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85？-前304？）名轲，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其老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一个学生。孟子特别崇拜孔子，自觉地向孔门后学学习孔子的思想，最终成了儒家学派的第二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被后世尊为亚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的孟子事迹过于简略，关于他的生平情况，可以根据《孟子》中的一些有关记述，从而知道其梗概。
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孟子，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型政治活动家。他曾经“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带着众多门徒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君主，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在齐国，他曾经长期担任“卿”的官职，地位不能算低，却并没有受到齐宣王真正的信任和倚重，只能算是对他很优待。在滕国，滕文公很赏识他，曾经推行他设计的“圣人之政”。滕国推行儒道的详情已不得而知，总归是没有能像孟子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兴盛起来。
战国时期是乱世，诸侯靠武力兼并，而孟子则主张依靠仁政统一天下，诚如司马迁所评，是“持方枘欲內圆凿”，所以不能被诸侯接受。孟子奔波一生，其政治理想最终不能实现，便和学生们一起著书立说，给后世留下了《孟子》七篇。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师，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孟子》中到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比起《论语》来，孟子对“仁政”的叙述更加丰富具体。他主张君主应该为民父母，与民同乐；如果他们荒淫奢侈，则是“率兽而食人”，是造成民众苦难的罪魁祸首。
孟子响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论述了“得民心则得天下”的道理。为了民生，他提出实行井田制。这一主张的正义性，在于使民众获得“恒产”，有“恒产”方能葆有善良的“恒心”。此外，他还提出减轻税负的主张，通过富民达到强国的目标。
孟子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见正文2.7）在重要政务方面，要以“国人皆曰”为取舍准则，这一主张闪耀着现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论语》一书对“君子”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刻画，《孟子》则使这一形象显得更加生动具体。孟子也以他个人的言行彰显了这一形象。他在齐国担任重要官职，但其政治主张却不被重视，因此也多年不肯领受俸禄，前后累计达十万钟谷米。
在各国君主面前，孟子坚持既不失礼貌又不降格调的原则。他认为士人是诸侯之师，应该受到应有的礼遇，决不可向权势者阿谀屈节，处处体现出一股骨鲠之气。齐宣王想让他主动到朝廷去拜见，他辗转拒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他认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见正文4.2）
孟子关于“养气”的思想也颇值得重视。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见正文3.2）他认为自己的勇敢是最高层次的，因为它有道义和智慧的制约，是一种君子气概，是一种高大无比的理想的精神状态。
《孟子》是儒家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属于中华文化的源头典籍。尤其在后来成为“四书”之一以后，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孟子长于论辩，善于修辞，其文章在先秦散文中独树一帜，备受后人的推崇。
在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儒家思想一直承载着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形直到现当代才有所转变。伴随着中国近代以来近百年的风雨沧桑，儒家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西施成了嫫母，儒家思想不仅一无是处，甚至成了诸恶之源。在这一百多年里，儒家思想被污名化，经历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远远超出当初批评儒家思想的前贤们所设想的目标。平心而论，儒家思想所包涵的诸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对于改善当前的恶劣文化氛围，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儒家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评，学术界有责任加以澄清。当然，这一工作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步骤莫过于准确地解读原典，还原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是怎样说的。只有听懂了人家的意思，才能判断其是非。
为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历代学者在古籍整理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清代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时期，成果最为辉煌。清代学者在正本清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仅就先秦最为重要的三部儒家著作而言，就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这样具有集大成之功的不朽著作。不过，他们的书是写给清代人看的，针对的是当时的语境。如今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界也应与时俱进，适时推出一些适应当今普通读者要求的解读原典的作品。然而，晚清以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学术界的有关工作做得并不好，甚至连前人已经做出的优秀成果也没有很好地吸收，推陈出新多少近于奢谈。基于这种情况，笔者不揣浅陋，决定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贡献一份力量，至于优劣好坏，还请读者多多批评。
2010年，笔者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论语详解》。2012年，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商榷》，在求真出版社出版了《孔子传》。这三本书互为表里，表达了我对孔子和《论语》的基本看法。在此之后，笔者又以《孟子》为中心，做了一些研究。
当今学术界对《孟子》的关注不及《论语》，相应的解读著作也不多，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是影响最大的。但刻书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和讹误，对于其中的问题，笔者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中做了较为系统的平议。
孟子说“以意逆志”，这其实也是训释古书的良方。关于语词的解释，笔者根据语理、事理、文理，努力细致地推考《孟子》原文和前人的注释，获得了许多关于《孟子》文本校勘的新见解。例如《孟子·梁惠王下》：“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赵岐注：“士师，狱官吏也。不能治狱，当如之何？”据赵注，“治士”当作“治狱”，因为“士师”是治狱之官，本来就不是治士之官。再例如《孟子·滕文公下》：“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赵岐注：“不祭则不宴，犹丧人也，不亦可吊乎？”可见原文的“亦不”当作“不亦”。
在训诂方面，笔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例如《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里的“烈”字一般解释为“用烈火烧”，但作者认为此处应为“迾”之假字，意为圈围起来。又，《孟子·万章上》：“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这里的“语”，笔者觉得应该指“当时记载事情的一些书籍，有的叫传，有的叫记，有的叫语”。
本书的《孟子》正文以清人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其中不同于前人的注释则以《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为依托，反映了笔者对《孟子》的理解。在形式上，为了照顾当下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舍弃了繁琐的论证过程，读者若有疑义，可以《商榷》参考其详。
最后，十分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葛云波、李俊等各位老师，他们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严肃的审读把关，对书稿提出了大量珍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友人吴岫原，她也指出了本书初稿中的许多失误。还要感谢学生孙冰洁，她的毕业论文是与杨伯峻《孟子译注》进行商榷的，其中有几则研究成果被本书采用，因而减少了疏误。
欢迎大家批评！
白平
2013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