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家
在我国灿若繁星的文坛上，到北宋仁宗（赵祯）时期，又升起了一颗巨星，这就是一代文豪——苏轼。
宋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6年）阴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诞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城内西南隅的纱觳行。
这天清晨，一阵“呱呱”的婴儿啼哭声从屋内传来。一直站在门外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的苏洵，心头忽然一热，急忙推门走进屋里问道：
“夫人，生下来了？”
程夫人只是有气无力地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苏先生，恭喜！恭喜！夫人给你生了个男孩！”接生婆一面给孩子包裹，一面高兴地说。“好，好，好！苏门大有希望啰！”苏洵俯身看着孩子白嫩的面庞，眼前一亮，忙把两只摊开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看把你高兴的，”程夫人缓过气来，看着丈夫兴奋的样子，自己心里自然也是由衷的喜悦，“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名字嘛，我早就想好了。给他取名叫轼，表字子瞻。轼，是车箱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瞻，是望的意思。”苏洵认真地解释着。
“这名字的出典是不是《左传·庄公十年》？文中说，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程夫人说。
“对，对。”苏洵肯定地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上也说，晋文公‘冯（凭）轼而望之’。”
“看来，你是希望孩子从小就能登高眺远，树立远大的志向，在功名事业上有所建树吧。”程夫人心有所悟地说。
“是啊。”苏洵感慨地说，“夫人既然深知我的意思，那就希望我们都注重对他的教育、促他成才吧！”
“是。”程夫人激动地点了点头。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眉山，正居于四川省中部、岷江中游。在它的东北200余里处，有四川的名城成都。在它的西南100余里处，有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据专家考证，苏氏之先祖，可以上溯至远古传说中的高阳氏颛顼大帝。高阳氏后裔繁盛，姓氏纷纭，苏氏乃其中的一支。传至汉武帝时代，有名将苏建，苏建有三子：苏嘉、苏武、苏贤。“三苏”系苏嘉一支的后代。苏嘉七代孙苏章，东汉时任冀州刺史，其后人定居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居住下来。所以，苏洵父子三人均称自己的家族为“赵郡苏氏”。
到唐代中宗（李显）神龙初年（705年）时，赵州栾城（今河北省栾城县）的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不久复为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刺史，未及动身就病逝于眉州。苏味道“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新唐书·苏味道传》），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苏味道有一个儿子未回栾城，就在眉山定居下来，于是眉山始有苏氏。
苏洵的高祖名叫苏祜，祖父苏杲，父亲苏序。这三代，虽在仕籍方面“皆不显”，但一直承继着苏家书香门第的传统，均为蜀中名士，如苏序。曾巩在《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说他的诗“多至千余首”。
苏轼有大伯苏澹，二伯苏涣，他的父亲苏洵排行第三。苏澹，字希白，大约活到40余岁。苏涣（1001—1062），字公解，后改字文甫。苏澹与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尤其是苏涣中进士以后，在眉山一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苏辙在《伯父墓表》中回忆当时苏涣中进士返乡时的盛况说：“乡人皆喜，迎者百里不绝”。苏轼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他自幼“为人聪明，辨智过人”（见曾巩《苏明允哀词》），后来在散文和学术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为著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但在27岁以前，他却是终日“游荡不学”的。曾巩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墓志铭》中说：在苏家兄弟中，只有苏洵小时候不爱读书学习。一直到20多岁时，他仍然不知读书。他的父亲苏序听任他这样，从来不管不问，乡人亲族对此都感到十分惊奇。有人问苏序说：
“苏老先生，你家明允怎么不爱读书呀？”
苏序只是捻着胡子，笑而不语。
“苏老先生，你家明允今年都20多岁了，怎么还是成天游荡、不理诗书呀？”有人又问苏序。
苏序依然捻着胡子，毫不在意地说：
“这个孩子，你们是不了解的！”
