尚的社会理想与现代的科学技术，便成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比管制经济进步些高明些。就中国发展而言，简贯三指出，管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应该相成相因，融为一体。[295]
从上述八种观点看，民国时期“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两个概念并没有得到严格区分，即使有学者试图做出这样的区分，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因此，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并没有形成两个思潮，而仍然是合为一个思潮。
专就计划经济的含义看，约有以下五种认识。
第一，属于指令性计划经济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由一个单独的中心机关，用一套整齐划一的制度，对一切经济资源进行通盘的与集中的控制与管理。不仅经济如此，实际上整个社会也是一个计划社会。只有在计划社会里，计划经济才能够得到完全贯彻。这是多数计划经济论者以及反对计划经济论者的看法。也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含义。中国本身强调经济国家主义的诸多经济流派也是趋向于指令性计划经济论，最大限度地压缩市场经济的活动空间，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的功能。
劳文（L.L.Lorwin）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组织的系统，在这系统内的一切个人的分散的经营、企业、工业都成为一个全体内互相联络的单位，其目的在充分利用有益的富源，于一定的时期内，使一个民族的需要获得最大的满足。这种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第一，各个生产单位不能离开全系统；第二，将生产与消费平衡；第三，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形成经济制度的目的，且决定各个元素的适当用途。与放任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拥有经济的指导权，政府成为一个发号经济指令的中心。[296]劳文的计划经济涵义论，对20世纪30年代我国各种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概念的形成有影响。张君劢的计划经济论引申的就是劳文的定义。张君劢认为，“计划经济为苏俄五年计划以来之新方法”，“西方名为自足经济（Autarkie）”。在计划经济之下，合全国企业，以成一大统系；尽全国所有资源，供全民族需求；谋生产与消费平衡。批评国人往往把“计划经济”（Plan Economy, or Planned Economy）与“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混为一谈，指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现时所谓的计划经济绝不相关。[297]
马季廉指出，计划经济是指国家整个的经济生活由一个单独的中心机关来指挥。即由一个健全有组织的中央政府，直接拥有国家生产资源，随其意志蓄积资本，来从事各种方式的生产事业。国家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包含对于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是生产，各种方式的购买力的分配，及物价有健全的有组织的管理，以求得生产与消费得一种有组织的均衡。[298]
《世纪评论》“社论”认为，计划经济为整个经济的计划，用集中权力的机构，把一切经济资源控制起来，以期达到某种目标。[299]
《观察》编辑部认为，计划经济是与所谓价格经济、自由经济或个体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制度，是国民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是以生产资源的集中所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针对着价格制度的分散的个别的决定原则，在计划制度下面，一切生产资源的派分，完全由中央机构来集中地全盘地决定；针对着价格市场的无形调整作用，代替以自觉的有目的的投资、生产与分配秩序。计划制度也可以包括消费品的分配，甚至包括职业分配，但这些方面并非构成计划制度的必要条件。[300]
陈友松认为计划经济必须在计划社会里才能够得到实施，他指出，大规模的生产与平均分配，是与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而计划经济又必须以计划社会为前提。[301]张东荪也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计划社会的出现，但主张制定计划务使在其中保存尽量的自由与相当的平等，而不是像苏联一样高度集权。张东荪意识到，在计划社会里，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但认为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必须保留绝对的自由，以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相信“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302]与陈友松把计划经济看作时代的趋势不同，张东荪实际上是把计划经济与计划社会看作一种社会发展所必要的权宜之计。
战国策派的林良桐认为，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规定最高或最低的物价与工资，限制投资，奖励农业，统制货币和信用制度，禁止罢工与停业等。”林良桐把计划经济看作是一种巩固国防需要的“自足”经济，具有高度的效率，限制个人的自由，以维持个人的平等，具有较为彻底的社会立法。林良桐希望由一个高度集权而不“独裁”的“贤明”政府来进行经济设计。[303]
计划经济的批评者萧百新与胡适则从政府集权的角度对计划经济进行界定。萧百新把苏联计划经济看作是一党独裁，由指导家的意志，根据国家的注目点，而采取集中重点的政策，得以发挥统制经济的伟力。[304]胡适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在经济方面，政府将一个划一的制度，强加在整个社会上，以期适应其所规定的经济政策。实业和生产都是由政府通盘筹划。[305]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国家进行管理和控制、依照计划发展的经济类型。[306]并归结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特征为：所有的经济决策实际上都集中于中央；计划的等级性质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执行结构；指令性而非指导性；直接按实物而不是货币来进行经济计算和计划；货币在国营部门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计划在权威政治制度中体现。[307]苏联计划经济属于一种政府全能计划经济的典型案例。哈耶克据此对计划经济下的定义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反对竞争的。[308]萨托利把苏联式政府全能计划经济称为“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是万物的主人，唯一的卖方，唯有它能决定资源的分配，薪金的多寡以及什么是消费者不得不接受的。简言之，全面计划就是号称目的至上的计划”[309]。
第二，属于指导型计划经济论。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是自由经济的对立体制，计划经济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制度，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能够容纳各种经济组织形式，也具有多元产权形式与组织形式的一个具有无穷复杂性的多元一体的系统。国家对此复杂的经济系统负有全面指导和劝告的职责。
张梁任指出，计划经济不必与自由经济相对立，然必与紊乱、无秩序、无意义、无计划经济相对立。计划经济特征有：一为设计必须及于经济过程全部，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均得设计；二为设计必须由一处出发而统一化；三为设计须从各国实际出发，形形色色而有本土特色。计划经济绝非为经济方式之一元论，亦绝不能与公共经济、共同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集团主义等名词相混杂。计划经济包含经济制度与经济方式。美满的计划经济中，必有形形色色的经济方式与经济制度并存。个人经济与市场经济，集团经济，农民经济与手工业经济，合作社经济及国家经济或共同经济，不少经济生活问题以资本主义方式而得最圆满之解决，当安插于整个计划中。计划经济之励行手段必呈无穷之复杂。[310]
刘大钧也持指导型计划经济论，即政府虽然应咨询人民及各业意见，制定全部计划，但除数种“枢纽事业”外，其执行应委托人民，凡不列入统制范围内的事业，应以指示或劝告的方式，而不强迫人民执行。他强调，“计划经济并不必由政府统制一切经济行为，更不必由国家经营一切企业。”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案之一部分工作虽必须由政府举办，另一部分则应由人民进行，而受政府之统制，此外一切则并（非）统制亦非所需。”刘大钧列入国营的“枢纽事业”有：国防事业；私人不易获利的事业；资源有限的事业；具有自然专利性质的事业；私人无力举办的事业；须统一经营的事业；可作为政府财源的事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事业。而列入国家统制范围的事业，则包括：国防事业、与民生有特别关系的事业；公共福利事业；人为专利的事业；产品须标准化的事业；各种事业法团；公开竞争易生浪费的事业。[311]
所谓指导型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也就是没有形成一种排斥市场的基础性功能的经济体制，因此，仍然属于市场经济系统。萨托利指出，指导型计划经济，属于一种有限的计划经济，仍是一种至少受到两方面支配的市场经济：确立成本与价格，确定消费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有限计划经济至少迄今为止并未产生另外一种体系。[312]根据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定义，任何立足于市场竞争基础上的所谓国家计划经济，其实仍然属于自由经济或市场经济。
第三，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合理化的经济。政府能够指导经济生活合理化与均衡发展。
梁潜翰指出，中央计划机关能够通过通盘计划，为全国工商业之头脑与全国投资者之顾问，并负责供给全国之经济统计，调查全国蕴藏，指导全国工业人才供求等。[313]
夏炎德也认为，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对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通盘筹划，合理支配。[314]
光君认为计划经济也属一种基于人性法则、合乎道德之理的合理主义，一种“当然的合理主义”。发于人的不忍之心，即义性。但指出，政府的拘束节制不要过头，否则必有害无益。[315]
卢作孚把计划经济理解为，根据世界的最高记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适应整个国家的需要，定出整个国家的生产计划、交通计划等，定出最后的要求，而又依进行的便利定出若干步骤。[316]
第四，认为计划经济的实施条件必须是产权或生产工具公有或国有，计划经济与产权公有制度实际上是一体的，甚至可以等同。
有心指出，计划经济的实现必以生产工具公有为条件。如果现制度不改变，讨论计划经济，实是一个极可笑的矛盾。在生产工具私有的制度下，统制经济是可以推行的。[317]
戴世光指出，计划经济就是将所有的生产工具国有，并制定依劳动与能力而异的分配制度。同时私有财产制度是不能存在的。[318]
第五，区分了广义的计划经济与狭义的计划经济。广义的计划经济包括从传统到现代、从自由经济到全能计划经济的一切经济体制，而狭义的计划经济则是由国家负责计划并执行的一种经济体制。由国家管制指导私人经济的统制经济则被列入广义的计划经济之列。谷春帆为其代表。
他认为，广义而言，任何经济必然是一种计划经济，没有能够脱离计划的经济。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要用最小牺牲，最直接容易方法，以取得增加财富与享乐。各种经济组织根本的相同点，在于采取一种有理性的手段，以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不仅苏联式的大规模的国家计划、德国的军国统制，是一种计划经济，而且英美民主国家的放任自由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甚至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狭义的计划经济，是指一个后起的国家，向着一定目标（国家定一计划），积极赶做的经济形态。计划经济一面创造发展生产力，一面使此生产力齐向一目标努力。与之相对，放任经济则是国家全不计划，全不去做，而将计划与做的工作，完全交与人民。这是先进的国家，享有技术、市场、组织、原料等种种便利，别国无可竞争时的经济形态。放任经济能够充分解放生产力，使其向不同的方向放佚发展。[319]
从计划经济的五种含义看，民国学术界对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共识还是存在的，那就是，一致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关键是干预的性质、方式、程度与幅度如何，这是主要的分歧所在。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政府的理性干预能力，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效率）与民主性（公平）究竟应该如何评估。这里牵涉到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制度安排问题。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体制才能保证计划经济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以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创新。二是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理性问题。由于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素质、感情与理性无时不在变动之中，计划经济的决策人员与实施人员在缺乏基本的市场信息参照的情况下如何驾驭经济运行，保证其良性运行。由于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重大分歧，导致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含义多样、流派纷纭。
三、性质辨析
关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性质，思潮本身产生了多种认识，没有获得一致。不过，“统制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说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说，有不少认同者。
第一，认为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仍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即弥补资本主义缺陷。古占指出，有人以此为资本主义更生新途。有人以此为延长资本主义命脉之姑息弥缝策。[320]克己认为，经济统制的目的，在某一定的企业或事业之私的利益的拥护这一前提条件下，怎样去以消费阶级的需要为中心来构成有组织的生产统制的问题；和借此消弭一切从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之本质的破绽所产生出的经济现象的乖离——恐慌、失业、洪水、产业停顿及金融制度上的缺失等。[321]
第二，认为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具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组织形式或制度形态。宋斐如指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是同一形态。区别只在于是社会主义型，还是资本主义型。[322]克己把统制经济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类型。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是以社会为中心依经济计划统制生产并消费的一切的经济生活的一种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是一种以营利经济为基础的总体的“经济统制”制度。[323]叶作舟把计划经济组织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324]
第三，认为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古占指出，有人以统制经济为达社会主义之道途。[325]马季廉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资本主义不能施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上依赖两种力量，一方面是消费者需求的自由运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创造力量。国家计划的有统治的资本主义能否与这两种力量以充分行动的自由仍不可知。虽然资本主义可以施行某种方式的国家计划，但离计划经济仍很远。[326]宋斐如指出，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形态，是生产阶级支持下的国家权力伸张到经济上，做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且依照计划以实行统制的一种经济形态。换言之，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各方面，例如在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方面，又如在工业、商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方面，做成有系统的、全面的计划，而加以全面的、联系的统制。计划经济具有两种特质：其一，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统制的经济，正与以前的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的经济完全相反；其二，计划经济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是全部国民的经济，正与以前个人的、私人的经济不同。具备以上特质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始能够适用。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始能够适用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计划经济是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形态。[327]朱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即是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经济，不足以解决目前的经济恐慌，不足以解决目前三千万失业工人衣食住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求赢利而非满足人民需要，故必不能免除周期的经济恐慌。[328]沈志远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化才有实现的可能。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支配全国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不可能的。[329]
第四，认为计划经济是中性的。张东荪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中性的名词。资本主义亦可有计划经济，法西斯亦有计划经济，不是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进步的。对于经济加以计划，要看用什么原则去计划。资本主义后期，亦在那里讲计划，但却依然用着资本主义的原则，所以必须用社会主义原则以作计划，方能成为进步的计划经济。[330]张梁任指出，计划经济不必与自由经济相对立，然必与紊乱、无秩序、无意义、无计划经济相对立。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可以包含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式，只要资本主义方式更有助于经济发展。[331]
第五，认为计划经济的政治性与社会性浓于经济性，特别是政治性强。[332]
第六，认为计划经济属于一种临时的、过渡的、非正常的经济形态。谷春帆指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谷春帆强调，“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被干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而在理论上，这种政治，不免是父道政治，是教道政治，是以少数人统制多数人的政治。”因此，作为一种“谋经济力量增长”的过渡办法，到经济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计划统制的程度“应当一天一天减轻。让渡于自由放任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经济，全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国防公共工程之类”[333]。谷春帆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经济”能够充分地解放生产力，使其向各方面全面发展。[334]1948年，张东荪提出政治经济由国家全面集中计划的计划社会论，但要求维持思想的绝对自由。[335]这种设计的目的，也是把计划经济看作是一种发展生产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将来仍然要回到自由经济。
第七，认为计划经济是哲学的与道德的。劳文指出，“计划经济是哲学的，是道德的，是求精神的发展，是求对于生活之将来与可能，有最大的信心。这是动力和秩序的综合，是科学与想像力之综合。”[336]劳文对计划经济的道德性与想象力是大加颂扬的，欢呼其为“维系二十世纪最大成就之希望”。谷春帆也认为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国家计划者的一种道德理想。指出，这种道德理想虽然出于个人真诚，但以个人道德理想宰制全国每个人的经济生活终究是不可取的。
第八，认同计划经济的民生主义性质。简贯三为其代表。指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在求个人利益，而计划经济在求整个社会的共同福利。这种经济体制是在传统的管制经济的基础上加上高尚的社会理想与现代的科学技术。而中国正向社会化的管制经济途径前进，且因建国的需要，更使管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成相因，融为一体，以期实现民生主义的伟大理想。[337]
西方学者认为，计划经济论者本来是把计划经济设计为一种合理化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本的意义是由直接计算和直接产品交换替代市场关系的合理经济，但这种合理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根源并在于社会群体对于计划的怨恨，也不在于国家的落后，而在于计划经济理论本身的不适当。[338]
四、思潮渊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明显是从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蜕变而来，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原是与社会主义思潮混一不分的，清末民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就存在着这种情况。在企业产权方面，社会主义思潮主张公有或国有；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主张国家或集体经营；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倾向政府计划与团体协作；在经济运行上，从重生产到重分配；在经济生活方面，偏重共同生活或团体生活。1902年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干涉主义”，说“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不过又认为“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339]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十六讲》里称他主张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里，孙中山指出，近代经济发展趋势，“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一旦经济集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一切小制造业者皆为其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唯一的解脱办法，“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但须得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之协助。”[340]1919年孙中山确定了国营事业的范围，“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有。”[341]
