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与方苞俟父外出之机，启箧发现家藏旧板《史记》，遂共同观之。
按：以后《史记》就成为方苞兄弟作文的典范，方苞“义法”说的产生，也和他受《史记》的影响密切相关。“义法”说是方苞古文创作理论的核心，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也是桐城派后代作家固守的基石。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淮》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方苞集》卷二）
按：关于方苞“义法”说：
方苞《书汉书霍光传后》曰：“《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其有关于治乱者。班史义法，视子长少漫矣，然尚能识其体要。其传霍光也，事武帝二十余年，蔽以‘出入禁闼，小心谨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而其事无传焉。盖不可胜书，故一裁以常事不书之义，而非略也。其详焉者，则光之本末，霍氏祸败之所由也。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后人反是，是以蒙杂暗昧，使治乱贤奸之迹，并昏微而不著也。是《传》于光事武帝，独著其‘出入殿门下，止进不失尺寸’，而性资风采可想见矣。其相昭帝，独著增符玺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国之钧，负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学专汰，则于任宣发之，而证以参乘，则表里具见矣。盖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方苞集》卷二）
方苞《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曰：“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此书、疏、论、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方苞集》卷二）
钱澄之在北京与陆元铺、毛会建、计东、朱彝尊会丰台药圃。
朱书随父由潜山迁回故里。
方苞父仲舒自定所著为《爱庐集》。