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眉山一带也是名门望族。就在苏涣中进士的那一年，程家的一个儿子也中了同科进士。程氏既出身于书香之家，自然也颇具文化素养。对于丈夫的游荡不学，她虽然不敢勉强相劝，但心中却是“耿耿不乐”。她唯恐丈夫就这样长此下去，终生无所建树。
苏洵到27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第二年，他去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就在这一年，苏轼诞生了。苏洵于一度失望之中，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他下定决心，一方面自己发愤苦读，一方面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立志成才。于是，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轼，字子瞻。
苏轼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有着源远家世的家庭中。就近世的苏门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文学世家。
少怀奇志
苏轼自幼学习勤奋，而胸怀奇志、“奋厉有当世志”，则是他之所以勤奋学习的动力。正如他的弟弟苏辙在《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诗中所写：“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口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
8岁前，苏轼和弟弟均以父亲为师。8岁后，入乡塾读书。乡塾设在眉州天庆观北极院，先生名叫张易简，是个道士。当时这个学校收有100多名学生。张易简最赏识的只有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苏轼。张易简虽然是个道士，却并没有忘怀世事。他很赞成当时的庆历新政，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十分崇敬。一天，从汴京来了一个人，把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张易简看。这首诗是赞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的。张易简兴奋地看着，连连称赞道：
“好诗，写得好，写得真好！”
看着张易简那兴奋的样子，苏轼感到十分惊奇。出于好奇心，他偷偷地凑到老师身旁观看。他看了几遍，便能把整首诗都背诵下来。这首诗中所赞颂的范、韩、富、欧阳等人，都是苏轼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他好奇地问老师：
“先生，这诗中所赞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张易简听到问声，急忙转过脸来，一看是苏轼，便随口答道：
“这个嘛——，你还是个小孩子，何必知道呢？”苏轼听了，心中有点不服气，觉得老师有点隔着门缝看人，便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我想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是不敢知道他们的，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应该知道他们呢？再说，你现在看我是小孩子，不愿告诉我，我将来长大了，不是也一样会知道的吗？”
张易简听到小小的苏轼竟然能说得出这祥一番大道理来，感到十分惊异。他高兴地把苏轼拉到他的内室里，让苏轼坐下。然后，他把“庆历新政”及诗中所赞颂的范、韩、富、欧阳等人，一一对苏轼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赞叹道：
“范、韩、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听着张易简的讲述，苏轼对范、韩、富、欧阳等人顿时肃然起敬。他一边听着，一边暗暗地攥紧了拳头，在心中想道：
“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人中之杰！”
看着苏轼听得出神的样子，张易简意味深长地说：
“我已经老了，唯望你能以此四人为师，做一个有志者。”
苏轼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激动地说：
“我一定不负先生的厚望。”
在家里，苏轼兄弟仍以父亲为师。每当父亲出游在外时，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便担当起家庭教师的责任来。程夫人平素“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苏轼10岁那年，苏洵游学四方。一天，苏辙由乳母带出去玩了。程夫人把苏轼叫到跟前，对他讲述古今成败之事。接着，又给他读了《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读到这里，程夫人看看儿子，见儿子双目圆瞪，心驰神往，知道儿子心有所动，便继续向下读。当读到范滂将自赴刑狱，范滂的母亲与范滂最后诀别时，程夫人也情动于衷，意形于色：
……（范滂）母曰：“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读完全传，程夫人情不自禁地说：
“像范滂这样为反对宦官专权而伏身刑场，实在壮烈；而像范滂的母亲这样深明大义的人，又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苏轼听母亲读着范滂的传记，心情一直十分激动，早就坐不住了。这时，他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激动地说：