1919年张东荪在《第三种文明》中，认为社会主义文明，以互助与协同为特征，经济以分配为本位。[342]同年，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宣称，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趋向：即由寄生生活而共同生活；由偏重资本而倾向普凡的劳动；由自由竞争而倾向于互助扶助；由个人快乐主义倾向于社会幸福。[343]1920年张君劢在与张东荪的通信中主张，中国今后之社会所有事业，从铁道矿山入手，管理方法当以政府、技术家和消费者三者合组机关。[344]1920年郑贤宗在《天才的发挥与工作的效率在社会主义下果然都要减退吗？》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财产金钱等报酬品完全废除，生产机关公有，经营者与官吏同一性质。[345]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论争中，张东荪转而立足现实国情，力主通过资本主义而达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反对“空谈主义”，张东荪主张“开发实业”，“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以“增加富力”，“救济物质生活”，使大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强调，“中国资本家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不忍”，何况“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指出“社会革命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般的缺乏”，“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346]然而，张东荪的看法遭到大多数以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论者的激烈反对。陈独秀在《复东荪先生的信》以及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中，反对张东荪的以资本主义开发产业论，指出，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但不必非资本主义不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制度是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制度，这种制度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资本私有”与“生产过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两大缺点，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不可。即“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347]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任公》一文里也批评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极少数资本阶级所私有，供给与消费不能相应，陷入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结果导致人民失业和经济恐慌。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一切生产机关公有，共同生产，平均消费，全部废除商品生产，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生产消费完全保持均平。并主张“在今日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348]。李季在1920年1月4日《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认为现代社会主义与古代的或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是，现代社会主义看出了现代经济制度（生产与交换方法）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土地与资本公有，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349]周佛海在《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中认为，“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由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会导致道德堕落与劳动阶级生活困难，酿成将来大乱，断定“实业就没有发达，也可以行社会主义”。[350]周恩来（伍豪）也反对以资本主义发达实业，认为，一则中国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如强有力的有产阶级的政府，多量的民间资本，科学人才与自造机械，关税自主权，国内生产力与消费的均平等；二则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开发实业，其结果不仅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销卖场，且使中国各地布满外国的资本家，结果总是贫民阶级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至于万劫难复。资本主义的害处在于其自由竞争、互相侵略；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闭塞工人的知识等。其根本祸根是私有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于无效。主张革命成功后以共产主义发达实业，因为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能消灭私有制度，使资本集中，产业集中，土地公有，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生产力与消费力均平配给，人类得以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给。周恩来也反对以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实业发展方法。[351]
1929—1933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全球开始了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与救治，结果，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开始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对分离，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理论与政策构想，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受其影响，中国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形成，且不断高涨，甚至与欧美同步发展，遥相呼应，并且也与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相对分流与独立，不过，同样也存在对流与交融。从中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内核看，深刻影响我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的国外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思想，特别是意大利协作经济理论和日本统制经济理论。受其影响主要为中国新法家经济国家主义思想、战国策派国防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法西斯统制经济协力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统制经济思想虽然仍然承认私有产权与私营企业，但由于其奉行经济上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义以及经济与政治国防的一体主义（即所谓“以平时为战时”；“民生与国防合一”），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与实际上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没有多大差异了。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官僚经济往往非常发达。二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受其影响主要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194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苏联经济体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赢得了包括很大一部分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绝大部分国人的高度赞扬，甚至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论者也转而表示要吸取其合理内核。特别是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对其表示异议者更少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全能计划经济体制，私有产权被彻底取消，市场机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缩，个人经济主权名存实亡，同时政府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三是欧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受其影响主要为民主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等。这种体制仍然维护私有产权、企业自由与市场机制，但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干预，扩展了国家为经济服务的各种职能，甚至允许政府直接经营一些关乎国防安全与国民生计的重大事业，如军事工业、特种矿业、铁路事业、邮政事业、水利水电事业等。
五、勃兴原因
中国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者，对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于20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勃兴的原因[352]有如下认识：
第一，认为以利润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矛盾。沈志远在1933年出版的《计划经济学大纲》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具有市场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有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结果，生产与消费、大企业与小企业、工业生产者与农业生产者都发生了利害的冲突。特别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有限的消费需求的矛盾，成为酝酿1929—1933年经济大恐慌的主因。
第二，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思想的第一来源为德国新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的瓦格奈（Wagner）与布连达挪（Brentano），新历史学派关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经济学说挑战正统派关于在自由竞争中求利益调和的经济学说[353]；第二来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独占组织（如卡特尔、托拉斯）的思想。其思想和观念上的来源还有瓦·布与卡·托。[354]据郑林庄分析，计划经济肇始于中欧各国，光大扩充于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恐慌之后，计划经济思潮也在资本主义各国盛行。[355]
第三，认为是“独占资本”的内在要求。[356]
第四，认为“计划经济运动”本身在持续发展。即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动循着一种计划路线在不断发展着：国家管制经济——欧洲之后的企业合理化运动与集团经济运动——国际计划经济运动。
郑独步分析了战后西方经济社会化——经济合理化——经济统制化的历史，指出，欧战所赐的教训，深知产业非依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发展不可，于是，“自由主义的私人经济”渐次衰弱，而“宇宙主义的拘束经济”由此抬头。战后经济发展历经三期：经济社会化；经济合理化；经济统制化。所谓经济的社会化，不单是力图公共事业的发展，且对于基础产业及其他重要产业均须收为国有或社会所有，以达到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的合理化，就是资本主义末期（自由经济萎靡时期与国民经济整理时期）的资本家的妥协调和的政策。合理化运动的对象，就是全国同类产业及有关系的产业的总体；合理化运动的方法，就是集团的共同的有统制的近代经济战术；合理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调协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发扬国民全体经济，以达到国民经济之国家的统制。经济合理化非但不能解决经济恐慌，反而加剧了经济恐慌，于是计划经济思潮勃然兴起。[357]宋斐如也认为欧战以后实际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运动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期：“战时计划经济试行期”；“产业合理化运动期”；“国际计划经济风行期”。他指出，欧洲大战时，各国相继试验了高度统制的计划经济，用统制的手段来运用国家的总资源作未曾有的“国力战”，具有国家动员体制中的中央集权统制的经验。大战之后，为了打破持续的不景气，不得不有全盘组织的统制经济。世界各国为了对付经济不景气，而相继实施集团经济政策。作为企业内的经济统制——产业合理化运动也在不断发展。[358]
张梁任诊断出：欧战以后盛期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或个人主义秩序）进入后期资本主义阶段（束缚秩序）。就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精神而言，不合理主义、投机与冒险为企业合理化取代；企业的灵敏感觉已消减殆尽；追逐利益心减少，预备亏折心更少，安全持久心增强。企业家以卡特尔方式自相束缚；企业家被国家（劳工保护；保险；劳资仲裁制度；物价控制；银行监督）所拘束；企业家被劳力（营业委员会；工会；工资条约）所拘束。断定，将来经济的根本思想，必为计划经济。[359]
第五，认为世界经济恐慌给予了计划经济思潮的兴起以重大刺激。明养、郑独步、叶作舟均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被资本主义世界视为克服恐慌的有效武器。明养指出，在“一战”后的十年间，商业中国家主义的倾向虽颇浓厚，但政府总抱着不过度参与的观念。但近数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的深刻化已使此种观念完全动摇了。产业界本身不能克服恐慌，遂使国家在商业领域中的权力日渐加增。[360]郑独步认为，统制经济是可以镇定社会的经济恐慌的东西，它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走不通的路上被全体社会意识欢迎出来的经济进程。[361]叶作舟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被资本主义国家看作克服恐慌的“法宝”。[362]朱偰相信，自由而趋向制裁，以缓和经济恐慌，取消种种矛盾，是物极必反的通则。[363]
第六，苏俄五年计划成功的刺激。
“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在中国勃兴，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恐慌产生了一种以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救急的思潮。这种思潮在处于经济恐慌之中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第二，苏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的刺激。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使苏联国力大增，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大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给以国人极大刺激。祝伯英（亦英）指出，苏俄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到10年工夫，在工业上已经与英美并驾齐驱，而农业方面，竟号称世界第一。因此，他推崇苏联计划经济，反对美国自由经济，认为虽然其“技术主义”盛极一时，但由于消灭不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因而还是绝境。[364]叶作舟也认为，苏联所获的实绩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个成功的证明，至少是未曾失败。[365]克己指出，苏俄基于五年计划案的“经济统制”，从其伴着生产力的增加表现出的国民经济的活跃看来，颇呈壮观。反之，比较起近年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恐慌产生出的生产额的减少，失业的增加，恐慌的深刻化，大众的贫困来，确是两个世界的绝好的对照。从苏联计划经济表现实绩的统计数字看来，那确实是以资本主义史上未曾有的速度，发展着它的全产业。[366]朱偰确认，苏俄五年计划成效，非私人资本主义所能办到。[367]宋斐如指出，计划经济的流行，受了苏联“一五”计划的显著成绩造成的影响。[368]《世纪评论》社论认为，国人看见苏俄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之成功，计划经济遂成为最漂亮的口号。[369]《观察》编辑部指出，就数量上说，苏联在三十年内把一个生民众多而经济落后的泱泱大国，在各国不特不加以援助而且虎视眈眈的环境下，转变为一个高度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其成就的范围之广，境遇之苦，奏效之速，以及影响之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370]
第三，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经济国情的诊断，提供了统制经济计划经济风行的现实支持。这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且陷入农村破产、城市萧条的经济恐慌之中，加上我国资源短缺，急需大量生产，以迅速提高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急速赶超，并充分利用资源，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而这一切非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不为功。于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一再高涨。特别是全面计划经济被认为是实现全面赶超，迅速提高国力的最佳途径。
从资源利用角度看，郑允恭认为，天产不丰、资本短少之国，欲维持原有的生产力，势须统制资源与资本，以防其浪费。[371]《观察》编辑部也认为，计划经济能够使资源的派分和利用能最符合人民的共同需要，获致最大的社会福利和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372]戴霭庐指出，无论是改良教育，集中人才，利用外资，政府有计划的统制经济似乎比较的容易实现。[373]
从大量增产与效率提高角度看，张东荪指出，中国今后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374]郑林庄也认为，生产落后国家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顺利完成向新工业制度的过渡，必须实施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可以对全国进行通盘筹算，各地发展其“收利最大”或“弊害最小”的工业，免去生产重复冲突的弊病，为企业家指出一条明路。[375]甚至企业家卢作孚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把有关系的经济事业连成一片，使需求与供给一致，免除同业间的无聊竞争，使整个生产只许有成功者，不许有失败者，没有经济波动不安之虞。[376]
从赶超角度看，中国需要实施全面计划经济。张素民认为，中国今日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绝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377]朱偰认为，急起直追，复兴中国国民经济，当然要计划经济，要一个整个的经济计划，要一个提高国民经济生产力，使工业得以自足，农业得以复兴，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计划。[378]戴霭庐认为，政府有计划的统制，能够使经济急速进步。[379]郑林庄认为，计划经济不仅为工业极度发达国家所必需，生产落后国家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更为切要。[380]梁漱溟指出，“后进国家为要迎头赶上去，为要抵御先进国家的竞争压迫”，不能不多运用政治力量（统制计划），苏俄就是“以整个国家来统筹一切，来对外竞争”。[381]1945年5月19日国民党“六大”通过《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也认为计划经济是“求新的科学技术，加速推进，俾能迎头赶上”的有效方法。[382]戴世光指出，为我国经济建设着想，时间有限，必须在短期内完成人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进度，更应采用计划经济，迎头赶上。[383]针对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能够实现“赶超”或“急起直追”，也有人表示深切的怀疑，“急起直追这句话只能自律，决不能他律；人人能否急起直追，完全是个疑问；若人人能够急起直追，不但能实行社会主义，即释迦的天堂，早已实现了。”[384]
从个人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缺陷看，戴霭庐指出，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上充满了嫉妒、排挤、攻击、挑拨等。于不知不觉之中，平添着无数的纠纷与应付，来消耗时间、金钱、口舌、精神等。[385]祝伯英认为，资本主义各业不平均发展，有资者各自为政，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只有计划经济，才能真正使中国现代化，消灭没落气象，走上发展道路，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建立社会的全部。[386]朱偰认为，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经济转而实行制裁经济，也不足以解决目前的经济恐慌，不足以解决目前失业工人衣食住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为求赢利而非满足人民需要，故必不能免除周期的经济恐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裁经济是一种枝枝节节“挖肉补疮”的办法，其缺点在于无一整个的计划，而只是得过且过，且应付一时的方法。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行之已经失败，中国可毋须再蹈覆辙了。[387]郑允恭确信，国民经济统制得宜，可使一国经济状况臻于健全之域。[388]
从中国经济现实看，罗吟圃认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复兴和进展，绝对不能依靠那些附庸于国际资本主义者的暴发户；但中国个人资本薄弱得可怜，中国资本的发展是逐渐缩小的，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受排挤，农村经济破产，民族资本衰落。[389]张素民也指出，中国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390]夏炎德分析，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本国产业基础薄弱，人民知识能力低微，要作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及调整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计划经济。[391]
从实现全面福利或经济民主看，戴世光认为，政府能够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包括防止独占，平均财富，建立直接税系统，发展国家资本等重要措施。[392]陈志让认为，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实现经济正义。包括：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已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而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则不能实现。[393]杨幸之认为，我国分配制度的改善比技术现代化重要。[394]
