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间，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去年写完一本，《黑洞：弘光纪事》，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写了十个问题。这一本写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传》。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弘光年，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中国历史，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盖自宋代以来，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万历十五年》曾称宋代诸多方面“已如现代国家”。惜为蒙元所灭，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好在这一百年，从全球范围看，时间尚不紧迫，中国还耽误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继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全面祧续宋人。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迈、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逮至万历间，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然天不佑中华，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同时，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在沉沦荒蛮、几近湮灭三百年后，重获新生，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而益为明朝大患。内外双忧，并至齐发。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复于乙酉年（1645）丧南京，终于灭亡。这是继宋亡之后，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看，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铢两悉称，正待好好比试一番。可惜，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从竞赛中退出了——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
我们于中国因被满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满清的好处是，总算比蒙元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我对满人这民族不抱偏见，但从历史角度说，满清统治在搅扰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上，实难辞其咎。此事若发生在中世纪，犹可另当别论。晋以后北中国有五胡之乱，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暂如此，后来金灭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对文明造成破坏与羁绊，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但我们觉得基本可以仅作为民族冲突来看，还谈不上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那是因为，第一，整个人类文明尚未到打开一扇新门的时候，世界历史还处在旧的格局当中；第二，中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的新萌芽发育和生长，社会生产力以及配套的制度还算适合、够用，变革与突破的要求实际并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纪全然不同，人类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国在旧制度下的苦闷也忍无可忍、正待喷薄欲发，偏偏这个当口，满清来这么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时刻，主要在这一层，才是中国历史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节点。对于它的历史与文化后果，当时中国不少杰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认识或强烈预感，后来反而认识不如当时清楚。鸦片战争以迄日本侵华，中国有将近百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故明季这段历史，因此被“触景生情”，更多从亡国之痛、民族冲突意义上，被近世夺为酒杯，浇“爱国”之块垒，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抑或不可，问题在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含问题及所达深度，实际远逾乎此。我觉得，黄宗羲、吕留良、徐枋等人思想里都隐约有这样的看法：明亡本身无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为清亡，亦即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毁。那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大幅跌落并裹足不前。这才是明清鼎革无限悲凉处，不知此，对于“野哭”二字只怕难会其意。
不能从文明的损失着眼，矻矻于民族情绪，会使我们错失这段历史的真正教益。对各国历史来说，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动态的，古代中国讲“夷夏之辨”，但这字眼简直无法作历史的推求，不要说满清、蒙古、西域诸族，如果推到商代，连周人也算“外夷”。何况沿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朝前走，往往还将去往反方向，实用主义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来论，当它作为入侵者、亡中国者时，固然是被痛恨的，但当它为中国带来大片疆土之后，好多人又破涕为笑，荣耀地认作一个伟大朝代。将近四百年来，明清易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就这样被模糊、被遗忘、被丢弃，而彼时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过眼烟云。
我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盖出于不忍以上况味就这样付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我希望，借助于选材，加上我初浅的研究与表现，让这有转折点意义的时刻，得还鲜明。
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还算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
写作方法，也得考虑。过去说“文史不分家”，其实不对。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说应该分家。文学和史学，一为艺术，一为学问；一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一个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还有不少副作用。中国史学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来。或者以美恶代替事实，或者视史撰如说部，觉得添油加醋、“支离构辞，穿凿会巧”[1]，关系不大。所以对本书这一类写作来说，“文”与“史”的确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善，极易“以文害史”。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文史分家，才学相济。前半句讲要以史学为本，绝不让文学的东西有损史学；后半句讲另一面，即才足以济学，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学”，成了寻章摘句、掉书袋，而触碰不到历史的人性内涵。
具体讲，直到现在，关于传记写作还有不少人主张可以虚构，认为写到细节的时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虚构和想象加以填补。诚然，写作者有他的难处，史料总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发挥一些想象，加点虚构，好像在所不免。问题是，没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够确保他的想象或虚构可以符合实际。由于自认不能这样高明，我是宁付阙如，绝不虚构。还有人认为，传记写作免不了来点虚构无关史料和事实，而是基于叙事美学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难鲜活，个性挖掘和表现就不能深入。这只是一个错觉。小说极盛时代以来，作家们普遍习惯于或过分依赖虚构，好像文学性便等于虚构。其实，虚构既非文学性的来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离开虚构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语言有质感、有温度，非虚构非但不损失文学性，相反本身就带来独特的文章之美和阅读快感。当然，我们也确读到很多乏味的、史学足而文学不足的传记作品，但它们的问题都出在语言上，并非因为不擅虚构。
既然不用虚构，《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语）、事件始末（哪怕细枝末节）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案可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据自何人何书，从版本到页码，我们都备具其详，以便验核。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这当中，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倘在能力范围内，我也试予考证、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以求去伪存真。
这样做，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而且越来越缺乏。虽然对历史的诚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们现实来论，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约束我们，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是有出处的，可查可考；这样，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夹带私货了，别人可以立予核实、指出或提出商榷。
历史需要敬畏。谑弄历史，无利可图。以历史为妾妇，呼来斥去，有时颇为快意，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调皮捣乱的学生，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历史是一位好老师，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应该注意听讲。
与此相关，又有四个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视高明，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有时相反，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或强求、或曲解。姑举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孙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自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凡此，即因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举。
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2]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俗白地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但依同样逻辑，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当时事，当时语”，不妄自改易，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终至于无法收拾。
略事申陈，权为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