“轼儿长大后愿做个一像范滂这样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人，不知母亲大人可否同意？”
程夫人没有想到儿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欣喜欲狂。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然后用两手端着儿子的脸颊，用泪眼看着儿子，肯定地回答说：
“轼儿，好啊！你既然有志做一个范滂式的名士，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
说着，她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宋哲宗（赵煦）元祜元年（1086年），苏轼被召为翰林学士（皇帝的顾问和秘书），知制诰（掌管替皇帝起草诏令）。在《谢对衣、金带、马表二首》其二中，苏轼写道：“慨然揽辔，敢有意于澄清！”由此可知，程夫人读《范滂传》对苏轼的影响是很深的。
为了不使苏轼兄弟养成娇气的毛病，程夫人还让他们“日享三白”：即每天所吃的饭菜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因为这三样都是白色的，所以就称为“三白”。后来，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在经济上极其拮据（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能痛自节俭；在被流放岭南时，能津津有味地大嚼用粗粮做的胡饼，都与他少年时“日享三白”的经历有关。
说起这“三白”来，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呢。
苏轼在京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做官时，曾经有一次对他的一位好朋友刘贡父说：“我与小弟苏辙在家读书时，母亲曾让我们每日享用三白饭菜，味道特别美。我们当时吃了这种三白饭，就不再信人间还有比这种三白饭菜更美的什么八珍九味啦！”
刘贡父听苏轼说得神乎其神，就以为这种“三白”饭菜一定是世上稀有的、味道奇美的饭菜，所以很想知道这“三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苏，快给我讲讲这‘三白’是些什么稀罕东西？你这一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嘴里都直流口水。”
“你猜猜吧。”苏轼故意拖延不说。
“这我怎么能猜着呢，我又没有享用过。”
“你猜吧，反正是别人没有享用过的、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你就往这上面想。”
“我越想越流口水，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快说出来吧！”
“还不到垂涎三尺呢！再等等。”苏轼笑着说。
“我自甘认输，实在猜不出来。”刘贡父把两手一摊，摇了摇头。
“好吧，那我就对你说说吧。不过，请你得保密，不可外传。”苏轼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
“好，好，一定，一定。”刘贡父点点头，也压低了声音说。接着，又用手指划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多再加上个小苏（苏辙）知。”
“好，那我就说啦。”苏轼认真地说：“这‘三白’嘛——，就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因为这三种东西都是白色的，故称‘三白’也！”
刘贡父一听，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苏轼是在故意捉弄他。
苏轼倒没有笑，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
“母亲大人让我们兄弟日享三白，确实使我们受益不浅，可以说是一生受用不尽啊！”
过了一段时间，刘贡父亲笔写了一封请柬，派人送给苏轼。苏轼一看，原来是刘贡父请他去吃“皛饭”的。苏轼一时没有想到这“皛饭”是什么意思，只想是什么稀奇名贵的饭菜，便对来人说：
“贡父读书多，这皛饭必有出处。回你家大人，我一定如期前往。”
到了约期，苏轼按时来到刘贡父家里，见桌案上摆的只有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他灵机一动，才明白刘贡父请他吃的“皛饭”即“三白饭”。三个“白”字合起来，不就是一个“皛”字吗？
“哦，原来如此。贡父是在‘报复’我呢！好吧，我只装作一本正经，不露声色。”苏轼心中暗想。
刘贡父将苏轼让入席间就坐，笑着说：“这就是你那天说的‘三白饭’，我又给它换了个名字，叫做‘皛饭’。”
苏轼故意装作十分高兴的样子说：
“太好了！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吃过这种‘三白饭’了。今天有幸又吃到这种饭，使我重温儿时读书的情景，重温母亲大人的教诲，实在太好了！”
说完，他也不让刘贡父，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便把桌案上摆的“三白饭”全给吃光了。吃完以后，他便要起身告辞，并再三再四地向刘贡父表示诚挚的谢意。