从时代与国际环境看，郑独步指出，现代社会进化既已达到了以国家为斗争单位的时代，则经济行为不能不以国家的特殊意志来加以适当统制。否则经济行为，必发生矛盾，内不足以救济民生，外不足以保持国力，必至受到列强经济的压迫，则国富日惫，民生日困，是不言可知的。我国未能适应今日社会环境的需要，以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促进经济社会的向上与统制经济行为的迈进，故已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而毫无拯救的良策。[395]曲直生也认为，现在以国为单位的统制经济计划，尤其在中国，实含有对外求立足的意味。[3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计划经济受欢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397]而计划经济有一统一机关，能够集专家之精神脑力，而聚之于整个问题，则认为其效率自高。而“不相与谋”、“各自为政”的建设则会造成将来的损失。[398]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组织比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更有效率、更加公正和更具生产能力。[399]其实经济增长理论家刘易斯也认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是沿着计划者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的。在达到特定的目标方面，这种经济比非计划经济优越，例如生产军备，进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建立大型工业部门等。但刘易斯也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必须集中努力于其上的目标，计划经济就不如非计划经济。因为私营企业家的判断相等于或优于中央计划者的判断；并不存在经济沿其发展的唯一方向；从而最好就是让每个人在他所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地最好地使用他所得到的资源。[400]
第四，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思潮接续与更新的基础，社会主义思潮的继续发展进一步提供了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勃兴的条件，并互相支持。张佛泉指出，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个人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直发展下来的。此后，自由的空气便渐渐稀薄下来。“北伐”成功以后，统制便适用到种种方面上来，形成一种澎湃的潮流，影响到国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其时讲统制最盛行。[401]
六、思潮特征
绵延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思潮中“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含义比较含混，没有严格区分。等同者多，区分者少。概念没有厘清，使得关于“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争，往往陷入自说自话，而不是有效的争鸣。
第二，延续时间长。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以来，一直延续下来，再没有中断过。
第三，强度巨大。在与自由经济思潮论争中，占据上风。不少自由经济论者转化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者，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等。当然，有不少人主要是话语体系的转换，其实质变化并不大，但也足够说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话语体系之强大。还有不少自由经济论者一度对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怀有好感，如胡适与丁文江等。
第四，影响深远。使得国民党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断计划化、集权化、国营化；也使得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深入人心，从而对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第五，流派纷纭。有温和派，民主派，民生主义派，乡村建设派，新法家，法西斯蒂，战国策派，社会主义派，新资本主义派，新民主主义派，新社会主义派，过渡派等。
第六，主要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潮发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主义经济思潮联动。西方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尤其是德国新历史学派或国民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都对中国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发生了影响。
第七，对“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类型与性质没有得出一致看法。关于类型，有多种划分：有社会主义型，资本主义型，法西斯主义型，过渡型；民主型与独裁型；温和型与激进型；大规模型与小规模性；全面性与局部型；营利型与自足型等。关于性质，有中性说，社会主义性质说，资本主义性质说，过渡性说，政治性/社会性说，道德性/哲学性/精神性说，民生主义性质说，两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种性质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第二节 流派
20世纪30年代，受国际经济思潮转向、苏联计划经济刺激和中国经济恐慌救急的需要，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在中国勃然兴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并对当时国民政府经济体制和随后的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在中国含义复杂，流派纷纭。根据思潮本身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至少出现了以下十五个流派：温和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代表人物为马寅初；民主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代表人物为郑独步、谷春帆等；同业自动统制经济，代表人物为吴景超；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计划与统制”，代表人物为祝伯英、朱偰等；社会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代表人物为罗吟圃、戴霭庐、沈志远、叶作舟、克己等；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社会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代表人物为张君劢、张东荪、张素民、戴世光等；民生主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代表政党为中国国民党，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简贯三、罗敦伟、程孝刚等；非政府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为梁漱溟等；新法家国家统制经济，代表人物为陈启天等；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代表人物为S W、周寒梅、周毓英等；战国策派统制经济，代表人物有林同济、林良桐、沈来秋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代表政党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性学者主要有许涤新等；新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人物为施复亮；新社会主义经济，代表人物为周绥章；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代表人物为王亚南。
一、温和的计划经济
作为一个对西方经济理论有较深体认，又着眼于中国经济实务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提倡温和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他使用的“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同一概念，反对在中国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即大规模的、全面的、集中的统制经济，认为那种计划经济会泯灭私人创造力，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主张效法欧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实行“温和的经济统制”，即小规模统制经济以及政府立足于指导、协调与鼓励而不直接办企业，以实现一种充分显示经济“效能”基础上的“均富社会”。[402]主张政府在复兴农村，发展工业时，外察社会之需要，内审政府之力量，分别轻重，酌量缓急，确立标准。不同意采取自由生产、自由竞争的纯粹资本主义经济。理由是：防止自私自利者危害社会；中国无成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国的良好国内环境；工业幼稚，不堪国际竞争；国际经济环境对我们不利，主要表现为关税政策、货币政策和倾销政策；政府可利用国家危难时期人民的向心力推进经济发展。马寅初强调，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一途。但统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皆以政府负其全责为原则，而这必须政府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403]马寅初“温和的统制经济”思想，无疑受了包括斯密、李斯特与马克思等在内的多种经济流派的综合影响。总体而言，马寅初“温和的统制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以全体主义为原则[404]；属于“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405]；属于“法治经济”或“契约经济”[406]；属于民生主义“福利经济”[407]；属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408]；主张经济社会“和谐进展”[409]。
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马寅初经济学说的话语虽然从自由经济转向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其市场经济的基调并没有根本变化。一直到1948年《经济学概论》出版的时候，马寅初仍然强调，“惟在进入大同世界以后，市场经济或可以取消。”为什么市场经济必将长期存在？马寅初认为，只要分工存在，市场就不会消亡。而只有分工，才能求生产快速增加。“较之于一人而身兼百工，其生产效能何啻百倍？”[410]马寅初指出，常态经济应以自由经济为骨干，非常时期，可以运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但也是温和的，不是苏联式的。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产，增加社会财富，但劳工保护与社会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均富”，是建设“均富社会”。
二、民主的计划经济
郑独步与谷春帆主张民主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郑独步认为“国家统制经济”就是国家以协调国民生活，发展国家经济为目的，对于国家经济行为的总体加以合理的统制，而扫除经济行为上的矛盾和冲突，达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而“自由经济”只是“谋个人经济的发达”。国家统制经济有民主的统制经济（国家协调主义，或部分的国家统制经济）与独裁的统制经济（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或完全的国家统制经济）之别。指出，统制经济虽然有德意俄的独裁形式，但统制经济并非都需要独裁，民主的统制经济（如英美）要比独裁的统制经济更合理些，因为民主的统制经济以私有财产制为原则，用行政力量，裁制全国经济行为，使劳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因此，民主的统制经济是可以顾及国民全体利益，以协调全民生活。完善的统制经济一定要保持民主性而排斥独裁性，方能实现民主国家统制经济的精神。认为，完善的民主的统制经济是可以镇定现社会的经济恐慌的东西。主张以民主统制经济的手段，来整理和发扬本国国富，期与各国并驾齐驱。[411]郑独步的“民主统制经济”论，仍然属于以私产为基础、以民企为主体的国家协调型市场经济。
谷春帆主张“民主的计划经济”，认为“民主的计划经济”能够兼顾资本主义“积蓄增殖”与计划经济“积极创造资本与国富”的双重精神，“不向资本主义，也不向计划独裁，而中道走向民主经济的大路”。具体来说，中国将采取资本主义积蓄增殖的精神，但将消除其浪费与摩擦，有意识地自觉地向公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中国将采取苏联计划经济的精神，积极创造资本与国富，但完全从自由引导的方式达成其目的，而不用强制压迫的手段，其增加的财富，将公平分配于全体人民，既不放任资本家独占，也不使其属于一个抽象的神圣化的国家，而实际上成为少数政治家的工具。使计划以全国为对象的发展，而同时采取许多新的经济理想，从就业保障，累进租税与公共事业这些措施中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失业。[412]谷春帆的“民主计划经济”论也是一种以民企为主体，以政府引导为计划方式，以社会保障为经济安全方式的一种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方式是自由经济（国家全不计划，也不去做，计划及其实施完全交付人民）、统制经济（国家管制指导私人经济）与计划经济（国家计划，自己去做）的结合物。谷春帆指出，中国工业化的任务是多重的。因此，“三种经济形态，在任何一种单纯的型态对中国均有不宜。”[413]还认为计划经济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性的经济发展方式，[414]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计划指导是不可缺乏的。将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计划经济必须全面让渡与自由放任经济。[415]因为只有自由经济才能充分解放生产力，使生产获得全面发展。[416]
三、同业自动统制经济
吴景超主张同业自动统制经济。他承认英美经济制度有许多缺点，但更看重英美经济制度的优点。指出，英美经济制度能够把一般民众的生活程度提高，而且提高的可能性，还没有达到止境。[417]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方法，是可取的，但其图利高于一切的动机，因提高价格，不惜焚烧存货的举动，却要排弃。[418]
吴景超提倡以英美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同业自动统制经济。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为资本。要求政府引导社会上的游资，走上生产事业的途径。鼓励华侨投资并积极利用外资。[419]代表工业界提出了对于政府有效驾驭市场经济的十一点希望。其中，属于强化市场经济的法治环境方面的有：要求政府制定法律时尽量采纳工业界的意见。属于培育和健全商品生产与流通市场方面有：要求政府取消转口税、地方特税、修改进口税率，使原料所纳税较制造品所纳税为低；要求政府多做检验工作；发展水路交通等。属于培育和健全资本市场方面有：要求设立产业股票交易所；以低利率贷款于工业界等。属于培育劳动力与技术市场方面的有：要求政府多家培养技术人员，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属于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有：扶植各业，实施统制。针对供过于求的工业，政府应利用同业公会，统制生产数量。至于出产尚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政府亦应设法利用保息等政策促其发展。对于有些省政府利用统制名义排斥外省货物，要求中央制止。[420]吴景超的同业自动统制经济并没有忽略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他呼吁通过社会立法切实保障工人的生活安全。指出，工业革命初期主要靠慈善事业救济，而现在则应通过法律保障工人的生活。[421]建议中国必须创造一种社会制度，使在这种社会中过日子的人，不受失业、生病、残废、孤寡、年老、大家庭等社会危机的威胁，即使遇到任何一种危机，其生活程度，还可以维持贫穷线之上的水准。[422]
吴景超的同业自动统制经济，是一种以自由市场为宏观经济运行基础，以行业自动统制和政府协调为经济监控体制，以社会保障为经济安全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
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经济
祝伯英（亦英）与朱偰提倡一种非资本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计划经济。祝伯英指出，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计划与统制”虽不是社会主义，可也绝不是发展资本经济，是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特殊形式的现代化，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没有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祝伯英的计划经济要点包括：尽可能举办大规模的农业经济；统一银行与交通事业；统制民族工业，国家办理各种工业；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实行相对价格管制；广泛施行合作制度；暂时不妨害小经济的存在。[423]祝伯英的方案属于一种多元混合经济形式，倾向于全能计划经济。
朱偰提出治标的计划（救亡的经济计划）与治本的计划（建设的经济计划）同时进行、相互支持的主张。治标的计划是：恢复农村经济，以稳定地方秩序；限制外货倾销，以救济幼稚工业。治本的计划，则是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称为“最完美的国民经济”。为满足需要而生产，非为赢利而生产。一方面未雨绸缪，防止资本主义产生，以免蹈资本主义经济之覆辙；另一方面亦因经济落后的国家欲急起直追，非用国家的力量、全国的资财有计划地建设不可。过渡时代最好的办法便是公私合办企业。当然这须有效率的政府为前提。利用方在萌芽的资本置在国家监督之下，使其为满足需要而生产，非为赢利而生产。所谓“最完美的国民经济”，则是生产工具国有，国家施行完全的计划经济。[424]朱偰“治本的计划经济”方案，属于典型的向全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过渡经济。
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罗吟圃、戴霭庐、沈志远、叶作舟、克己等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罗吟圃认为，在中国目下的现况，经济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即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地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指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425]戴霭庐主张理想上必须采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过，戴霭庐也承认，说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国营）的现代化一定好或是一定不好，以及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民营）的现代化一定好或是一定不好，在目前很难断定。将来的现代化，应采用哪一种方式，恐怕不能预先确定。[426]
沈志远在1933年由申报馆出版的《计划经济学大纲》一书提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经济由有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指挥机关来调节，不会出现自发的经济竞争与经济恐慌。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解决这种矛盾的，是执政的生产管理者的政府经济政策，是计划化的经营生产，是社会主义竞赛，是突击队运动等。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不再是利益竞争，而是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与物质生产水平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本内部矛盾。沈志远并不相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够尽善尽美，他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出现紊乱与恐慌也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这种经济恐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反映，而是由于外在的、主观的处置失策或指导与组织未尽完善所致。叶作舟认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积极性。批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不能放弃利润，而“计划经济的第一要求在于利润的废弃”。[427]克己批评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只会成为救治资本主义经济之破绽而失败的‘产业合理化’第二”，主张“抛弃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以社会全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428]
六、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计划经济
以国家社会党（抗战胜利后重组为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代表。张君劢在《再生》杂志发表大量文章，1937年汇集整理为《立国之道》，系统地阐述了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四大原则为：为谋个人生存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全国经济在国家制定的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依国家计划，使私人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使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429]在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凡私人自谋无害于国家公利者，一任私人办理，其有害于国家公利者，由国家办理。自精巧之美术以至于杂货铺、缝衣铺，一任私人为之；日用饮食品之类，以及木器、家具等，由私人经营、合作社经营均可；电灯、自来水、电车为地方团体应办之事；大工业，如纺纱、棉织等，所有权可属私人，而经营之法，应受国家经济计划局监督；交通工具，如铁道、电线等，天然富力，如煤矿、水力、电力等，乃至于工业，如钢厂之类，应由国家经营。设立国家计划局，全盘计划应由专家分门研究，然后以研究意见的结果，征求割地工业银行家的意见，一旦决定公布，全国人民皆应努力遵守。[430]
张君劢把计划经济看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经济万灵丹。但他也忧虑“执行的人恐怕要流于专制”。[431]因此，并不主张一切事业国营，也不主张一切财产公有，认为，只要不影响社会上的贫富不均，私有反而可以增加私人的自发自动性和生活趣味。[432]主张国家对于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而将经营管理权交给所委托的同业公会的“行员”（Guildsmen）。即国家依自定的大计划而从事于开发或整理各项产业，但不需有大批官吏为之经营，仅托付于职业团体的各行业公会。[433]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经济民主，但政治上也必须保留自由民主，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434]因为经济民主需要政治集权来强制保证。不过，他又相信，“全社会在一个计划和一个观点之下，才能建立起新社会。”[435]
张东荪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取得成绩的时候，张东荪虔诚地相信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生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认为苏联已经找到了一条能够急速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变成一个有计划的造产的榜样”。[436]他指出，以往社会主义种种试验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只注重于平等而忘记了生产的重要。因此，中国今后必须采用苏联式计划经济，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1948年，张东荪提出“计划社会”构想。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计划社会的出现，但主张制定计划务使在其中保存尽量的自由与相当的平等，而不是像苏联一样高度集权。张东荪意识到，在计划社会里，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但认为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必须保留绝对的自由，主张在这一方面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相信“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437]提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就看其能否使人民的欲望由于向各方面的发展而获得免去冲突、取到协调。指出，只知一味地提倡经济平等主义，这便是把物质欲堵住了，而任其趋于权力欲。[438]
