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巴黎市民沉浸在庆祝主显节和愚人节的狂欢中。格雷沃广场上，一位波希米亚女郎的优美舞姿吸引了成群的观众，她婀娜的身影和森林女仙般轻盈活泼的舞步，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赞叹。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美丽而不幸的卖艺女爱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1831）的故事，便围绕着她的遭遇展开。这是一部闻名遐迩的浪漫派小说力作。它的作者维克托·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他是天才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和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家。
雨果于一八〇二年出生，一八八五年去世，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经历了十九世纪法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变革，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建立与崩溃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和消灭封建势力，直至建立完备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他的数量惊人的创作于是分别打上了十九世纪法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记。
雨果自幼多才多艺，尤其热中于文学。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刚满十六岁就夺得图卢兹百花诗赛的金奖，被夏多布里昂[1]赞为“神童”。他十九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二十岁开始尝试戏剧，二十一岁着手写小说，直到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学遗产。作为文学家，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为诗剧《克伦威尔》（1827）写的长篇序言，对当时统治法国文坛的古典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清算与批判，并明确提出了崭新的浪漫主义诗学理论，被誉为“浪漫主义宣言”和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他的戏剧《艾那尼》（1830）在巴黎的首场演出，成为浪漫派和古典派的一场“决战”，两派观众，营垒分明，首演的成功，被认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九三年》等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广泛流传；特别是他在法国诗歌艺术上的建树，至今尚未见有出其右者。
由于母亲的影响，雨果的早期作品充满对王室的热情赞颂，但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保王主义者。随着时代的步伐，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期转变为自由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坚定的共和派，在第二帝国时期无畏地与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独裁作斗争。他曾为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斗士伸张正义，曾经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给一八七一年被迫害的巴黎公社社员作避难所。当然这并不意味雨果赞同无产阶级革命，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确出自一片至诚。雨果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深信人道主义是拯救社会、改善人类处境的济世良方。在这种信念推动下，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对那个奴役人、压迫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人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主义小说，于一八三一年初版问世。此时正值雨果在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影响下，从保王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因而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赞颂。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善良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会人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王权的专横暴虐。作者明确指出，迫害爱斯梅拉达的，首先是教会的当权人物——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他因自己罪恶的欲念得不到满足，便疯狂地陷害这个无辜的少女；其次是宗教法庭，他们以偏见迷信为依据，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还有逢场作戏的贵族公子弗比斯，从精神上打击、摧残了这颗纯洁的灵魂；最后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者——国王——亲自下令绞死“女巫”，并残酷镇压了企图救出爱斯梅拉达的人民群众。
作为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巴黎圣母院》在艺术上处处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巴黎圣母院》的情节，始终围绕着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波希米亚女郎爱斯梅拉达、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和敲钟人伽西莫多。
善良美丽的少女爱斯梅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误入“乞丐王国”的诗人甘果瓦为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性命；看见伽西莫多在烈日下受笞刑，因口渴而呼号时，只有她对这个丑怪的敲钟人表示怜悯，把水送到了他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将这个人物塑造为善与美的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对封建教会及王权产生强烈的愤恨。
克洛德副主教表面上道貌岸然、德行高超，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他自私、阴险，为满足自己的欲念不择手段：他出于淫欲指使敲钟人劫持爱斯梅拉达；他出于嫉妒刺伤弗比斯却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他因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便想将她置于死地。这是一个扭曲的病态的灵魂，伽西莫多只是肉体上畸形，克洛德却是精神上畸形。他愈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人间的欢乐，便愈是仇恨世人，敌视一切。他煽动宗教狂热、制造迷信、散布对波希米亚人的偏见、伙同王家检察官残害人民。他既是宗教伪善和教会恶势力的代表，又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牺牲品。作者企图说明，在反人性的宗教戒律约束下，一个卑劣渺小的灵魂如何因自身的异化而变得更加邪恶。
伽西莫多的形象和克洛德副主教恰恰相反。他外表丑陋，内心崇高。他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但这是一种混合着感激、同情和尊重的柔情，一种无私的、永恒的、高贵质朴的爱，完全不同于副主教那种邪恶的占有欲，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弗比斯的逢场作戏。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弃儿，从小就受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克洛德收养了他，像使唤奴隶一样役使他，他也就像一条狗一样盲目服从主人的意志。但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身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和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读者的全部思想感情，使人们产生强烈的爱与憎。也许，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魅力之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还怀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巴黎社会底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群。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在他们的“社会”里，却可以找到上层社会所罕见的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路易十一所统领的上流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卑贱者”当中，爱斯梅拉达受到尊重、爱护；而在那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里，她却受到惨无人道的凌辱、迫害。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而攻打圣母院的场面，写得慷慨悲壮、惊心动魄，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攻打王宫、捣毁圣日耳曼教堂及巴黎大主教府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