其实，按刘贡父的本意，原本不过是和苏轼开个小玩笑，让苏轼少吃一点“三白饭”。只要苏轼说一声“小时候吃着还不错，现在才知道不如山珍海味好吃”，他就马上让人将这“三白饭”撤去，摆上已经准备好的美味佳肴。谁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苏轼一见这“三白饭”，确实比见那八珍九味还眼馋，竟狼吞虎咽地一会儿工夫把它吃个净光。见此情景，他反倒认为苏轼前些天并不是在有意捉弄他，而是他自己完全误解了苏轼的意思。想到这里，他不觉脸色通红，感到十分尴尬，便急忙拉住苏轼：
“大苏，不要走！这不过是个小意思，是我和你开玩笑的。下面，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美味佳肴呢！”
“贡父兄，我已经吃好了。吃了这‘三白饭’，你再让我吃什么八珍九味，我都不想吃了！”说着，他执意要告辞而去。
临分手时，他郑重地对刘贡父说：“贡父兄，为报答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明天我再宴请你一次，请你到小弟家里吃顿毳饭吧！”
刘贡父见苏轼十分诚挚，就不再怀疑苏轼又会出什么点子来捉弄他，当即答应了。
苏轼走后，刘贡父一直在揣摩“毳饭”是什么意思。他想：这“毳”字是由三个“毛”字组合而成的，带“毛”的一定是动物了。“对！一定是大苏从什么偏远地方搞来了三只稀有的动物。先不说那味道能否比得上八珍九味，起码可以尝尝新鲜、长长见识吧。”
第二天，他早早地乘马车来到苏轼家里。苏轼料到刘贡父一定会如期前来，也早在门口相迎。二人相携步入大庭，相让入席，便天南海地、诗词歌赋地谈论起来。
眼看已过午时，还不见摆饭上来，刘贡父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对苏轼说：
“大苏，快摆饭吧，我的肚子已经饿了。”
苏轼却不动声色地说：
“贡父兄，先别着急，我一早就吩咐过家人了。”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摆饭上来。刘贡父又催起来：
“大苏，这毳饭……”
没等刘贡父说完，苏轼就接上去说：
“这毳饭是不大好做的，请兄再忍耐片刻。”
又过了一会儿，刘贡父实在饿得忍不住了，竟向苏轼哀求道：
“大苏，我也不吃你那毳饭了。我求求你，快点拿点什么东西叫我吃吃，我实在是已经受不了啦！”
苏轼这才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
“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毛’就是没有，这三样东西都毛，这就是‘毳饭’呀！”
刘贡父听了，才知道这“毳饭”原来是“三毛（没有）”的意思。当时，人们俗呼“无”为“模”，又讹读“模”为“毛”，“毳”字即由三个“毛”字组合而成。所谓“毳饭”，就是盐、生萝卜、饭都没有。
刘贡父顿时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大苏，我说你呀，想得可真绝！我真想不到你会出这样的绝招来捉弄我！”
苏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命人即刻摆上了饭菜。
11岁那年，苏轼兄弟被送到西寿昌书院读书，先生叫刘微之（即刘巨），是眉山一带著名的州学教授。他很有才学，特别喜欢作诗。在给学生们讲完当天的功课以后，他让学生们大声朗读，或让学生们默写课文。而他呢，有时和学生们一起抑扬顿挫地吟诵诗文；有时便望着窗外的景色，即兴赋起诗来。
一天，他看着窗外的环湖上飞过几只鹭鸶，遂诗兴大发，当即写了一首《鹭鸶诗》。这首诗，他简直是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心中感到格外满意。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更感到欣赏。他认为这两句将鹭鸶鸟受惊而飞的情态描摹得十分逼真。再加上“渔人”句又巧用拗句，可以说是妙手偶得。
于是，他马上让学生们停止读书，把这首新作念给大家听。接着，他又把自己写作这首诗的过程讲了一遍。最后，他问学生们：
“你们说，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
“好！”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刘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忽然，他看见下面有一只小手在举着，那张小脸上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他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苏轼。他想不出苏轼会说些什么，但他还是让苏轼站了起来。
“先生，”苏轼站起来，大胆地说：“你这首诗写得好是好，不过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只是，只是……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啊！”刘微之先生顿时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他不相信像苏轼这样小小的年纪竟能评出他诗中的“不足之处”。于是，他便爽然地说：
“苏轼，你说这诗中还有不足之处？好，你就大胆地说吧，即使说错了我也不会怪罪你的。”
“依我看这诗中的最后两句虽然描摹出了鹭鸶鸟受惊而飞的情态，但并未能交待出它们的归宿。如果能将这两句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则不仅可以交待出鹭鸶鸟的归宿，而且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名句，这样意境就更优美，诗味也就更觉醇厚了。”
苏轼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心中早已想好了的话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