张素民主张统制经济。他所谓的统制经济是一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者也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私人企业随时节制。张素民的统制经济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应先注重“重工业”（包括农业）和机器工业，先注重“生产物品”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全国国民仍应大家吃苦。等到自己已经能够供给基本生产物和机器，就进入第二阶段，注重一般人民急需“消费物品”之生产。[439]戴世光主张不能采完全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也不应该有以某些经济集团的经济利益为本位的计划经济，而应该由政府站在全民利益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包括社会改革，防止独占，平均财富，建立直接税系统，发展国家资本等重要措施。[440]
七、民生主义计划经济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与政策，在蒋介石的论著和讲话，以及国民党的许多重要会议上，得到反复阐述。这种思想秉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与计划经济思想结合在一起。认为，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的目的，在于消灭独占资本，保障多数人的均衡发展，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并认为，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具有现实可行性：第一，金融枢纽已在国家手中；第二，交通工具，如铁道、公路网等，都是由国家建筑的；第三，重工业由国家兴办。国家依据法令，保护私人中小工业，并依于必要，加以适宜指导。[441]民生主义计划经济论明确表示要与苏俄式计划经济划清界限。1941年2月22日蒋介石对中央设计局第一次会议演讲，指出，设计战后之经济建设的计划，并不要仿照外国的五年计划，或是十年计划，另辟蹊径。[442]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其基本方案是：土地与农业方面的“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工商业方面的“工业建国”与“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国家计划主要为指导与奖励，但国家包办重工业、锁钥工业与公共事业，甚至还扩大到主要轻工业。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在实践过程中有一种从市场经济向全能计划经济演化的趋势。可以归属为准全能计划经济。
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学说认为，民生本位、计划经济、民生与国防合一，是民生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而民生本位与计划经济的原则，是达到大同世界的唯一正确的路。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表述主要体现在：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的演讲《物质建设之要义》与1943年3月10日在重庆发表的《中国经济学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系列文件；1944年12月2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48次会议通过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以及1945年5月19日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其中《物质建设之要义》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四项原则。《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七条确认“实行计划经济”。《中国经济学说》提出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的根本精神，是“节制私人的资本，平均私人的土地，使其不能操纵民生”，使“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443]《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对计划经济的具体实施做了详尽的指示，确定：国营事业制度为“民生主义之眷柱”，同时辅导鼓励人民资本，在国家整个计划下，参与工业建设工作。国营与民营事业，以同业组合或其他产销合作方式，在政府指导下，谋技术改进，品质标准之统一，产运成本之减低，推销分配之统筹，及生产过剩之防免。国营事业主要为国防工业、公共事业、动力工业、交通事业与矿业。[444]
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学说反对在中国实施自由经济。认为个人的经济竞争，往往造成了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并认为中国并没有实施经济自由主义的客观基础——自由竞争。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学说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中国经济建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阶级私利为本源，已经错误。更认为其劳动价值论只看到一时的病态，没有看见人性的本源。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也有所批评，认为资本主义役使人生于生产技术之下，以为利润的追求。而帝国主义役使人生于战争状态之下，以求殖民地的开辟。[445]民生主义计划经济也表示要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发展。1940年7月6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
不过，民生主义计划经济虽然标揭以人性为基础，以养民为本位，以民生为目的，既发达国家资本，又节制私人资本；既发展生产，又实现均富。但由于以一党训政领袖独裁制度去施行所谓计划经济，结果是官僚经济（国营经济的官僚经济化和官僚经济的国营经济化）独大，而民营经济凋零。丝毫没有达到制止私人资本集中和制止贫富悬殊的目的。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党只是指认为“奇怪现象”，却不知这是“民生主义计划经济”固有的一种弊病。因为其所凭借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与政治运用”，完全来自“计划经济”所赋予的政府无限权力。在政府权力不受控制，而目前中国生产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民生主义计划经济试图废除“个人自利主义与唯物论”，是不现实的。
八、乡村建设派社会本位计划经济
梁漱溟倾向社会本位统制经济的经济建设之路。指出，“中国今日要讲经济建设，总非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路不可（但不一定照苏俄那样）。”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式的经济建设与文化重建。但他指出，“乡村建设不是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作，而是要有方针有计划的作法。”因为中国是产业后进国，要这样才合于迎头赶上的道理；更要紧的是外围环境不许我们走前一条路，“若以我们零散的小工小农小商与国际的强大力量竞争，焉有我们立足的余地？”[446]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中，农民为建设主体、主力，“乡村建设顶要紧的是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447]，政府居于协调、协助的地位，为建设的辅助、扶植和副力，知识分子领导下的非政府组织则居于凝聚、指导地位，发挥智囊、计划、教育与启发的作用。梁漱溟意识到：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但梁漱溟认为国家在提供个人发展机会、教育启发个人发展方面将有新的价值。梁漱溟所谓的“国家”，为一教育的团体，而非政治团体。
梁漱溟主张中央计划机关（乡村建设运动的全国联合组织）先将为工业之根本的那些工业统筹建设，使所有生产技术工业化的条件都准备好，而给农民送上门去。梁漱溟计划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要点有：第一，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第二，首须加以最大注意的是钢铁生产和机械制造，为建设中之最重要关键。第三，化学工业以及水泥木材等问题，应通盘规划，预为之备，至于钢铁、轮航、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梁漱溟的计划经济机关主要不是政府，而是要借着乡村运动来统一中国社会；以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中枢组织，为此大社会的总脑筋，间接操持政权。而乡村运动大联合组织的基层组织——乡学村学教员，则要以眼前应用的机械知识灌输于乡下人，而启发其对于机械的兴趣，并设法提倡小铁工厂于乡间。随时随处教以应用简单机械，养成用机械的头脑，更有小铁工厂散布乡镇，作为促进工业化不可少的条件之一。[448]
九、新法家国家主义统制经济
新法家以陈启天等为代表。主张国家主义统制经济。新法家宣称，“要将旧法家思想中可以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成分，酌量参合近代世界关于民主、法治、军国、国家、经济统制等类思想，并审合中国的内外情势，以构成一种新法家的理论。”[449]相信只要有了新法家理论，中国就能够完全得救。主张新法家式国家主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四方面的国家主义。
新法家判断，“近代世界是一个新战国时代，近代中国已因被迫加入了这个新战国时代。”[450]就事实上来看，并世各强国，没有一个不是把国家统制的权力逐渐扩大，以期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集团，以备对外斗争的。新法家指出，“新战国时代的经济中心问题，是产业问题，即如何发展产业，以一面求国内富裕与调节，又一面在国外伸张经济的势力。”[451]新战国时代的急务，是“富国强兵”，因此有军事和经济的国家主义。国家的积极力量，在促进富强，必须采取干涉主义，不是放任主义。[452]其经济富强之策主要表现为重农主义与工商国营。[453]新法家也表示现代国家主义不同于传统国家主义，要规范与限制政府权力，法治权力属于民主而不是君主。[454]
新法家与法西斯主义都主张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其根本区别在于新法家有限地认同现代法治与民主，而法西斯主义则对完全颠覆法治与民主，信奉领袖个人的绝对权威与独裁。新法家与战国策派都判定现在国际环境属于“战国时代”或“新战国时代”，都尚“力”，对政府权力和国家实力推崇备至。战国策派反对过于迷信民主政治，主张“贤明”的“强力”政府，但不是独裁政府。新法家主张国家统制经济，以“富国强兵”；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协力经济，以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战国策派主张“贤明设计”的计划经济，以达到最高的效率与最大的安全。
十、法西斯统制经济
法西斯主义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经甚嚣尘上。其政治上批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主张法西斯一党独裁和领袖独裁，其经济上批评自由经济、个人经济，主张协力经济、社会本位经济或国家本位经济，并认为经济、政治是完全一体的，统制经济必须辅之以独裁政治。宣称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以《社会主义月刊》为主要舆论阵地，以S W、周寒梅、周毓英、道平、李宁等为主要代表。相信“只有法西斯蒂才能救中国”[455]。
“法西斯蒂统制经济”论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以统制经济代替无组织的经济。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只会带来自由独占无政府状态，利息剥削，经济恐慌，失业，巨大债务，经济大混乱等，给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造成莫大的经济打击。[456]批判资本主义不是互相协力的社会，而是互相争杀的社会。[457]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消费，为了民众，而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润。[458]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市场限制的关系经常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生产品过剩；二是劳动力过剩。要求另创合理的协力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459]
“法西斯蒂统制经济”的主要精神是：第一，绝对地尊重国家的民族利益，否定个人利益；第二，绝对主张人类的协力和利益的调和，否定阶级利益；第三，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深信“法西斯蒂的统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稳定可靠的栋梁”。[460]道平把“统制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主义”。对于本国经济，主张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统制经济，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国家本位的经济活动来代替个人本位的经济活动。对于世界经济，主张打破关税壁垒，统制贸易，统一世界金融组织，实行信用货币制度。道平的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政策要点如下：第一，为着全体民族国家的利益，执行国家资本主义，建立社会生产；第二，禁止社会上一切不事生产的呆产，死藏的积储，一切无力活动的呆产，由国家与社会的助力和经营继续生产；第三，国家承认国民有生活要求权；第四，一切财富均属于国家和社会全体，个人对于财富的关系，只有经营权和使用权，遗产仍奉还公众，利息绝对禁止。[461]周毓英承认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仍可以保持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外资经营三种形态，但国家必须绝对有权力去统制全国工业。对于国内商业，要求统一商业机构，厉行消费合作制，厉行生产合作制；对于外贸，主张国家专营，以全国经济力量和外国资本家竞争。[462]立即执行“钱币革命”政策，统一全国金融制度及其金融组织，实行以银行统制生产的制度，由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其分配机关，实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463]用政府统制的力量发展全国的生产，规定在最短的时期内实现全部实业计划，以造成中国实现大同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464]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不仅包括生产统制，也包括汇兑统制与贸易统制。[465]主张应该执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管理或指导国内的生产与市场。政府管理全国生产事业、交通机关、贸易市场和金融组织，负其调整全国经济组织的责任，并以政治权力去干涉经济事业。[466]
法西斯主义主张的统制经济，号称“协力主义经济”或“协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并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的方法”。[467]法西斯主义协作经济的含义是：生产的私人的组织，必须考虑国家利益；企业者对于国家，须负管理生产的责任；在生产、工资、物价、财金、职业等方面均实行国家统制。[468]基本原则是：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的；社会经济活动有伦理精神的动机；个人的幸福必须与国家互相调和，个人的幸福应在统一体中求之；主张有意识的经济正义，反对自然的经济正义。[469]要求在全体民族，全体国家，甚至全体世界中，实施“协力主义”。[470]认为“人类的协力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协力或阶级调和。[471]国家是政治经济协力主义的组织，是一切社会协力组织的综合体。[472]主张实行社会协力或阶级协力式的社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样就消除了发展民族资本的一切障碍和困难，社会经济可以永不发生“恐慌”、阶级斗争与贫富矛盾。[473]
法西斯主义以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强盛为最高话语。强调一切为了民族，一切为了国家。唯有政府，才能代表整个的民族和社会。主张把所有的权能都归并在国家。[474]由一个贤明的独裁来指挥一切，支配一切。[475]特别强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必须和独裁政治相结合，才能获得真正贯彻。施行统制经济的最根本要素，就是权力指挥的形成，独裁政治的确立。[476]因此，不但不主张提前结束训政，还主张延长训政。[477]甚至有人主张实施军政。[478]
十一、战国策派计划经济
战国策派以《战国策》半月刊为阵地，确认当今时代属于“大战国时代”，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政治上提倡“大政治”、“尚力政治”、“唯实政治”，经济上主张计划经济与国防经济，做到经济自给，国防巩固。批判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主要代表为何永佶、洪思齐、林同济、林良桐、沈来秋等。战国策派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不合现今中国所处“战国”形势，批判“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变态发达，成了个人自由无限伸张的工具。[479]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后最高的目标”，认为只不过乃“国产主义”之别名，乃另一个更大潮流的支派，这个潮流就是“全能化的大战国的组成与发威”。所以不能有个人的自由，也不能有阶级的纷乱的争权夺利。[480]
战国策派反对自由经济，主张国防经济。指出，以自由主义和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经济学说，多已发生动摇，不能适用于“以平时为战时”的世界。[481]主张以经济自给为原则，做到农产品自给，并发达工业，以保证国防供应。改革货币制度，国内货币另定一种本位，与国际脱节，以“贤明”的“大公无私”的政府利用国内民众“坚固”的信用，发行纸币，甚至无须资本金；对外贸易必须由国家统制，再佐以以货易货的办法。国家银行强制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币之兑换比率。[482]战国策派主张的国防经济，是一种计划经济。战国策派认为在“战国时代”，计划经济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规定最高或最低的物价与工资，限制投资，奖励农业，统制货币与信用制度，禁止罢工与停业等。战国策派认为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指出，“战国时代”的政府“应以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独立为第一个任务”，因而需要大权在握。民主政治不适合“战国时代”。虽然有人承认“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是相成的”，但这样的民主政治尚未产生。“战国时代”的计划经济，尚须“贤明”的政治家作“贤明”的设计。战国策派也表示并不主张独裁，希望能够寻求一种方案，使政府不至于太强而压抑自由，复不至于太弱而不能抵御外侮，有最高的效率，有最大的安全。并指出，不必过于迷信民主政治，因为团体重于个人，安全重于自由。而且假设不设法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无法维持个人的平等。而战国时代所需求的是国家的安全与强盛，不是个人的自由与繁荣。[483]
十二、新民主主义经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宣传以社会主义开发实业，20世纪30年代以后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但又往往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夹杂在一起；20世纪40年代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成熟，并能相对独立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48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发生重大蜕变，与苏联过渡时期理论相混杂，并逐渐为过渡时期理论取代。
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构想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保护并鼓励富农经济；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保证商业自由，不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节制独占资本，使私人资本主义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凡有独占性质或私人资本力所不及的事业，由国家经营管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将统治着国防工业、锁钥工业、金融机构与交通机关；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在允许民营资本发展的同时，政府将以最大力量快速推进国营企业发展，等到国营企业占绝对优势时，就可对民营资本进行协商解决。马寅初认为，在目前，一方面固然要积极去消灭封建主义剥削，但另一方面，却要容忍一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个时期很长，可能是二十年，或三十年。[484]许涤新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不是中国现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老路，不是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不否定私有财产，也不准许独占垄断存在的，没有两极分化，也没有周期性经济恐慌，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能最快发展中国生产的一种经济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时间相当长，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485]
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毛泽东的看法不很明朗，有时倾向资本主义，有时又倾向社会主义。总体上却是以社会主义方向框范资本主义。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结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486]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在1948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性质或计划经济性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二者已经等同）的主导性得到确认。1948年底刘少奇在修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不同于普通资本主义经济，还在于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但实行这种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而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规模的国营经济则必须首先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487]这段话坚决地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全部的计划经济或高度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但赞成国营经济的计划经济化。而国营经济则包括：“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及银行，信贷机关与对外贸易等。”[488]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式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有力的领导”，“不只是要作财政计划，也不只是要做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计划，而是要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如何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呢？刘少奇指出，“我们不能不就全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加以精密的估量和计算，并区别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作用，分别其中的轻、重、缓、急，抓住其中的中心环节，根据实际的可能和必要来适当地逐步地加以计划和组织，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按照我们和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尽可能迅速地向前发展。”[489]这表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实施指令性计划的国营经济。而国营经济操纵国家的一切经济命脉。特别是其中的大商业与一切银行及信贷机关的国营化，使得即使存在私人产权、私人企业与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余地也很小。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功能受到严格限制，并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因此，194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主流，实际上已经认同了以（指令型）计划经济为主导，而以市场为补充，最后趋于消灭的基本经济体制。