“改得太好了！”刘微之先生情不自禁地对苏轼大加赞赏起来，“我实在不敢做你的老师了。”
在苏洵夫妇的严格要求和辛勤浇灌下，苏轼这棵幼苗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不时散发出熠熠的神彩和光华。据说，在苏轼十余岁的时候，苏洵让他写作《夏侯太初论》，他竟能出口成章，而且写出了这样的名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还有一次，苏洵让他模拟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一文，他竟又出人意料地写道：“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苏洵看后，顿时激动得眼含热泪。他兴奋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
“轼儿，只要你继续坚持勤学不怠，这些东西（指对衣、金带和马表）以后你自然会得到的。”
到宋哲宗元祜元年，苏轼果然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给他“特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见苏轼《谢对衣、金带、马表二首》其一）。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小看大，苏洵对自己儿子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天才在于勤奋，智慧在于积累。”一般人谈起苏轼来，往往过多地强调他的天赋条件，却恰恰忽略了他之所以成才的根本原因——勤奋。到晚年时，他的侄婿王庠向他请教读书方法。苏轼坦率地说；
“在学习上，实在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诀窍，只要下苦工夫就行。所谓‘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说到具体的读书方法，苏轼笑着说：
“我的读书法叫做‘八面受敌法’。”
什么叫“八面受敌法”呢？苏轼的解释是：世上的书多得像海水一样，读书就像入海一样，百货俱有。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总不能兼收尽取，只能去求取你所想要知道的知识，所以读书时每次可从一个方面入手。譬如说你想了解古今兴亡治乱及圣贤们所起的作用吧，那你读书时就专门注意这一方面，其余的可以暂且不去管它。第二次，再专门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这一方面。然后，第三次、第四次……，方法同上。这种方法看似迂钝，但以后学成，则可八面受敌，与一般泛泛涉猎的阅读是大不一样的。（以上参见苏轼《又答王庠书》）
这种读书方法叫做分类读书法或专题读书法。这种方法也适宜于研究问题，叫做分类研究法或专题研究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次抓住一个主要问题，易求精湛。
背书，特别是抄书，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笨的，但对于记忆力惊人的童年、少年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少年儿童的记忆力特强，理解能力却较差，我们正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他们的优势，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东西。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的苏洵，自然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苏轼在少年时期，就能够把洋洋大观的《汉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为了加深记忆，苏轼曾经用毛笔将《汉书》手抄两遍。后来，在被贬谪黄州的时候，他又第三遍手抄《汉书》。在背诵《汉书》的时候，他先以三字为题，然后以二字为题，最后以一字为题。当时，一位名叫朱载上的人到黄州去拜访他，他让朱载上来考他。朱载上随便从《汉书》中挑出一册来，任意举出每段开头的一个字，苏轼马上就能够滔滔不绝地将整个一大段背诵出来，没有一点错漏之处。朱载上一连换了几册，都是一样，不觉啧啧称赏，叹服不已。
抄书，除了可以加深记忆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练习书法。苏轼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为“颜（真卿）、柳（公权）、欧（欧阳洵）、苏（轼）”唐宋四大家之一，又独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四大家之首，这是与他少年时期两次手抄《汉书》分不开的。
苏轼在读书方面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独立思考。他从不盲目地崇拜古人、迷信古人。对于所学的东西，他都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以决定其正确与否。哪怕是古代的圣贤，或者是自己的老师，他都决不盲从。如他敢于大胆地改刘微之先生的《鹭鸶诗》，就是一例。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凡事都要经过自己缜密的思考，形成自己确定的见解。而一旦这种见解确立之后，他是决不轻易改变或放弃的。这正是他后来在王安石变法和元祜党争中，既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司马光等人的顽固保守的根本原因所在。有人说，他徘徊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是个两面派。其实不然。他自有一套基本的、一贯的、确定的见解，这种见解自始至终没有根本地改变。
苏轼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充满着天真、活泼和稚气的色彩。他和一般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们一样，有着特别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从小就是一个旅游家。他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蜀中一带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他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乐山（今四川省乐山市）的凌云山，乐而忘返。那里至今还留有他的题字。他又曾怀着极大的兴趣登临游览天下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那里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他又是一位植树的能手。少年苏轼，人小志大，尤其喜欢那直干劲枝、凌然青云的松树。在苏家祖坟附近的山上山下，栽种有几万株松树，据说都是由苏轼兄弟和小伙伴们一起栽种的。在实践中，他还积累了一套种植松树、保种保活的方法，竟有人专门来向他请教呢。后来，陈师道在《后山谈丛》这本书中，还专门记载了“东坡居士种松法”。
春天到来的时候，苏轼喜欢和少年朋友们一起出去踏青游春，陶醉在明媚的春光里。阴历二月十五日“蚕市”时，他拉着弟弟苏辙出去看热闹，同时了解世俗人情。到年终守岁时，更是大人们忙碌、小孩子们欢乐的时刻。有时候，充满稚气的苏轼却像个小大人一样，执意地要和大人们一起守岁熬夜，等到通宵达旦。
除了正常的学业之外，苏轼又喜欢绘画。后来，他尤善于画梅、竹、木（树）、石，是“文与可（文同）竹派”中的一位著名画家。
据说，当时文同的墨竹颇有名气，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搞得他一时难于应付。一次，他生气了，竟然把别人送来请他作画的绢扔在地上，恨恨地说：“谁敢再送绢来让我作画，我就把他的绢做成袜子来穿！”没过多久，苏轼调任徐州太守。文同脑子一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每当有人来请他画竹时，他便对来人说：
“我们画墨竹一派画得最好的，现在已经不是我了，而是新任徐州太守、大名鼎鼎的苏子瞻！你们不如到他那里去求画吧。”
这一说果然灵验，许多人都跑到徐州去请苏轼画竹了。苏轼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管有求必应，挥笔作画。后来，他接到文同的一封来信，方才明白。文同在信中说明了情况，最后开玩笑地说：
“老朋友，实在对不起，现在做袜子的材料都要送到你那里去了！”
苏轼还和父亲一样，喜欢弹琴，精通音律。张右衮《琴经·大雅嗣音》中曾说道：
“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
“骥驹学步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经过童年、少年时期的勤奋学习之后，苏轼满腹经纶、学业成就，便离开蜀地，像千里马一样驰骋大漠，像雄鹰一样翱翔高天……
名动天下
到20岁时，苏轼已经能够“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见《宋史·苏轼传》）。为了测试一下苏轼兄弟的学业水平，苏洵决定带着他们去成都拜访张方平。
张方平小时候十分聪颖，但由于家中贫困，买不起书，只好向别人借书来看。所以，他对于勤奋好学的青年人特别喜欢，十分乐于帮助他们成才。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苏洵父子。他和苏洵在一起谈论了古今治乱的原因，谈论了历史人物、当今名士。二人的看法竟不谋而合，谈得十分投机。之后，他和苏轼兄弟交谈了几句，更惊奇地发觉这两个青年人和苏洵一样出语不凡，便对他们格外器重，以国士之礼相待，把他们安排在一所清净的斋舍住下。
第二天一早，张方平忽然出了6个题目，命吏卒送到斋舍中。吏卒对苏轼兄弟说：
“大人出了六个题目，请二位学士试拟。”
这时，张方平便偷偷地躲在墙壁隙间观察他们。苏轼兄弟接到试题以后，各自坐在桌前沉思。苏辙对第一个题目的出处有疑，指着让苏轼看。苏轼料到会有人在暗处监视他们，便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他把手中的毛笔倒过来，用笔管敲了敲自已的椅子。苏辙顿时心有所悟，由笔管而想到《管子》，知道第一个题的出处是《管子注》。
他答完第一个题以后，再看第二个题目，对其出处还是不很清楚，又指着让苏轼看。苏轼还是不动声色，只是用笔将自己试卷上的第二个题目用力勾去。苏辙一看，知道这个题目一定是没有出处，也照样将这个题目勾去。
测试以后，张方平认真批阅了苏轼兄弟的试卷，他越看越高兴。第二天，他对苏洵夸赞说：
“你这两个孩子都是奇才呀！你这个大儿子文思聪慧敏捷，尤觉可爱。不过，你这个小儿子却谨慎持重，将来在功名进仕方面说不定还要超过他哥哥呢！”
“大人过奖了，”苏洵嘴里虽然这样说着，但心里却像喝了蜂蜜一样甜美。“两个小儿初出茅庐，还有待大人着意栽培才是。”
“需要帮忙之处，你只管直言相告就是。”张方平高兴地说。