经济学界倾向于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或修正的资本主义经济。许涤新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修正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去的过渡经济，即通过修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和平达到社会主义经济。1946年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又加上若干修正。这些修正，扬弃了旧式的资本主义的垄断独占排斥中小生产的缺点；使劳动人民有机会得到发展，得到提高其生产兴趣与能力；使之成为推进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阶段。[490]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491]但民生主义经济学说并不认为民生主义仅是一个经济过渡阶段，而是把本身就看成为社会主义。马寅初1950年8月在《展望》杂志第6卷第5期撰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根本点是允许资本主义剥削，但不允许封建剥削。在城市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在农村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富农经济也属于“资本主义式的剥削”。[492]在此，马寅初也是倾向于资本主义性质论，但前途是社会主义经济。马寅初认为，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因此，在条件成熟（国营与私营比例在共同发展过程中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可以采取对私人资本主义协商的态度实现这个过渡。
十三、新资本主义经济
代表人物为施复亮。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能事实上实行社会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或“过渡时期”，以替社会主义筑地基和造楼梯，这个阶段就是新资本主义。它是一种带着混合性的过渡形态，一种保证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过渡期的长短要由将来国内国际各种具体条件来决定，非任何人所能预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没有成熟到相当程度时，贸然实行社会主义是有害无益的，不仅与多数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而且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符合。只要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还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应加以利用，不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自由、平等的理想，都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实现可能。
施复亮认为，他所主张的新资本主义之“新”主要新在：第一，新资本主义要矫正资本主义的弊害，绝不是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特色保留无遗。第二，新资本主义只有在劳动人民掌握或领导政权的时候才能出现。离开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也就没有新资本主义经济。第三，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不是在经济方面。新资本主义对剥削关系的限制有二：第一，劳资分配关系上，对于劳动者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第二，剩余价值处置上，奖励资本家也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在新资本主义的经济里，不但不排斥，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积极创设并扶助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的成长，但它们在初期也还要受着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法则的支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也还要受着这些法则的影响，直到它们有能力领导并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域为止。[493]
新资本主义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经济，都需要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配合，其主要区别可能是，在经济主导方面，是民营经济还是国营经济。新资本主义经济明确标揭资本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则可能更倾向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经济论明确表示，在经济领域，很长时期还要受着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法则的支配，似乎更倾向于以民营经济为主导，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论，则仅允许资本主义（民营经济）有适当的发展，整体上却要受着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
十四、新社会主义经济
代表人物为周绥章，主张调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兼顾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以成就一种新社会主义。他批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活的人民，有政治自由，而无经济平等，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生活的人民，有经济平等，又缺乏政治自由，因此都不能算得到真正的幸福。主张兼采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政治自由，与共产主义制度中的经济平等两大原则，调和而为一种新的主义，新的路线，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自由，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取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平等，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合成一条新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是世界各国应走的路，也是中国应走的路。新社会主义的含义是：以心物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个人自由与团体意志并重；以政治自由满足人类的精神欲望；以经济平等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融合，亦即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调和，由此产生新社会主义路线。[494]
周绥章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不平等与共产主义（苏联式）的政治不自由，主张兼顾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有些类似张君劢、张东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但其经济平等的定义，并不很明确，若是经济上完全采取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实现所谓经济平等的话，那么政治上的自由似乎是很难保证的。张君劢、张东荪并不主张采用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营主导，政府指令），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民营主导，政府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主义才能与之配合。因此，周绥章的新社会主义，如果不想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只可能是张君劢、张东荪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
十五、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
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中表述了一种“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的趋势，没有明确表示中国独立自主后的新经济体制究竟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认为，中国在脱离半封建状态和国际资本统治以后，要遵循三个原则：以生产为重心；采取民主的协作方式；在社会化基础上进行。[495]
王亚南认为自由经济（个人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统制经济的出现。因为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政府只有三件事情可做：其一是保障经济活动的国防工作；其二是维持经济秩序的司法工作；其三是便利经济设施的交通、教育及其他社会工作。此外，完全由人民自动。因此，每个经济主体自然会感到自由竞争对于自己的不利结果。于是，缓和或化除内部竞争的各种组合经济形态就出现了。如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一类企业形态的勃兴，尽管在一方面，加强了每个竞争单位的规模和实力，即从零碎的散漫的竞争，转化成集结的组织的竞争，但在另一方面，通过这般化零为整的组织与结合，毕竟在其组织或结合以内，消除了竞争。而且，由于这种种结合经济形态的产生，遂使政府在许多场合，得到了干涉统制个人自由经济的口实与便利。其一，此类纵横结合型的新企业出现以后，那些未参加或不便参加新结合的企业，便处在极其不利的地位，而演出破产的悲剧；其二，新结合企业的内部组织化，资本构成高度化，必然使有关方面的劳动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下来，这诸般制造社会经济危机的因素，增大了政府出面来救济来保护的要求；其三，各种企业各自分门别类地结合起来，又无异为政府安排了便于干涉统制的基础。[496]王亚南指出，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三种趋势：一是自由经济的统制经济化，二是产业支配经济的金融支配经济化，三是国民经济的国防经济化。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出面干涉统制，已经可以由救济、补助、增加资本或增进公共事业等方式，扩大公有的范围，而为了建立国防经济体系，为了适应紧急需要，更不得不把许多有关军需军运的重工业交通业加以进一步的控制，或者保留其所有权，而暂时取得其使用权。这是现代私经济社会化或公有化的必然过程。[497]
王亚南认为目前我们中国不具备自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因为适应自由经济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谓议会政治，或者政党政治，在中国根本无法形成。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资本主义极盛时期，自由主义经济配合着议会政治的那一场合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不独没有那种经济条件，也没有那种政治条件，尤其是从政者不得任意侵渔公私产业，混领公私资本。[498]
王亚南尽管倾向于推行统制经济，但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还不完全具备统制经济的条件。王亚南指出，即使我们在主观上鉴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经济制度引起的种种弊端，又鉴于这些国家的自由经济在不断统制经济化，私经济或个人主义经济在不断社会化，公有化，因而想迎头赶上，把这当作一个主要国策来推行，那一定要进一步研究经济社会化、公有化的现实前提条件和采行公经济的现实社会基础。否则一方面尽管努力从事公经济的建树，另一方面却恐无法阻止“假公济私”或“化公为私”的反离现象继续发生。[499]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含义复杂、流派纷纭，既反映了经济理论的不成熟，也反映了经济现实的复杂性，更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思想的多元性。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对立的思潮并不是市场经济思潮，而是自由经济思潮。但自由经济思潮是微弱的，而且主要是以经济法治、社会立法、公私兼顾、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市场经济名称虽然已经出现，但其概念、含义与理论体系还没有得到深入的阐述、完善的表达与普遍的认同。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流派并非都属于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范畴，这个流派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占据国共两党主流地位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流派，都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流派。根据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下的定义：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500]大部分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流派本质上还是属于具有程度不等的政府指导性计划色彩的市场经济。萨托利也指出，指导型计划经济，属于一种有限的计划经济，仍是一种至少受到两方面支配的市场经济：确立成本与价格，确定消费者的选择。也就是说，有限计划经济至少迄今为止并未产生另外一种体系。[501]
第三节 思潮评价
一、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方式
关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方式，概括而言，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府全面统筹的指导型统制。赵乃抟、陈岱孙、马寅初等持这种看法。赵乃抟设计的方案是：第一，统制国内农产品，使全国人民的衣食二项可以自给自足，乃是根本要图。具体包括改良生产环境、技术和组织；稳定农产品价格；加强运输、仓储建设；加征收农产品进口税；免除田赋附加等。第二，统制工业。包括金融与工业相互提携；减少劳资纠纷；改良管理办法；提高关税；取缔外人在内地所设工厂；消除国内市场割据等。第三，统制国外贸易。减少不利输入，增加有利输出。第四，统制货币金融，稳定物价。第五，统制全国消费，使之合理化。[502]陈岱孙的方案是：集中财权与事权，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建设系统。厉行效率和节省财力，把散漫割裂的情形打破，统一事权，集中财力于一个全国建设系统底下。拟定一个能够实施的经济建设计划，求每一部计划之必能实现。[503]马寅初的方案是：无论为复兴农村，或发展工业，皆须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外察社会需要，内审政府力量，分别轻重，酌量缓急，确立标准；[504]将全国工厂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按整个的计划与步骤行事。[505]政府指导型计划经济以市场为调配资源的基本参照，本质上仍然属于市场经济。
另一种为政府全面控制的指令型统制。也就是苏联式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常须将所有的生产工具国有，并制定依劳动与能力而异的分配制度。同时私有财产是不能存在的。私人的经济活动与其发展一定要有限度。须以全民的利益为重。[506]国家代表全民居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全能操作地位。
陈志让等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真正有效，必须有能力模拟市场，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计划。社会主义的计划当局可以本着过去的经验与过去市场的情形决定一个计账的价格。这一价格在决定生产消费就业的行为时，可以也一定被生产者、消费者和劳工当作不变的价格或指标，从而决定其生产消费的数量与方向。这一计账的价格机构将取价格机构的地位而代之。如果计账价格之间发生失调的现象，则计账价格过低的物品一定不足，而过高者一定有余，计划当局重新调整，用尝试错误的方法，达到合理的计账价格。经济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面上受着计划当局的指导，实际上基本的指导者是设计机构所订立的计账价格。受此机构的指导，经济行为仍然可以合理地运行。[507]但是，在没有真正市场的情况下，计划者“模拟市场”。从理性上说，是言之有据的，真要这么做就难上加难了。没有市场制度，资源就不可能合理地或有效地配置。[508]
二、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条件
关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认同者与反对者都提出了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主要指向都归结为政治、政府、国民与社会经济基础四个方面。
关于政治条件，认同者认为，中国必须有独立主权，政治上要完成统一，[509]应有一个能自立自主的独立国家。[510]实施的范围是全国性的，政治安定为实施计划经济的首要条件。[51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者还认为，一切经济命脉必须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一切生产手段必须社会化，国家的权力必须要转移到生产者大众的手里，剥削制度必须消灭。[512]反对者认为，实施计划经济，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全国必须是一整个的、不可分裂的经济单位[513]，而中国国家政治和经济主权不完整，国家还处于分裂状态。[514]
关于政府条件，认同者认为，应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枢政府，于资源以及产业的生产数字，都有精确的调查与统计，且能够制定适合国情的精密计划。[515]政府须集中全国力量，事前要有宣扬，使国人彻底明了计划的性质与目标，使国人明了在推进计划的过程中，要有相当的牺牲；政府要能够筹集巨大的资金；政府要强有力，并得到人民热烈拥护；计划要精确缜密。[516]要由最高的机关来全盘筹划，铲除人民经济生活的一切障碍，发展交通和运输事业，保障人民自由与安全，建设人民所不能举办的各种经济事业，充实各种社会立法，促进劳工待遇的提高和改善；[517]政府必须拥有有效率的政治权力。[518]消除官僚主义与地方主义。[519]要有一个能够处处为人民打算的政府和一个不为特殊权势谋利益的计划。[520]必须没有贪官污吏，但旧中国事实上却是贪官遍地。[521]政治要上轨道，财政要有办法。[522]反对者认为，实施计划经济，一定要由最高的机关来全盘筹划，以有余补不足，既救贫且免不均；行政制度必须彻底地现代化。即要有廉洁的官吏，用人由考试，官员有相当的俸薪和保障，行政组织健全，握政权者能信任科技，能识别专门人才[523]；而我国存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障碍，政府工作人员并非都是大公无私、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超人”，能够代替人民做永久解决且解决适当，[524]最困难的问题还是统制者的统制能力。问题是实际上统制人的每较被统制的程度低劣。[525]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容易误用权力，还容易滥用权力。经济增长理论家刘易斯指出，有着特定目标的计划经济（不必一定与公有制伴随）的确能够更快地推进经济增长，而且一个以专制为基础的落后社会几乎总是肯定会比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增长得更加迅速。但计划经济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学会了多少政府管理的艺术。即政府必须是有知识的，而且必须衷心地关心普通群众，而许多政府现在是而且一直是腐败而低效率的。如果采取公有制或中央计划是把全部经济事物的责任交给现在的政府，那么，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526]
关于国民条件，认同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要有相当的牺牲；人民要热烈拥护政府；[527]应铲除因循颓废的恶习，消灭以前的愚昧和恶德，如造假，无信等，极力改良品德，降低成本，多研究推销和科学，多派人赴海外考察，研究外国市场需要，以达价廉物美、货物畅销全球的目的。[528]劳动者（生产者）必须自己感觉到是生产的主人翁。[529]反对者认为实施计划经济存在国民心理障碍，国民散漫成性，视政府为赘疣。[530]一国人民和政府关系的文化传统基础，也决定人民是否愿意听任政府对经济指手画脚。刘易斯指出，如果一国的人民习惯于尊敬并接受领导，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化的实现就比每个人都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者时更容易。[531]
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一般认为，统制需要较高的工业化程度作基础，需要具备人才、组织、训练、设备（如便捷的交通等）等客观条件。[532]穆藕初认为，要有供运用的资本以及技术人才。[533]简贯三认为，要有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高度的生产力与大规模的组织为基础。[534]王亚南更是指出，晚清以来中国公经济，形式上模仿先进国家在资本主义后期所采行的统制的或直接国营的方式，实质上仍沿袭中国数千年来进行公营事业的传统的办法。用落后的官僚政府，去经营那些需要运用更高度科学技术的公营事业。未曾经历过自由经济，而遽然施行统制经济；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而遽然施行配给经济；未曾经历过发达的私经济，而遽然施行公经济，自然是一切毫无基础，毫无凭借。[535]钟祥财指出，在一个经济制度尚未完全走出“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中，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不仅十分顽固，而且将会放大。[536]
全面计划经济（指令型）根本不可行的最重要原因无非是，计划当局与计划者的计划能力（包括掌握计划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的能力，对全部信息进行分析鉴别的能力，对有效信息进行科学处理的能力，设计合理计划的能力，监控计划实施的能力，对计划进行及时信息反馈与及时修正的能力等）是有限的，因而可能作出错误的计划，在缺乏市场敏感信号的条件下，即使犯错也未必知道，于是一再错误下去，直到不可收拾。而市场体制下，具有错误的强制自动纠正机制——市场供求关系波动与令经济运行强行中断的经济危机，还有政府的统筹与协调机制。
三、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缺陷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潮，在实践与论战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固有缺陷。自由经济论者也对其缺陷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
第一，由于经济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与相关性，计划经济对资源的配置必然倚轻倚重，难以均衡与合理化。严仁赓指出，一个工业建设计划，不仅要顾到所欲建设的这个部门的本身需要，同时也应和政府经营的其他事业甚至于所有私营的企业，取得均衡。而步调不一致，或是倚轻倚重，都将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阻障。[537]
第二，由于信息的不透明不均衡不全面，因此，制定的计划往往不切实际，导致难以执行，或不愿执行。严仁赓指出，国民政府“计划经济”的实践业已说明：很多机关，喜欢把真实详尽的资料自秘，有转以简单的或向壁虚构的资料送上去。因此，中央拟定的计划，有时会发生不切实际之弊。而各机关明知它不切实际，遂也不情愿按照计划去执行。[538]
第三，由于信息的无限复杂性与可变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不可能符合最大经济利益原则，也不可能精密化。严仁赓指出，国营企业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对象，要把资源分配得合理，发挥它最大的效能，产生出最大的利益。若是没有精密的计划与之跟随，若是资源的利用没有按照最大经济利益的一个原则去实施，不仅不能获得国营政策下的好处，同时也放弃了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资源自然分配所收获的个人的最大报酬。[539]