经过这次测试，苏洵对两个儿子充满了信心。第二年年初，苏洵给张方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于三月份带着两个儿子赴京城应试。
张方平接信后，便立即给在京城任职的元老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一一写了信，并在物质上也给苏洵以资助。同时，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县）太守雷简夫也给韩琦、欧阳修等人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这年三月，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离别家乡，经陕西，路过长安、沼阳，于五月到达北宋的京城汴京，住在兴国寺的浴室院。苏轼兄弟在这里继续日夜攻读，积极地准备应考。
宋朝当时的进士考试，要先经过礼部初试，即举人考试。接着是礼部考试、礼部复试和皇帝御试。按照原来的规定，礼部初试的时间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中旬。但不巧的是，考期将临，苏辙却忽然得了重病。看样子，苏辙这种病不是三几天就能治好的。如果不想别的办法，苏辙显然是不可能参加这次考试了。
苏洵见此情状，真是心急如焚。他一面到处延请名医，寻求偏方，给苏辙治病；一面拿着张方平、雷简夫的信和苏轼兄弟写的文章去找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后拜右仆射，封魏国公，人称“韩魏公”。他也是一位善识人才的“伯乐”。《宋史·韩琦传》中说他“天资朴忠，折节下士（屈己下人），无贵贱（不分贵贱），礼之如一（对他们一样以礼相待）。尤以奖拔（推许提拔）人才为急……故得人为多”。当时，韩琦看了张方平、雷简夫给他的信及苏轼兄弟的文章后，对苏轼兄弟大为叹赏，并答应第二天便向仁宗皇帝奏明此事，请求恩准推迟考期。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上朝向仁宗皇帝奏道：“今岁召制科之士，只有苏轼、苏辙两兄弟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得一病，恐怕不能如期参加考试。能否将考试日期向后推迟几日，等苏辙病愈后再举行，乞请皇上恩准。”
宋仁宗一向爱惜人才，当时便予准奏，下诏推迟考期。至于何时开始，由韩琦决定。
在苏辙患病期间，韩琦曾多次派人前往探视。等到苏辙的病痊愈以后，韩琦才决定考试正式开始。这样一来，考试日期就比原定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天。从此以后，每届礼部初试的时间就改在九月举行了。苏轼、苏辙没有辜负韩琦等人的期望，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这次礼部初试。
据《师友谈记》所载，当时还有这样的传说。这一年，全国各地来参加礼部初试的人很多。一次，韩琦与一位客人闲谈，话题扯到这次考试上。韩琦说：
“有二苏（苏轼、苏辙）在此，还有谁能和他们较量呢？”
据说，韩琦这话传出去以后，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考生都纷纷离京，不敢再参加这次考试了。
后来，吕大防任宰相时，曾问苏轼这一年礼部初试为什么延期，苏轼便把当时的情况如实相告。吕大防听了，极为钦佩地说：
“韩忠献（韩琦）之贤，实在令人钦佩和敬慕啊！”
深秋，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猛。时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映现出大殿和佛塔的身影。
四更时分，苏轼、苏辙都被风雨惊醒了。苏轼从床上坐起来，把灯点着。他一转眼，只见弟弟也坐起来了：
“子由（苏辙字子由），你也被惊醒了？”
“是啊，”苏辙用手擦了擦惺忪的眼睛说，“这么大的风雨谁还能睡得着呢？”
苏轼从书案上拿起一本《韦苏州集》，翻开来，朗诵着：
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示全真元常》
读完全诗，苏轼颇有感慨地对苏辙说：
“子由，我们这次来京应考，如果功名不遂，自将离京归乡；如果功成名遂，但愿我们在为国家为人民建树了大的功业以后，及早退身还乡，且莫要贪恋高官厚禄啊！”
苏辙带有几分稚气地说：
“哥哥，你说得对！到时候咱们俩一道离京还乡，还睡在一张床上，好吧？”
“好，好！”苏轼听弟弟说得天真，不由地笑了。
停了一会儿，苏轼又严肃地说：
“子由，古人云：君子无戏言。让我们永远记住现在这夜雨对床之言。”
苏辙马上也严肃起来，郑重其事地说：
“哥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只要一想起这风雨之夜，一想起韦苏州这两句诗，就不会忘记今天夜里咱们说的话。”
“那就让咱们一起再把韦苏州这两句诗诵读一遍吧。”苏轼激动地说。
“好。”显然，苏辙的神情也十分激动。
于是，兄弟二人又一起诵读着：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嘉祜二年（1057年）正月，宋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负责这次考试的还有韩绛、王珪、范镇、梅公仪、梅尧臣等。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嘉祜二年时，欧阳修在朝任礼部待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是北宋诗文运动的领袖，尤喜奖引后进。但是，苏洵初到汴京时，并没有去找欧阳修。