第四，由于缺乏市场参照，计划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对经济信息反应不灵敏。严仁赓指出，在产业国营制度下，经济界感觉迟钝，行动缓慢，失掉了以前那种灵敏性。生产与消费虽有失调，不易感觉。没有即时调整，于是便日益深刻化。最终弄到病入膏肓而不能救治。这可说是企业国营化一个最大的危机。[540]
第五，由于计划经济以国家为计划单位，割裂了与世界市场的普遍联系，就陷入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境地。本来“国民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利害休戚，息息相通。是故国际经济之统制，亦犹国民经济之统制，同属必要”。[541]“有人希望以全世界为一单位，而作有计划的经济统制”[542]，但这在事实上难以得到认同，更谈不上建立这样一个计划机构。
第六，由于计划经济要求“全盘的改造”，[543]反对者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还“含有强迫性，大增政府权力”。[544]胡适在1941年则认为“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改革的主张，必然的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也就是会走上如哈耶克所说“奴役之路”。胡适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指出，“要彻底地改革社会制度，彻底地改革社会经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独裁——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才可以做到。”[545]
第七，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根本错误。谷春帆指出，“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被干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而在理论上，这种政治，不免是父道政治，是教道政治，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546]
西方学术界也点出了计划经济的几项最为突出的固有缺陷：第一，对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生产只是迎合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结果形成卖方市场，商品长期短缺，排队购物，商品与服务种类极为有限，质量低劣，强制交换或延迟购物以及强制储蓄。第二，不合理的激励结构使逃避风险制度化并滞缓经济增长。生产目的不是以尽可能最合算的方式满足需求，而只是为了满足计划目标，结果产品质量很难控制，产出以直接的实物数量而不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衡量。再加上利润分配官僚化、软预算约束、有效竞争和发明奖励的缺乏降低了生产效率，结果经济增长缓慢。第三，“比例之患”（the Curse of Scale）。全盘计划经济导致比例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和信息处理问题的发生，并导致部门之间的配置无效率，加剧瓶颈和短缺，强化了经济决策的官僚化倾向。第四，第二或第三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不合理性和无效率本身逐渐引发了第二经济（“非法的”和不规范的私人经济活动）和第三经济（国营企业之间未被批准的交换活动，目的是防止计划体制失灵）。[547]
四、自由经济批判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对自由经济及其学说的批判主要聚焦在私有产权和放任主义这两大方面。具体来说，重点批判的是：一为自由竞争的弱肉强食性与两极分化性，引发阶级与阶级斗争，进而引发国际冲突与世界大战。二为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引发经济恐慌。三为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制度导致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有违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四为自由竞争的不可得性。认为由于起点的完全不平等，自由竞争为不可能，独占与垄断反倒是常态。五是把自由经济视为邪恶的、堕落的、腐朽的、没落的、过时的资本主义。不仅损人利己，而且腐化个人生活，导致个人精神颓废。六为自由经济不合时宜性。认为个人与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为国家间的竞争所代替，必须由国家代表全体参与国际竞争，因此需要国家统制计划经济。落后国家更应如此，以迎头赶上发达国家。
对“自由经济”的批判，早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潮在中国显现之际，就开始了。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伴随对经济自由化的批判。康有为否定自由竞争，认为，“近世论者，恶统一之静而贵竞争之器，以为竞争则进，不争则退。此诚宜于乱世之说，而最妨碍于大同之道也。”批评主竞争之说者，知天而不知人，在私有制条件下，必然造成弱肉强食与人性扭曲，“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人与人机诈相陷，以欺凌为得计。”[548]孙中山看到自由经济学说在实业革命以前的合理性，“工人在实业未革命以前，勤劳俭朴，遂渐可以致富”，但指出，在实业革命以后，“机器既出，犹仍旧法演进，其结果率酿成社会上贫富激战之大害。”因为工人买不起机器，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赡养尚不能敷，况储蓄乎”，结果“利源尽为资本家垄断，工人劳动终身所生之利，尽为资本家所享有”。[549]
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者就开展了对西方自由经济学说的全面批判。陈独秀批评自由经济的放任主义是导致经济恐慌的根源。这种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而不加以法律限制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的购买力便无法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而要发生经济恐慌。他指出，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550]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的害处不在它的生产渐趋于集中，乃在它的自由竞争，互相侵略；不在它的大规模生产，乃在它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中。[551]
20世纪30年代，各种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学说都对自由经济学说和经济自由主义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马寅初在20世纪30年代主张自由经济思想不可过度采用，1934年11月11日他在《武汉日报》发文表示，“对欧美经济学者之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之思想，与夫各国所实行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制度等，皆力为排斥”，宣称“惟有整个主义或全体主义（Universalism）的经济制度方适合于中国”。[552]不过，虽然他认为以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为核心特征的“自由经济”目前不适合中国，但并不因此否认该学说与体制之历史合理性与理论合理性。从其历史合理性看，马寅初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应用于经济学上之原因，完全在于事实。[553]从其理论合理性看，其基本功绩就是：发现了人类自利之心，为经济界开一新纪元；认识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社会始有进步；主张私有财产制度，使人类财富得以不断积累。[554]马寅初也看到其不足之处。首先，自由经济学说宣传的私利与公利一定会契合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说也不成立。其次，自由经济学说宣传的自由竞争论说并不可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竞争起点完全不平等，更且，自由竞争必然发展到独占之局。倘无法律匡助，以纠治监督，流弊极大。再次，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事物已经不合乎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一，政府为保障工人利益计，或默认工人集会权利，或积极扶助工会发展，使工人以团体之力量与一般资本家相抗衡。另外还要切实保障女工儿童合法权益。其二，政府对侵冒伪劣需要严加干预。其三，有多数事业关系国民福利较大者，国家应直接经营。如铁路、邮政、电报、长途电话、航空以及都市之公用事业。[555]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关系方面，马寅初赞成群体主义或全体主义，认为只有在人类群体或全体之中个人精神与智力才能得到最充分发展。对于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双方重视，二者不可兼得时，宁舍前者而取后者。他特别指出，今日各国均有放弃自由竞争，采取计划经济之趋势。[556]对于现实的英美经济体制，马寅初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导致劳苦群众“毫无积储，以资保障”，“国富虽增，分配极不合理”。特别是推进工业化的速度太慢，而中国“需要工业化之急，尚容许吾人俟至百年后乎？苟俟之百年，皇帝子孙，尚有噍类乎？”[557]
张君劢批评自由经济学说，想不借国家的力量而听人民各自经营企业，必不能与外来的压迫相抵抗，以前立在个人主义与放任状态上的经济学已早不切于当今的世界了。指出，中国不但不应走资本制度的路，并且也很难走这条路去。[558]张君劢指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要点有三：第一，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第二，国家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一律停止；第三，以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最高原则。[559]自由经济有五大弊病：第一，不许政府对劳动者有所干涉，结果企业为了维持自身利益，不让工人稍享人生幸福；第二，供求法则未必使物价自平，私人垄断有碍民生；第三，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未必符合国家利益；第四，表面上自由竞争，实际上大资本家有利，大资本家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利益；第五，国际分工合作未必符合一国利益。而自由经济的最大危害则为社会上的贫富悬殊。[560]张君劢把自由经济理解为共产主义经济的对立面，即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放任主义经济。而把共产主义经济则理解为全盘打倒私有企业，代之以整个国有企业。因而主张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561]张素民批评自由竞争的缺点是，营业竞争太无限制，或自相摧残，或则强凌弱，大并小。故今日的竞争，是受着相当的限制。但也领会到自由竞争的优点是，鼓励人们的努力；发明日新，机器日多，市场日增，商业日大，分工日密，成本日轻。不过对于自由竞争的性质，评价是负面的，张素民指出，工业时期，生产者不是彼此邻居有友谊往来的，乃是散处于全国各处，互相敌视的，彼此竞争全国或世界的市场，争销货物，以谋赚钱。[562]恽震认同“公允的竞争”，也认同“同业合作”，但反对“垄断”。他认为同业合作并不妨碍公允的竞争，并且也不可以听其演变而为“Cartel”的垄断。各业之间，彼此互相供应其关系亦极密切，故同业合作之外，必须再要有纵横的关系，以求最合理的配合。[563]简贯三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合乎时代需要，成为历史陈迹。况且，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腐化个人的生活，使人浪漫成性，没有标准，精神颓废，缺乏生命力。[564]
认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叶作舟批评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他指出自由主义的双重效应，“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自由主义促成的，现在资本主义的破绽百出，也是自由主义促成的。”只有采取计划经济，才能缓和资本主义危机，“计划经济唯一的急务就是把自由主义一变而为干涉或保护主义”。然而，“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因为，“计划经济的第一要求在于利润的废弃，但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能办得到么？”况且，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565]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国经济学说》，把“自由经济”理解为“自由放任政策与自由贸易主义”。认为中国没有实施经济自由主义的客观基础——自由竞争。蒋介石指出，自由竞争是西欧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现象。在此期间，英法等国工业，在国内有可以发展的市场，在国外更有开拓的销路。到了后来，中欧的德国、北美的美国，先后发展为大工业国，他们与西欧各国彼此竞争，愈趋激烈。于是，在国际则自由贸易政策衰弱，保护贸易政策勃兴；在国内则企业家为了加强他们对外竞争的力量，用托拉斯、加迭尔的方法，把同业工厂的管理权联合起来，甚至于采取国家经营的方法，把工业管理权集中起来。至此，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便失去了客观基础。西方国家如此，中国更没有这种自由竞争的客观环境，蒋介石指出，中国久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工业落后，不能够与工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如果工业建设，付托私人资本去经营，他们便没有充足的资本，树立巨大的规模，以与外国的大托拉斯以及国营企业竞争，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最大缺点。[566]
战国策派批判中国“五四”以来个人主义的变态发达。指责民主与科学精神在中国成了个人自由无限伸张的工具。[567]其国防经济论者指出，以自由主义和国际合作为基础的经济学说，多已发生动摇。[568]林同济指出，“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昨午的清风，可回忆而不可再得。”[569]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论者，批判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组织的经济方式”，是一种“已经腐溃了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570]现在已经到了死亡的时候，现在正处于由资本主义的个人生产制度向协力主义的社会生产制度过渡的动荡年代。主张以国家本位经济代替个人本位经济，离开资本主义的个人生产，厉行协力主义的社会生产。[571]“应该要注意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能容许任何个人主义在经济上的发挥。”[572]
劳文认为，放任主义的自由经济是以自然法天然指导之形而上学为根据，而计划经济是根据一个哲学信仰，即以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的想象力来促进经济的和社会的有秩序的变化。主张将我们的个人发展、城市、闲暇和文化进步，一切立于计划之下。[573]劳文的计划经济思想对我国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论者，特别是张君劢，较有影响，但其关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自然与人为二分法，显然太绝对化了，而且两种体制之内法治经济的重要性似乎看不见了。威廉·基根指出，市场经济要求法律保证合同的履行（或能够得到赔偿），保证规章制度和政策，这样公众从竞争中的所得和其获利的动机就不会受大商业者走向垄断的自然倾向的威胁或限制。[574]自由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离开了法治，就会成为无法无天的极端经济体制。自由只是受法律约束，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伤害。没有了法治，市场与政府都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专断的权力，财富也是一种权力，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企业家来掌控，而且“是一种随时都能更有效发挥作用的权力，对所有的势力都更为适用”[575]。
无论人们如何试图要消灭市场，消灭竞争，实际上，只有存在分工与短缺，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消亡。马克思指出，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576]当然，实行市场经济，政府何时干预？采取什么干预形式？何时让市场去解决？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如何设定？至今仍是经济学争论不休的话题。
五、国营与民营
指令型计划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而自由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国营与民营之争，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国营经济一直处于其经济话语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论争中，凡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如陈独秀、李达、施存统、陈望道、李季、周佛海等人，无不主张：发展中国实业，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就是，一切生产机关公有或国有，土地与资本公有，废除商品生产，消灭市场竞争，由政府指挥生产，消除现代生产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李达指出，“各派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则上，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577]不过，梁启超指出，在政治腐败与官僚主义横行的时代，国营企业只能“为蠹国之徒利用”。真正的国营经济，只有在政治上具备了一个“完善可信任之组织”这个前提，才能够得到推行。[578]陈独秀晚年更认为，“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过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已，因为剩余劳动只是“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个“远远优裕于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阶层。[579]
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主张企业国营的基本理由是：国营经济能够时时顾到全体人民的福利，能够满足全体人民以及整个产业界的需要，消除了无谓的和无益的同业竞争，至于效率，也未必一定差于私营企业。严仁赓指出，评判国营事业的得失，不只应该从消极方面看它能否做到维持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根绝贪污浪费的地步而已，更重要的还是看它在积极方面能否做到时时顾到全体人民的福利，能否在经营上有它全盘和长远的计划。这才是国营事业成败利钝的一块试金石。严仁赓分析，重工业私营的流弊有二：第一，各业或各厂矿之间，不容易获得联系，取得合作，而且有时甚至于产生无谓的和无益的同业竞争。第二，生产量既是各企业单位去自由选择自由增减，便不容易对准全体人民以及整个产业界的需要。私有企业往往只顾到自身和眼前的利润盈亏，很少能有远大的和全国性的打算。要想摆脱私营重工业的流弊，国营之外，必须还要对于整个工业的建设和经营，有一番通盘全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从粗枝大叶的纲领计划，降而至于细目细节一枝一叶的缜密计划，都不可少。也必须是一个扣扣衔接、无懈可击的计划。严仁赓也认识到国营企业可能会滥用资源，不重视消费，他指出，国营企业里真能把生产和消费（或分配）看作同样比重的人，可说并无其人。若是只顾及制造，忽略了社会上和经济界的需要，则是资源的滥用，国家社会的抛费。[580]严仁赓相信，国营经济的消极作用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完善来解决。
戴世光力挺国营经济，但反对官僚资本经济。他批评一些人因国营事业的无计划、缺乏效率，和一部分国营事业充斥着官僚资本，而反对国营的论调，认为其犯了“因噎废食”的错误。批评一些人认为国营会与民营争利，有国则无民的论调，认为政府与人民并不是对立的，政府是人民的代表。并认为国营工业经营对象为“重工业与锁钥工业”（交通、矿业、机器制造、动力燃料、电器、基本化学、军工等），而不是一般的轻工业（原料、食品、服装等）。不过，认为民营事业原则上也须由政府加以管理干涉而已。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与民营事业争利的不是真正的国营事业，而是官僚资本的事业。[581]傅斯年也一方面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走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利则归己，害则归国”的官僚资本、权门资本、豪门资本。[582]
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张君劢、张东荪提出一种私产与公产并存、国营与民营并进的计划经济，他们虽然认同国营事业建设，但强调建设国营事业的大前提，就是廉洁政府。[583]否则，国营事业没有不化为官僚资本，引发根本腐败的。而廉洁政府的建设，要靠民主政治，而不是靠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同样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符泽初也认为将来的经济制度应该是，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私人经济与社会经济，不但可以对峙并立，而且非同时存在不可。有许多经济问题，最好还是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去解决，资本主义的竞争不必禁止，因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具有强大的责任心”。[584]恽震则主张公营私营事业公平竞争，反对官僚资本。他认为，中国公营私营事业，彼此不要相互嫉视，即使有竞争，也是公平竞争。但要铲除靠特殊关系特殊地位去获得非份利益的官僚资本。[585]中国的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主张，在法西斯统制经济中，存在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种形态，但国家必须绝对有权力去统制全国的工业，绝对不许作不合理的自由竞争的行为。[586]马寅初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民营”，也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制国营”，更反对德国法西斯经济体制的“统制民营”，而认为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应该是“自由民营，国营统制”，民营只要不违背国家计划，都可以存在。[587]
抑制民营，崇尚国营，一直是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与经济实践的重要一部分，而外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经济理性化、社会化、国家化的倾向，则不仅迎合了中国的这一传统，而且使得这一传统获得了现代性的解释与合法性的新生。因此，中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基本上对国营经济的诸多弊端及其防范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结果，国民党为自身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所击垮。重新审视经济建设中国营与民营的平衡，以及政府或国家在其中的适宜角色，成为必要。
六、效率与公平、生产与消费
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者就认为，在“生产事业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由于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教育机会，人人有工作，人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因此人民会更加勤勉，生产会更有效率，发明创造会更多。[588]这种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且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与公平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统制经济计划经济思想中，一再表现出来，成为实施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理由。
戴世光认为，计划经济不仅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而且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都胜过自由经济。他认为，为我国经济建设着想，时间有限，必须在短期内完成人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进度，更应采用计划经济，迎头赶上。不仅如此，计划经济能够提高全民福利，而自由经济会侵害旁人利益，进而害及全体的福利。[589]恽震认为计划经济需要政府、单位与人民的普遍参与，才能达到效率与公平均衡的理想境界。指出，计划经济，单从政府方面发动，在中国方面发动，在中国现在情形之下，其效率一定不会很大。如果各公营私营事业，都能感觉到组织配合的重要，自动地讨论研究，自动地参与并修正政府的计划，以谋整个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必能使计划发生活动，并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590]《观察》编辑部认为，计划经济能够使得资源的派分与利用能最符合人民的共同需要，获致最大的社会福利和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因此能够实现“高度的迅速的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一国的高度的迅速的工业化正是我们今后的要求与任务，指出，苏联的制度与经验是我们最值得注意和学习的榜样。因为，苏联在30年内把一个生民众多而经济落后的泱泱大国，在各国不特加援助而且虎视眈眈的环境下，转变为一个高度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家，其成就的范围之广，境遇之苦，奏效之速，以及影响之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591]陈友松认同美国学者班理士的“社会计划”学说，相信计划社会是一个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具有计划高度的组织力与合作精神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各方面的配合有功能的联系，事权的完整，计政的重视，冲突的统合，浪费的减少，组织上的庞大与细密。在计划时代，人类可以运用集体方法控制其命运使社会进步。[592]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只重生产不重消费的弊病，中国的计划经济论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严仁赓认为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计划经济如果只顾生产，不顾消费，不关注人民的需要，则计划经济必然失败。严仁赓指出，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生产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需要、达到消费目的的中间过程的重要环节和主要阶段之一，是手段，不是目的。[593]郑林庄则相信，只要计划得当，计划经济能够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均衡联络。[594]诸青来质疑苏联式计划经济能够维持生产与消费均衡以及能够消灭生产过剩的神话。指出，苏联生产本不充足，又竭力抑制消费，以资调剂。设使苏联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进行，果能保持不会生产过剩吗？并认为苏联计划经济虽然予人类极大刺激，属空前豪举，但其前途莫测。[595]
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更关注公平，往往比关注效率提得更多。[596]郑林庄认为计划经济能够能够有效实现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而只有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经济正义，包含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人人都有就业权）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而经济不公和社会不安定是资本主义的两大病症。郑林庄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有经济自由，却无经济正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597]
由于计划的盲目性与非理性，计划经济的无政府性与效率的缺失也是无所不在的。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由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现实中都有贫困化现象。雷蒙·阿隆指出，从制度的特征上说，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化规律应该是经济范围的，那么在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中，这个规律就只可能是政治范围的。另外，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远不是均等的，几乎包含了在西方看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唯一找不到的不平等就是直接与利润原则挂钩的不平等，恐怕还不完全如此。“利润资金”，即超出计划的企业增产部分所做的货币估价，是在全体劳动者中进行分配的，但很大一部分是给予领导的。雷蒙·阿隆进而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是唯生产的，其首要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基于这个目的，体制允许有政治、行政和技术的严格等级划分，并用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即长远来看是平等的思想对等级制度从总体上加以论证。[598]
七、个人与社会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者多认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抛弃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代之以社会全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或以全体主义经济体制代替个人主义经济体制。其中新法家、战国策派、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派等，都要求个人服从社会、民族与国家。其中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流派更是要求个人完全服从社会、政府与国家，以建设所谓协力主义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自由主义者也认为，20世纪的一种显著特征，是集体自由主义的勃兴，个人自由主义的衰弱。[599]克己与马寅初是明确反对个人主义经济，主张全体主义经济的代表。克己认为，个人主义之社会的本质，原则的是对社会成员之经济的活动，不负一点什么责任的无意识的组织。是原则地依据自由放任的规律，经营经济生活的。以个人的利益的追求为目标的经济活动，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与公共的利益合致这一观念，现在给历史淘汰了，完全证实了是谬说。当然在历史上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以私的利益的追求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之某一时期，它确实有过极大的贡献。然而，超越某一定的阶段后，却反成经济进化自体的束缚了。今日“经济统制”根本上是要求，以社会共同意识为基础的组织，去代替全般无意识的组织。根据经济活动上生产与消费之全般的部门的、社会的意识的发现所运行的“经济统制”，才是健全的真实的“经济统制”。欲救治弥缝资本主义经济机构内的本质的破绽，从经济学说来，只有抛弃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代之以社会全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作出发点，才可以。[600]马寅初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一体的，个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存在。只有社会好了，个人才能好。[601]他把全体主义经济列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的三大经济。他指出，个人主义重物质而轻精神，结果未有不坏，全体主义则重在精神，故而社会常有活泼气象。而现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皆以国为单位，个人殊无足道。因此，个人利益，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二者不可兼得时，宁舍前者，而取后者。就中国而言，根据今日中国所处的地位，除集体主义外，无生路，无希望。因为中国社会组织之疏散，秩序之混乱，强凌弱，富欺贫，穷人日趋下流，精神萎靡，道德扫地，而风俗败坏，无非个人主义与放任经济之结果。[602]
罗吟圃与戴世光认为全民自由与全民福利高于个人自由与个人福利。罗吟圃指出，社会主义的全体自由中容许个人自由的存在，个人自由以全体自由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有自由资产阶级的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有全体自由和每个人的真正的自由。个人主义承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主张自由竞争，倡导无统制的自由贸易。可社会主义主张生产机关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并不是绝对的劫掠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603]戴世光认为全民福利高于个人福利。经济生活的目标在谋全民的幸福。每个人的利益应该以公共的利益为前提。如果每个人只谋个人的利益，自然会侵害旁人的权益。进而害及全体的福利。因此，私人的经济活动与其发展一定要有限度。须以全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一切发展直接间接地使全民福利能够提高或者增多，则个人福利自然也会随之增多提高的。消极方面，凡与全民福利有冲突不一致的情形，则应用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地来干涉。[604]
梁漱溟认为中国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个人本位，也不是一个社会本位，而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洋社会为个人本位、阶级分立，西洋经济也是个人本位的经济，而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中国经济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各国都渐渐改其从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前之放任其资本家作个人自由竞争者，今则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外作竞争单位。主张非个人营利，也非国家统制，而是由农民合作，从经济上的自卫自立入手，以大社会自给自足为归，自始即倾向于为消费而生产，最后完成为消费而生产，不蹈欧美为营利而生产的覆辙。[605]
蒋介石主张要用社会共同利益，来权衡个别的利益。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的经济竞争，为达到社会福利的手段，实际上个人的经济竞争，往往造成了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消灭独占资本，保障多数人的均衡发展。经济自由，固须受国家计划的限制，但是对少数人自由的限制，却就是多数人自由的保障。在计划经济中，个人有相当发挥能力的自由，但断不容其危害大众生活的安全与进展，同时又领导其使之为社会福利而努力。民生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共同利益与民族自觉上，要用社会共同利益，来权衡个别的利益，要用民族的自觉，来调和阶级意识，要从科学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使生产的利益归于生产的民众。[606]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学生代表发表训词，现在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众多，但是国民经济一天一天的凋敝，弄得国贫民困，岌岌垂危，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内受天灾人祸的摧败，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最根本最要紧的一点，还在我们一般国民不能尽量运用心思劳力，从事于生产的事业。[607]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既能够保障整个社会经济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又能够保障人民个性之自由发展。针对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人财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正是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对中国人民个性的残酷束缚，对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以及对广大人民财产的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608]
张君劢认为个人生存安全、智能发展与公共幸福、民族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无非是在国难时期偏重后者，而在和平时期偏重前者。张东荪认为社会主义的真谛在于既满足个人发展，也不妨碍别人发展，个人有事做，个人满足其不害他人的自己欲望，这正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否就看其能否使人民的欲望由于向各方面的发展而获得免去冲突取到协调。倘使不了解此意，只知一味提倡经济平等主义，这便是把物质欲堵住了，而任其趋于权力欲。因为不走向发展，则只有加强控制。一个社会不能动员大多数人对于物质方面努力去开拓，则终难免于偏向到往着支配人的方面去挤。社会主义并不主张抑制欲望与克制欲望，而却要使人们的欲望转向。转向四面八方去发展。[609]张佛泉认为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应该兼顾，保持某种平衡。既承认个人自由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同时又指出社会统制是社会安定的条件。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都是一个现代国家不可少的。[610]
新法家主张个人服从国家，认为，目前中国处于“新战国时代”，急务是“富国强兵”。[611]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都要讲国家主义，倡导“把国家统制的权力逐渐扩大”，以“齐一人民”，“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族集团”。[612]国家对内须用权力来统制人民，对外要用实力来尽量斗争。[613]战国策派也认为目前中国处于“战国时代”，主张奉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认为“不能有个人之硬挺挺自在自由”。[614]主张个人服从团体，服从政府与国家。指出，战国时代所需求的，是国家的安全与强盛，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与繁荣。主张团体重于个人，安全重于自由，提倡强有力的政府。[615]法西斯主义否认经济个人主义及其建立于个人主义的一切原则，认为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的。个人的幸福必须与国家互相调和，个人的幸福应在统一体中求之。生产组织者和企业组织者，绝不能以个人利益作打算的根据，必须考虑共同利益，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616]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流派指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虚伪的政治的自由主义，认为“真实的人类自由”就是“服从法西斯蒂”。指出在生活上在行动上，三民主义独裁，法西斯主义独裁，能够使得民众的自由大大扩充，但在政治上在组织上，民众却要随着独裁制度的实行而加重责任，加重负担。[617]
马克思、恩格斯把个人定位于社会交往之中，认为，任何个人只是社会集体中的个人，而个人也只有在集体交往中才有创造性的自由。“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618]只有随着生产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619]、“团结一致”、“共同活动方式”才能建立起来。作为推进生产与生产力发展到极致的大工业大资本与大市场，一方面固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另一方面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人的异化与解放正是人的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不断的异化与解放，就没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解放正是通过异化而获得的。全面的解放则往往是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深刻的“物化”——对物的空前的依赖性）的产物。“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20]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充分发展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也使得人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终为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在现代工业市场社会，“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逐渐地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21]从人类历史的大视野出发，个人的发展有一个从依附，到独立，最终到自由发展的过程。
八、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
经济自由、经济统制究竟与政治民主、思想文化自由是什么关系？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以及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内部争论的焦点。《独立评论》、《观察》、《再生》、《世纪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杂志成为主要论战期刊。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计划经济要配合民主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自由多元，否则计划经济要出现风险、腐败与压抑创新。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主张政治上的一党独裁与领袖独裁，思想文化方面最大限度的统制。认为这样才能完全协力。战国策派计划经济提倡“尚力政治”，主张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思想文化方面主张适度抑制自由但不可过于抑制。
戴世光认为计划经济未必不可以政治民主，而经济自由也未必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是可以分离的。他批评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与政治民主为不可分的观点，认为，我们不能因政治民主而反对有计划的干涉的经济制度。并认为计划经济同样允许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因为经济自由并不一定要包括企业自由（企业自由弊端多），而是不虞缺乏的自由与免除失业的自由。[622]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钱暄认为，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的前提，而经济的民主是政治民主的保证。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另一种说法。指出经济民主的含义应该包含：大工业国有；国有事业须为社会服务；将所得盈余谋国民福利增进；劳资冲突必须解除。[623]国家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张君劢、张东荪提倡计划经济、民主政治与思想自由三者的有机结合，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和一党专政学说，背离近世的立国主义。[624]
针对许多人因为苏联没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而反对苏联式计划经济，1945年郭沫若在《新华时报》副刊撰文指出，苏联没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苏联人民有经济民主，人人丰衣足食，绝没有英美资本家拥资百万而失业者得不到面包的现象。
战国策派计划经济论者反对民主政治，认为民主政治体制难以达到较为彻底的社会立法。民主政治是以个人自由与平等的保护为目的，不设法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无法维持个人的平等。战国时代需求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但不一定是独裁的政府，也不是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为的政府。这种“强有力的政府”“不至于太强而压抑自由，复不至于太弱不能抵御外侮，有最高的效率，有最大的安全”。[625]
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奉行绝对的国家主义，即“国家万能”，赋予国家“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626]完全否认民主政治，指责其为“虚伪的政治的自由主义”[627]，认为“民主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28]，指责“民主化的遗毒，造成了（国民）党的组织上的散漫与无力”[629]，呼唤“铁与血的领袖和组织的出现”[630]，主张彻底的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政治，更主张最大限度的思想文化统制。[631]指出，“惟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唯一的新党，才能负担起非常期的使命。”[632]甚至主张暴力和军政。[633]
从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而倡导计划社会以后，张东荪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可兼得，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经济方面只有计划体制内的自由与平等。张东荪指出，既要实行有计划性的经济，必须要有集权的政治。[634]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所以称之为计划的社会。在计划社会里，要力争计划内的自由与平等，但制定计划务使在其中保有尽量的自由与相当的平等。不过，张东荪也认为，计划经济社会尽管允许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严格计划，但计划社会不应是一个僵滞的社会，社会的动力与活力是保持思想文化的绝对自由，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能按计划行事，因为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有时间性，社会的一时固定乃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只要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635]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民主与计划的兼容性仅仅适用于有限计划经济。[636]在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中，民主与计划是难以兼容的。因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最深刻悖论是，一旦计划经济确实能够导致经济和生活持续改善，那么，“在一个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里，是否还能保持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僵化？”[637]熊彼特不认同认为除了社会主义之外就没有真正的民主[638]，也不认同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全然不能共存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639]皮尔森指出，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把资本主义市场之形式上的、有局限性的平等和自由转变成真实的、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因此，最好不要把社会主义政治想象成为达到人类史前终点的东西，而将其视为一系列指导思想，表明一种没有止境的政治过程。[640]