礼部考试于这一年二月正式开始。考试这天，苏轼、苏辙半夜时就起床了。他们在天亮时赶到皇宫，然后分别进入试场，被关在隔室里，外面有卫士看守。
考试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仅有553个字。
梅尧臣看到这份试卷后，认为这篇文章气势充沛，行若流水，纵横驰骋，雄辩有力，“有孟轲之风”，遂把它马上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一看，大为叹赏，认为这位考生一定是个“异人”。他本来想把这位考生取为第一名，但忽然又想到，他的门生曾巩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他怀疑这份试卷可能是曾巩的。于是，为了避免由此可能招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他便将这位考生取为第二名。待考卷揭晓以后，才知道这位考生原来是苏轼。
苏轼的文章中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杀他，有三条理由）。’尧曰：‘宥之三（赦免他，有三条理由）。’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严），而乐尧用刑之宽。”梅尧臣看后，不知这几句出于何书。统观全文，自非寻常，心想这位考生所引尧和皋陶的话一定是有出处的，不敢妄加臆断。因为天下的书籍，浩如瀚海，自己当然不能尽读。这位考生的考卷中所引尧和皋陶的话，或许就在自己未读之书中。
欧阳修看了以后，也不知这个典故的出处。他问梅尧臣说：
“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兄，这个典故出于什么书中？”
梅尧臣不说自已不知其出处，只说：
“只要用得好，何须出处！”
欧阳修点点头，表示赞同。
出榜之后，被录取的考生照例要拜主考官为“恩师”。于是，苏轼、苏辙便和欧阳修成了师生关系。一天，苏洵带着苏轼兄弟去登门拜谢欧阳修。谈话之中，欧阳修顺便问苏轼：
“你在试卷中所说的帝尧和皋陶的典故出于何书？”
“事在《三国志·崔琰传》孔融注。”苏轼回答说。
苏洵父子走后，欧阳修随即把《三国志》从书架上抽出来。他翻阅了一遍，在《崔琰传》孔融注中却没有找到这几句话。
过了几天，苏轼有事到欧阳修家里去。欧阳修又向苏轼问起此事。
苏轼从容地说：“《三国志·崔琰传》孔融注引《魏氏春秋》中说，袁绍败后，孔融给曹操写信说：‘周武王伐纣，将殷灭亡后，把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想到孔融学识渊博，以为这个事载于典籍。后来，曹操见到孔融，向他问起这个典故的出处，孔融说：‘我以现在的情况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是想其当然耳！’我在试卷中用帝尧和皋陶一事，也像孔融一样，是想其当然耳！”
“你这个‘想其当然耳’，用得可真是恰如其分！竟把我和梅公都给蒙住了。”欧阳修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后来，欧阳修与人谈到苏轼时，曾叹美地说：
“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然要独步天下！”（见《诚斋诗话》）
当时，苏轼还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一开始，便以简明而准确的语言批评了宋初的文风。接着，称颂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最后，申明谢恩之意，表示自己愿意拜于欧阳修门下，能够得到欧阳修的教导启发，以便有所长进。
欧阳修看了苏轼的信以后，曾对人说：
“我读了苏轼这封信，不由地出了一头汗。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
一次，他又曾对人预言道：
“再过三十年，就没有人再说着我啦。那时候，天下文章，当推苏轼！”
不出欧阳修所料，后来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跃而超过了欧阳修，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
苏洵见两个儿子同时名标红榜，高兴得热泪盈眶。他逢人便说：
“不要说红榜高中很容易，对老夫我说来可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要说红榜高中很难，我这两个小儿真如从地上拾棵小草一般！”
宋神宗（赵顼）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一诗中也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文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洵见两个儿子均登高第，心中也跃跃欲试，不甘落后。一次，他单独去拜访了欧阳修，并献上自己精心构思、反复推敲修改的20篇论文。
欧阳修看了苏洵的文章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颂苏洵的文章立论高拔、组织缜密，文辞繁茂，长于说理，同时风格浑厚，善于运用类比和引证的方法，实有荀子的雄辩之风。于是，欧阳修遂将苏洵的论文上奏朝廷，宋仁宗阅后，也不禁大为赞赏。
这样一来，苏洵和苏轼兄弟一样名声大震，公卿大夫争相传诵他们父子三人的论文。
于是，一时之间，“三人（苏洵、苏轼、苏辙）之文章，盛传于世”。得到他们的文章的人，阅读以后都为之惊奇，或自叹赶不上他们，或钦慕他们，效仿他们的文风。遂有“苏氏文章擅天下”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