九、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勾画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切生产组织公有，全部废除商品生产，平均消费。[641]整个社会生产由国家权力统一地强制地指挥。李达指出，“要使人类不为利益生产而为效用生产，若没有一种强制的权力去指导，必不会达到新社会的境界的。”[642]施存统主张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去发展生产力。认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更快更好，而且还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难以实现的公平分配。施存统指出，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好处（能使生产品急速增加），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中都包含有，所不同的只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所包含着的种种矛盾、冲突除去罢了。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要大得多。再加以公平的分配，整个无产阶级都能够得着“人的生活”，而用资本主义发展产业，非但不能给予无产阶级以“人的生活”，而且还给予许多非常可怕、悲惨于无产阶级。[643]
到了20世纪30年代，计划经济论者罗吟圃已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生产机关公有与计划经济的结合。罗吟圃指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644]
许涤新、张梁任、张金鉴、宋斐如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生产是可能的，计划经济却是不可能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行计划经济。许涤新指出，“在金融资本下的生产，早已是社会生产，然而‘所有’却是个人的。”结果，少数独占者对大众的压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645]据此而论，所谓计划经济也只能是少数独占者的计划经济，而不是社会计划经济。张梁任与张金鉴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无计划、无组织、混乱的。张梁任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之特征，正为个人经济之井井有条及整个经济之杂乱无序。[646]张金鉴指出，资本主义“神髓”为“营利经营”及“自由竞争”。因其“营利”故不顾社会的实际需要，而为无计划无组织的盲目生产。因其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故不为整个社会福利着想，仅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经营，结果必演成经济界的无政府的混乱状态。[647]宋斐如认为计划经济所要求的严格实施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满足，因此，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形态，是生产阶级支持下的国家权力伸张到经济上，做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且依照计划以实行统制的一种经济形态。根据苏联奥辛斯基的报告，计划经济实施所需严格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八：第一，劳动者的独裁；第二，一切生产手段及分配机关社会化；第三，废除阶级；第四，急快提高劳动阶级的经济的、文化的地位及生活标准；第五，产业指导的集中及与此并行的生产集中和专门化；第六，消除都市与农村间的矛盾；第七，消除民族的不平等；第八，发展一切领域内的文化活动，尤其是科学的调查事业。即使就一般情形而言，计划经济要行之有效，至少要具备三大原则：一是参加计划经济活动的人们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要一律平等，以消除私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的冲突。否则计划经济的施行既不能获根本效力，也不能持久。二是经济计划的实行者和指导者要同一人格。即一切计划须出自直接生产者的意志；一切计划须由直接生产者参加大部分的意见。否则少数人的统制违背多数人的意志，则一切理想的经济计划皆成为幻想；三是直接生产者必须是一切生产机关的主人。即直接生产者拥有一切生产机关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归他们所有或享受。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又是计划经济的最终目的。此外，次要条件还包括：政权的统一；统计材料完全而正确；官吏的清廉等。计划经济的经营方式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原因有四：其一，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其计划指导者（独占资本家）与实行者（劳工与农民）的地位与权力完全不同；其二，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无政府性，其生产手段私有，目的是追求利润，计划经济会导致改良生产设备及增进生产力的刺激减少，产业资本将退出产业领域，国民经济将大起混乱、衰颓；其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大权为少数独占资本家操纵，计划经济将失去其本来意义，而成为少数人剥削多少人的更扩大的办法；其四，资本主义型的计划经济只能助长独占，只是资本主义独占组织更高度的发展罢了。[648]
叶作舟、克己、陈志让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可能有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是消极的，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积极的。叶作舟指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首先，计划经济的第一要求在于利润的废弃，但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办到。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手段落在资本家手里，计划经济家不可能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失业问题。再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统制只能造就独占势力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制的计划经济，对内则建树在企业统制及金融统制的两种基础之上，对外则建树于汇兑统制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649]克己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统制，是企图树立以社会为中心的经济机构，依预定的经济计划，统制国民之生产并消费的一切的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统制，是以营利为基本的，依国家权力的发动，实行总体的经济统制。[650]陈志让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有经济自由，却无经济正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经济不公和社会不安定是资本主义两大病症。[651]
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者就主张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发展生产力，但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资本制度的崩溃还未实现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因此，主张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来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652]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有的计划经济论者只认同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与资本主义结合，或者计划经济可以同时容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朱偰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空间。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原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而只是因购买力不足而引起的消费不足。在中国，则资本主义根本未曾发达，所谓经济自由，亦从未完全实行。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无所谓资本主义，即在萌芽的资产阶级，亦束缚重重，不能抬头。[653]严仁赓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经济的优点在于，能够及时发现经济问题，而予以修补。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发生经济恐慌，乃至出现经济界全部的不景气，可说是内部发现破绽需要歇下来调整的一个惊警号，正可借这个警号之发，由自然的调节机构和力量来调整内部的矛盾，使过度的发展和膨胀自然收缩。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人力和物力资源，是跑向报酬最高的地方去的。如是，每一分子的报酬理论上讲是可以达到最高额，因而整个社会的所得自然也增加。[654]
诸青来提出资本制度非资本主义论，并对资本制度明其利弊，要求兴利除弊。诸青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并非由谁倡一新说，预定准绳，使其依养实现，乃由经济组织，逐渐变迁，经长期演进而成，实为一种社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指出，资本制度有形利益在于，增加生产力，发达物质文明。无形利益在于，使个人对其经济行为负责，唤起自觉心，其动机虽为私利，其最后结果不期而与公益相一致。其流弊为：由于竞争者地位本不相等，未必真正能够实现优胜劣汰；非为消费而生产，乃为牟利而生产，未必与消费情形相适合，结果是，社会问题愈趋严重。[655]诸青来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没有好感，批评其为“新式之商鞅”，指出，其“与真正共产主义无其关涉”。[656]
张东荪主张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结合。认为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以往的社会主义试验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只注重平等而忘记了生产的重要。自由与平等的打算中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657]戴世光主张以社会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修正资本主义。他指出，举凡生产过剩，资本集中，贫富不均，经济恐慌等，都是资本制度的产物，与全民福利常常是不一致的。要求以社会改革的精神去修正资本主义，以求财富分配的逐渐平均；生产计划的比较合理，全民福利增加；大众生活获有保障。[658]
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自由独占无政府状态”，[659]批评资本主义“不是互相协力的社会”，而是“互相争夺的社会”。[660]经济上资本家在市场上互争销路，生产不是为了消费，为了民众，而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润。于是一切都在私人的自由竞争的占有欲之下。判定，“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烂熟的程度”[661]。表示只有法西斯统制经济体制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从而有效对付因市场缩小、生产降低和失业增加造成的经济恐慌。[662]中国的法西斯统制经济论者打的主要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被张君劢、张东荪的国家社会党所使用）的旗帜，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的旗帜[663]，也有人打着“经济协力主义”或“协力经济”或“协作经济”的旗帜[664]。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或协力主义经济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当然也有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协力主义。法西斯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类实行协力主义的共同生活，协力主义是未来社会的骨干。[665]法西斯是最活泼的国家主义，是最前进的社会主义。[666]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自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指出，法西斯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法西斯主义经济主张阶级调和或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容忍私有财产与私的创意；注重间接税及租税负担的平等化与普遍化；承认阶级，否认平等。法西斯主义也自外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外。法西斯主义经济否认经济个人主义以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切原则；否认社会生活的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否定世界主义和一切社会现象当中的抽象的数学理论；否定自然主义以及一切机械的均衡论。[667]
中国的计划经济论者理解的资本主义基本上包含以下几点：私有制；经济放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盲目追逐利润或利润至上；剥削与独占；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依赖于个人对赢得和嗜爱财富本能的强烈兴趣，以这种个人本能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668]凯恩斯的定义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这两点。麦格劳指出，资本主义的准确含义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某些因素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必须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的不可侵犯性；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不能取决于“公平价格”等外在观念，而取决于别人愿意为之付出的价格；财产应该是可转让的；工资必须以货币支付；企业家创业以及技术进步应受鼓励。[669]威廉·基根则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明显对比也许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共产主义意味着集体所有，是一种体现绝对意志并必须强迫推行的体制。“中央计划”是其核心部分。而资本主义，一种基于法律规定的财产权利的私有制，看来是自然演进的。[670]
计划经济论者眼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则基本上是：生产工具或生产组织公有；计划经济或经济合理性；消除剥削或经济民主；消除经济危机或为消费而生产、不为营利而生产；消除贫困或发展生产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认为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换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671]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更是强调，要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672]当然，晏智杰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前途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能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后和最高的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也就必然会造成市场经济灭亡的客观条件，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673]
十、对生产要素论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梁启超早在1903年就把社会主义“最要义”概括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674]劳动价值论在这里已经被明白地指示出来。樊弘以劳动价值论批判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四因素论与分配论，认为其完全属于经济学假说，不合人道。樊弘指出，传统的经济学中第一个不合理的假说，就是劈首擅定经济学上的生产要素有四个：土地、资本、劳动与管理，因而在分配的时候所得的形态也分四种：地租、利息、工资和利润。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它的功用只能表示经济学上物与物的关系，而忽略了内中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商品的价值，无论从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出发，或从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出发，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传统学派的经济学在分配论上的根本假设全是错的。不但社会的一切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从现在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过去的劳动对于所得的创造完全没有它的份。[675]吴觉农也同样是从劳动价值论去批评工商业与农业的联系，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榨取，表面上很合理。他们的方法是：农产物的市场支配；农用必需品的供给支配；以及农用资金的金融支配。土地私有制度的榨取，在自耕农还有逃避的可能；而工商资本主义的榨取，则无论为佃农或自耕农，凡是个人主义的独立的小经营农业，尤其是没有组织的农民，都不能受其直接的残酷的榨取。[676]
反对统制经济的丁文江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677]谭崇台则认为，即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生产因素四分法，仍然需要“资本化的生产方式”，否则只凭劳动价值论，只能“均贫”，而达不到“均富”。谭崇台指出，生产因素四分法本身并不承担阻滞革命观念发展的过失，单凭劳动，生产行为殆成为不可想象的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中央设计机构不特要付给管理因素以“利润”，而且为了把资源的分配达到最大利用的境界，还必须把资本的“利息”和土地的“地租”计算在社会成本之内。无非是社会主义业已实现以后，此种价格不再是“市场价格”，而为一种由中央设计机构所决定的“账面价格”。谭崇台强调，经济革命的崇高理想是“均富”而不是“均贫”，革命绝不应消减资本，毁灭资源，舍去技术，而只留下一群赤贫徒手的劳动人民，使社会生产力低沉衰落，社会物质幸福的水准倒退几百年。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也应该容许“资本化的生产方式”（Capitalalistic Method of Production）。在中央设计机构的“蓝图”里面，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都被当作生产要件，对生产各自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而生产的所得却只归诸出汗出力的勤劳大众。要生产力高，不能只凭“胼手胝足”，而必须靠“资本化的生产方式”的建立。生产力巨大，分配额公允，才是人类最高的经济理想。[678]针对谭崇台的回应，樊弘也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时代，资本的性质业已变迁，用四分法似乎并无妨害。但樊弘仍然认为生产因素四分法把这几个因素并列，不能强调社会劳动的特殊重要，恐怕也不会被人采用。[679]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关系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能否真正实现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模拟，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兼顾。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价值论必须重新认识。晏智杰指出，劳动价值论的深层悖论是价值的一元论与实际生活中价格决定的多元论之间的明显矛盾。除了从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所得出的抽象劳动以外，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其他任何要素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包括土地、资本、科技、经营管理和知识等。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继土地和资本之后，科技工作、企业和事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知识的研究和创新，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不再是价值或价格的唯一源泉。20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肯定和强调了科技和知识在社会财富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作用，于是生产四要素论又加进了科技与知识等新的要素。晏智杰指出，在现代条件下，科技与管理，几不可阻挡地成为制约价格及其劳动法则的头等重要的因素。[680]
民国时期的生产要素论与劳动价值论之争，最能反映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由于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这就必然致命性地导致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国营经济的勃兴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无限性，与中国古代的经济传统是相关的。国家主义统制经济论者一般也承认这种传统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主张资本主义经济者，还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者；无论是主张民生主义计划经济者，还是主张新民主主义经济者，国营经济在其中往往都占着相当的比重，甚至是主导地位。近代以来的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争，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争，其焦点都不外乎是政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究竟应该处于何等地位。是全盘国有，政府包办呢？还是国有与民营兼顾，以国有为主导，由政府统筹呢？还是以民营为主体，政府尽量不干预呢？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政府计划为指导的计划经济，不管是全能计划经济（企业全部公营，政府全盘计划完全指令，消灭市场），还是准全能计划经济（国营企业主导，政府完全统制经济且部分指令，市场空间受到极大挤压），由于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且缺乏民主，因此先天内置等级权力的官僚经济种子和崇贫抑富的平均主义经济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这两颗就会发芽、生根、长大。国民党统治时期，实际上施行的是准全能计划经济，由于一党训政和领袖独裁，结果官僚经济恶性膨胀，泛滥成灾。1978年以前，由于共产党力图保持“穷则革命富则修”[681]的传统，结果崇贫抑富的平均主义恶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其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发展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在发展的方法是国营，还是民营；是政府计划，还是市场自动，而更在于如何能够顺应人民对经济利益的需求与追求，捍卫人民发展经济的基本常识与基本权利，充分发挥人民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此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与政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